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文

庐陵学者方志远:耕读治家,文章节义

方志远老师祖籍安徽休宁,出生于江西吉安(古称“庐陵”)。这庐陵,可是一块读书人的风水宝地,更是庐陵文化的千年传承之地。

“耕读治家,文章节义”,这是方教授对庐陵个性的定义。他说:“吉安有个家族的家训,要求所有的子弟,必须好好读书,一来陶冶情操,二来考取功名,同时还要学一门好手艺,或务农、或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用来养家活口。当然,相对于功名,吉安人读书更注重陶冶情操,读的是既要养活自己又不坑害别人的圣人之道;而江西人从业,既是为着养家活口,同时也是为着在文化上保持独立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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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画像

这种有所为的思想,从古至今都在庐陵人的心中盘旋。“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杨万里,是庐陵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庐陵人。还有欧阳修、胡铨、杨士奇、解缙......人们用诸如“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等,来形容庐陵读书风气之盛。庐陵拥有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进士和状元,在读书奋进这条路上,庐陵人确实实力领跑。

有众多文人志士拔萃在前,现在的吉安又走出一位方志远老师,也不算令人意外了。

明代,一段值得特别研究的历史

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现实提供借鉴。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朝,是研究历史的时候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朝代。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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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47年明朝版图

方老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历史时代都为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有两个朝代的历史更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西汉,一个是明朝。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赤手空拳打下的天下,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长时间的自我发育过程,特别的是,都有一个主要因为内部的变化而从凋敝走向繁荣但又最终不得不走向衰亡的过程,一切的结果,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是自己的作为,怨不得别人。

那么,明朝的这条比较完整的长时间发展轨迹,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呢?第一,明朝的前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经历过一个由严峻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过程,经历过一个由“仕途”本位到仕途、财富、文化多元并存的多元化时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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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盛货郎图》(局部)

年代 | 明

第二,在明朝的第二个一百到一百五十年里,一方面享受着社会多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应对因为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包括伴随“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国际”问题。十分遗憾的是,明朝统治者和明朝的中国人无法应对这些问题,也失去了“大航海时代”所提供的契机。所以,明朝只能重复历代“乐极生悲”的故事。

第三,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是国内国外各种矛盾积累后的爆发期,阉党、东林党,张献忠、李自成,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父子,实为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和表现方式,他们共同结束了明朝的统治,“腐朽”的明朝灭亡了,繁荣的明代也结束了。这可以说是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大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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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画像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明朝初期为例。那个时候,朱元璋认为:“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故而政治严峻冷酷,整个国家仿佛处在寒冬,鹃鸥不鸣,蛰虫咸伏,一片寒肃的景象。对此,方老师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农民起义这种军队、军事机器,它演变成一个国家机器。而明太祖朱元璋呢,他由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个农民起义的统帅,转化为国家的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转化的政权,开始的时候都是高度集权、高度专制,这个国家它就希望把它控制的触角深入到所有的基层,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明初的严峻冷酷到了何种地步呢?做了官的,每天上朝战战兢兢,一言不合就被脱裤子,打屁股;皇帝拍一下桌子,大臣当场吓晕(不是夸张,邓伯言吓晕后,被架出大殿后方才醒转);那不去做官的呢?也不行,朱元璋搞了一个“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律”,拒绝朝廷征用的,“均诛其身而籍其家”,简单来说,就是:家,抄了;人,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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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明朝的社会也在缓慢地转变。

“统治者总是企图将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纳入统治者规划好的蓝图,但社会的发展却从来没有真正按照统治者安排好的轨道行进;尽管明太祖和清世祖都想建立起按个人意志办事的国家体制,但他们的个人意志最终仍得适应他们管辖着的数千万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建国一百年,明朝社会就逐渐进入到官本位,即仕途、财富本位、文化本位三个价值标准并立的时代,自由讲学兴起,各种各样的出版、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大家缩头缩脑地熬啊熬,终于,明朝的春天来了,东风解冻,桃花吐华,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展开来了,鸡缸杯、珍珠衫.....各种各样好玩的事都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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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缸杯

搞出鸡缸杯的,就是一位好玩的皇帝——宪宗朱见深。透过鸡缸杯素雅艳丽兼而有之的釉彩,不仅可以看出审美倾向的多元化,更可以看出社会风气的改变——“相比明太祖时期的严刑峻法、控制言论,明朝中后期的社会舆论是相对自由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国家的意志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