撰文：张蒙
在近代中国，医学有与政治权力共生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为政者以公共卫生为切入口干涉私人生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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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个人卫生上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据称他不喜欢洗澡也不喜欢洗衣服，搞得臭虫满床，还有好事者专门前来帮他抓虱子。有人回忆说，章太炎曾借住在刘师培家，结果“囚首垢面，衣巾经月不浣，养松鼠于袖中。果壳和干肉狼藉，室内虫蝇飞扰”。刘师培夫人不胜其扰，一怒之下将其逐出。更为人所乐道的是，他在1899年到日本去，第一次就在洁净的屋内随地吐痰，令日本妇人“窃笑”不已。彼时日本正处于西洋医学与公共卫生高歌猛进的阶段，包括吐痰在内的许多个人行为都被纳入警察监管的范围，维护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甚至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这也是为什么章太炎不经意的吐痰行为会引来日本人嘲笑的原因。
有趣的是，不讲卫生的太炎先生却在1903年之后开始经常沐浴洗漱了。原来，当时他因为“苏报案”意外入狱，监狱规定囚犯必须洗澡，在强大的专政工具面前，他也只能屈服。出狱之时，章太炎“面白体胖”，令他的学生感叹“毕生所未见”。经由监狱的强制改造，老师居然焕然一新。
章太炎
章太炎的故事似乎在提示我们，个人的卫生习惯在某些时候只有经由强制力才能得到改变。而这种强制力又与西方舶来的医疗卫生观念取得合法性有关。西方医学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影响日大，到20世纪初时，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如其他传统学问，医学由“道出于一”转为“道出于二”——出现了显著的中医与西医的划分。与他们的中医同行不同的是，那些学习西方医学的国人更为积极地寻求将医学与国家进行某种“绑定”，比如游说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构，颁布新的医疗法规、广泛开设医学校、统一医学名词，等等。换言之，西医比中医更容易与政治相结合。在当时民众对西医的接受度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权力直接赋予其权威性，成为近代中国“西医东渐”的一大特点。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早的卫生行政组织，不是源于医师的自发结社，却是肇始于警察系统。清末建立的卫生警察（medical police）制度，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食品卫生、环境卫生、防治传染病、管理医生等事务全部包含在内，堪称“警察万能”。相比于贫弱的卫生教育，当时的政府更愿意以行政的力量在社会中推行日常生活的“科学化”。借助卫生学知识而引入的政治干涉的新维度，使当时的为政者获得权力下渗的机会。原本不处于政府过问的日常生活在卫生的名义之下进入国家监控的视域之中。正如一本卫生警察教科书中所言：
实施卫生之首要工作，莫如卫生运动。即一方面尽力宣传，使人民感知卫生之重要，能身体力行，实事求是。一方面国家用种种权力加以督促劝导，俾上下一心，草偃风行。政府为完成上述之任务，于是而有‘卫生警察’之产生。
换言之，政府看中的正是卫生警察兼具的教化功能。举例而言，生石灰在早期现代的中国，往往出现在殡葬之中，用以吸收椁外的水分，保持干燥。但是到了清末，卫生警察为了治理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开始将生石灰广泛的用于公共场所的消毒，尤其会在一些家有传染病人的门口撒生石灰。这在时人看来颇为晦气，可是没过多久，大家见到人人如此，便抛下先前的观念，争相购买生石灰，“故石灰店热闹非常，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卫生警察移风易俗的能力，可见一斑。
吊诡的是，虽然卫生警察的职能尝尝被拔到为国家培养优良种族的高度，卫生警察自身的专业素养却常常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而艰巨的重任。他们往往只接受过几个月的卫生训练，便充当起监督整个医疗行业的角色。直到191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内务部才开始敦促各地卫生警察应尽可能以医学毕业生充任。近代中国卫生警察制度的先天不足体现出西方医学知识被架空的时代特征，也说明统治者对医学本身缺乏足够的关注。可见，当时语境下的卫生警察的落脚点仍然是以强制力为核心的国家行政。至于卫生本身——用医学史家Charles Rosenberg的观点来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政治上十分可行的行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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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卫生警察反映的更多的是来自权力对于公共卫生学的改造与利用，那么由专业医师伍连德所主持的东北防疫工作则从相反的方向佐证了公共卫生对公权力的依赖。离开政府的推广，预防医学将寸步难行，就连治疗医学也将面临来自民间的不信任。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最先让清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医学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场被外国列强严重关切的大疫在短短几个月里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所谓“人死如麻”、“地无完土”。现在我们知道，这由捕猎旱獭引发的烈性传染病，通常会在几天内发病，病死率高达百分之百。我们也知道，这都亏了当时有“国士无双”的伍连德作为防疫总负责人，他采取严厉的卫生措施才得以成功扑灭鼠疫。然而，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其实伍连德自己都感到这些措施非常极端。西方医学与人道的某种冲突，在东北鼠疫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无力深埋尸体的情况下，伍连德目睹东北死亡枕籍和棺木成排，很担心曝露在外的尸体成为新的传染源，便斗胆提请清廷下谕旨允许集体火化2000具尸体。这一理由固然出于无奈，但是公开焚烧病死者的遗体，即使在当时医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不敢想象的事。谁想，清廷只用了三天便应允了伍连德的请求。数十年后，伍连德在其自传中回顾这段历史，依然感佩清廷的开明，甚至较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伍连德还称赞东北老百姓能够理解这些极端手段（“当地百姓并无怨言”）。
伍连德在哈尔滨鼠疫研究所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当时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就曾说：
民间风气未开，检验隔离既苦不便，焚尸烧屋复谓不情，往往隐匿病人藏弃尸身，甚且造谣滋事，相率抗阻且沿边一带铁路各站以及省城之居留外人又复遇事要求，多方指摘，层层困难，几乎无从措手。
显然，防疫在实际操作上是非常艰难的。对此，东三省总督锡良有更为深刻的体认：
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
作为医师的伍连德与作为地方政治领袖的锡良和周树模之间，对于民众心理的不同理解，某种程度上直接预示了民国时期医师、政府、民众三者之间的重重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核心便在于人道与科学之间的边界的划定。
进入民国之后，鼠疫又有多次爆发。其中比较严重的是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当时仅仅半年就有16000多人染病死亡。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比较肯定主政者阎锡山的治疫贡献。根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阎锡山在鼠疫发生后动员军事、行政和民众等多方力量，使得疫情的控制“卓有成效”。但是在伍连德医生看来，却远谈不上成功。他认为，当时的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未显示出当年朝廷上谕所具有的力度和效能”，而阎锡山本身也没有采取中央集权式的管理。这些都大大削弱了预防医学的威力，结果导致民众“非但不合作”，还纵火焚烧了防疫工作者的住所。显然，在面对缺乏生物医学知识的民众时，伍连德认为防疫成败的关键是得到政治权威的支持。可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与地方自治所带来的“权威的失坠”，令现代公共卫生的推行者往往陷入无所依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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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虽然无法断言伍连德的思想是否能完全代表当时大部分西医的态度，但是在合法化人体解剖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早在东北鼠疫时期，伍连德便得到清廷的允许，得以解剖尸体，进而寻找病源。不过，这毕竟是非常时期的特殊举措，并不能看作一种常规操作。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颁布《解剖规则》，将医学院校的尸体解剖合法化，但是基于伦理考虑施加了诸多限制。比如要求医生在解剖尸体之后必须缝合成全尸，就是照顾尸体亲属的感情。此举被医生认为是强人所难，根本无法全部办到。
然而，最令医生不满的还是对志愿捐赠遗体者须征得其亲属同意的规定。1930年代，北平著名的协和医院在遗体捐献上与死者家属产生纠纷。有家属指控协和违规解剖病人尸体，协和则认为其手续完整合法。双方就解剖是否合法，以及尸体的归属权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件事引发医学界的极大反弹，许多人批评政府对现代医学横加束缚以及民众的“冥顽不灵”——视人体解剖为畏途。其中，以上海名医陆润之的发言最具争议：
有人说，中国社会很顽固，对于平常的事，每会大惊小怪，为适应环境起见，所以不得不尔。但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未全放掉，后一事用了别种方法，——不垂辫者枭首——到现在还有拖下来的。本来对付无理取闹的人们，只有这“别种方法”最有效。我虽然很爱和平，但在不得已时，我的意见，顶好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不想实行解剖便罢，否则还得强制一下。这样，不但无谓的麻烦可免掉，医学与别国并驾齐驱的愿——或者可以超过他们，因为天资中国人决不在他们之下——也得偿了。
这些话自然有气话的成分，但陆医生援引清军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痛历史来支持他的观点——中国人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却也表明当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事实上已经非常遥远。生物医学所带来的主观的知识优越感，令医生无法将普通民众看作平等的、可以沟通的对象。后者俨然成为需要教育、启蒙的“愚昧者”。在这一过程中，患者的情感需求也无法得到合理化，而被认为是无理取闹的。一方面是医师抱怨医疗卫生不受政府重视、不被患者理解，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和患者质疑医师权力过大，侵犯私人利权。这不啻为历史的反讽。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民国时期各大医学院校都苦于得不到足够的教学用尸体，并且呼吁民众能够认识到捐献遗体的重要性，但甚少有医生本人在病重时愿意捐献遗体。最终，大量的医学解剖用尸体来源于街头病死的乞丐，或者是生产时夭折的婴孩，鲜有听说来自知识阶层者。这就说明，对于学习西方医学的国人而言，很多果断甚至激进的做法，即使连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接受。伍连德的同行俞树棻在1921年山东防疫时不幸身染鼠疫而死。在遗嘱里，他也明确表示希望自己能够暂时土葬在当地，两年之后迁回浙江老家，魂归故里。虽然他身染鼠疫，火化或许才是最安全的选择，但这种入土为安的心理，并非能用科学简单地加以抹杀，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应该得到生者的尊重。
1947-1948年，中央防疫处实验楼。
医疗工作者常言“科学济人道”，这的确不错，只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近代中国，医学有与政治权力共生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为政者以公共卫生为切入口干涉私人生活的现象，以及医者以先知自居，忽视病者感受的权威主义。其实，公共卫生也好，尸体解剖也罢，本都是救人性命、拯人水火的大善事，我们作为潜在的受益者自然应该提供相当的支持。而且在大规模疫情出现时，政府采取适当的临时措施无可厚非，但科学不仅是为了统计意义上的公众，更应该是能造福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如果能同时照顾好贫病无依者的情感、风俗和习惯等，而非只是盯着所谓大多数患者的物质性的身体进行治疗，或许才能够更好地实现科学与人道的“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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