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并非人品有问题，而是体制有毛病|历史的尘埃|容闳|曾国藩|清廷|留学|陈兰彬

原创言九林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发，正式前往美国。此后又连续派出三年，共计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平均年龄12岁。其中广东84人，江苏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东1人。[1]

早在幼童出发的半年前，容闳已开始筹划安排他们在美国的衣食住行。1872年2月17日，他写信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向他报告幼童留美计划已正是开始实施，请求诺亚·波特将该计划转告耶鲁大学的前校长西奥多·吴尔玺（Theodore Dwight Woolsey）、詹姆斯·哈德利教授（James Hadley）和托马斯·塔彻教授(Thomas Anthony Thacher)等人，向他们咨询何种教育方法最适合幼童。诺亚·波特接到来信后，又与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B.G.Northrop）取得了联系，寻求后者的帮助。

稍后，容闳先于幼童一个月出发，以便从容为其安排住宿问题。他抵达美国后，先去耶鲁大学拜访了詹姆斯·哈德利教授，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者，容闳想听取他对幼童英语学习方面的意见。哈德利教授将康州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介绍给了容闳。诺斯罗普提议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每两三人为一组寄居在美国家庭中，以便迅速学好英文，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能获得家庭的关怀，不至于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也持相似的看法。容闳接受了这项极为关键的建议。诺斯罗普随即着手招募愿意接待幼童的家庭。康州河谷两岸的医生、教师与牧师家庭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在同年10月1日出具的报告书中，诺斯罗普说他已接到了122个家庭的主动报名，可以立即接纳244名中国留学生。第一批幼童只有30人，这踊跃的热情给了容闳很大的选择空间。诺斯罗普又给幼童寄居的家庭与家庭办的私人学校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们必须先教导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他们地理与算数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要让幼童继续学习中文，注意培养他们坚忍、节俭、忠孝的中国人美德，还要引导幼童们养成经常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诺斯罗普希望幼童们所在的美国寄宿家庭是严格而温暖的。[2]

在寄宿家庭居住半年之后，英语听读写合格的幼童会被送至正规中学继续接受教育（不合格者则送返寄宿家庭），然后再升至大学。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入读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幼童温秉忠后来回忆说：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建立深厚之友谊。……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3]

这种“家长式的爱护”，是清廷专为留学所设机构“出洋肄业局”对幼童们实施的“地狱式管理”（引申自幼童们称呼该机构为“地狱之屋”），形成了一种非常截然的对比。这种对比引发的矛盾，最后就演变成了“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与副监督容闳之间的不和。容闳后来回忆说，陈兰彬经常在一些小问题小细节上与留学生们过不去，比如学生在学期中间和假期里有费用方面的需求，比如学生们随寄宿家庭去参加教堂的礼拜，比如学生们改穿西装等等，都会发生冲突。自己在中间做调停，帮学生的正当请求辩护两句，就会被陈疑忌为偏袒学生。容闳的原话是：

“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问为调停人。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4]

这种冲突，可以说自清廷选择以陈兰彬为正、容闳为副来操作幼童留美一事，就已埋下了伏笔。陈兰彬在曾国藩幕府办过洋务（上海广方言馆总办），但他是翰林出身，无人敢说他的“中学”有问题。这个身份可以为幼童留美抵挡不小的舆论阻力。努力推动幼童留美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对容闳专门解释过这一点：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而垂成。故欲利用陈兰彬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5]

这种用心，也隐约见于曾国藩1871年4月20日给陈兰彬的一封信函。陈当时为留美幼童设计了一套中文课程，除了白天在美国学校上课，自下午五点至晚上九点，包括周末在内，幼童们的这些时间都得拿来学习经史、会典、律例方面的内容。曾国藩对此是不满意的，他回信给陈兰彬说：

“幼童赴洋学习须通汉文，阁下定课经史为主，旁及会典律例，求为有用之学，每日习夷技后酉戌之间即礼拜日另为督课汉文，自是善策。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6]

陈兰彬制定这样一份内容丰富、耗时极多的中文课程，与他所受到的舆论压力有直接关系。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藩致力于推动幼童留美，曾纪泽却很担忧幼童们的价值观会被洋人带坏，在曾国藩跟前劝说道：“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7]——那美国的制度君臣一律平等，与我大清的君君臣臣截然不同。幼童们没读过什么中国的圣贤书，把他们送去美国留学，不过是为美国增添百姓，为洋行增添翻译和买办，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曾纪泽

陈兰彬的好友薛福成，也告诫陈：“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8]——要他小心谨慎，这些幼童还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到了美国那种“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很容易被洋人们同化；幼童们一旦被洋人同化，他们回来后对国家的害处就会大于好处。

曾纪泽与薛福成都是洋务派官员。薛福成还比容闳更早向曾国藩提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他们这样的人，尚且对留美幼童如此这般忧心忡忡，其余清流人士和政治官僚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陈兰彬既被曾国藩指定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贵身份，自然是绝不希望幼童们被洋人同化“荒废中学”，进而使自己落得一个被朝野士大夫集体唾骂的结局。

这也正是他试图为幼童拟定一套大体量、大时长的中文经史课程的核心缘故。

曾国藩在回信里说陈兰彬的课程设计“自是善策”，这显然只是一种客套话。曾的观点很明确。幼童去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精妙深奥的“西法”，不能将他们的精力耗费在“汉文”上面。在挑选幼童时认真考察一下他们的汉文修养即可，留下汉文合格者，淘汰汉文过差者。总之，到了美国后，幼童们“只宜专学洋学”，不能“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在价值观上已不重视“汉学”的经史教育。这位理学名臣之所以这样指示陈兰彬，是因为他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较之幼童们的“汉学”修养出现缺失，清帝国在近代技术（尤其是近代军事技术）上的全面落后，才是更要命、更亟需解决的问题。

类似的权衡，也见于李鸿章。1871年5月份，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李说，英国公使威妥玛前来询问幼童留美一事，他很赞成。但他又说，留学者须挑选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通习中国文义者”，到了海外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也是主张留洋就用全部精力去学洋学，不要一半时间念洋学一半时间念经史子集。李鸿章很认同威妥玛的意见，询问曾国藩是不是考虑改一改陈兰彬、容闳二人拟定的“派十五岁以上（幼童赴美）,并延汉文教师同去”的留学办法。[9]

衡量得失之后，最后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呈请准许派幼童留美的奏折里，没有变更幼童的年龄——因为需要考虑：（1）幼童15年后回国时，是否仍在可为国效力的壮年，（2）幼童出国时不能成婚，如此可保证学习期间没有家室负担；（3）幼童留学期间若年龄过大，可能发生与洋人婚配的问题。也没有提及陈兰彬制定的大体量、大时长的中文经史课程。只是简略地提了一句“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10]。结合之前曾、李、陈等人的讨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宗旨，可以说是至为明显。

这种权衡的目的，也见于1872年2月17日容闳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的书信。容闳在信中说：

“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完成的使命，是他们（幼童）将来要学习军事、海军、医学、法律及土木工程，以便进入政府服务时，他们充分具有对化学、物理、地质及天文的知识。”[11]

容闳很准确地转达了“中国政府”对幼童们的期望。这个“中国政府”，包括慈禧和奕，包括总理衙门，包括李鸿章和丁日昌，自然也包括曾国藩。

如此，也就相当于给陈兰彬出了一道难题。他既不能推掉留美幼童正监督的差事，也不愿因幼童“荒废中学”而成为朝野士大夫与朝中清流、政治官僚集中批判的对象。现实却是幼童的平均年龄不过12岁，再如何在招生时严格审查，他们的“汉学修养”也不会深厚到哪里去。于是，他只能一面出台严苛的《留学局谕告》，试图通过将学生们召来“出洋肄业局”，直接把忠君爱国的思维灌输他们，带领他们诵读《圣谕广训》，举行远程跪拜大清皇帝的庄严仪式……这些事直接导致幼童们称呼该机构为“地狱之屋”；另一方面则在学生随寄宿家庭去参加教堂礼拜、改穿西装乃至剪掉辫子这类事情上频频与幼童们为难。

较之陈兰彬，容闳很少介入到幼童的教育内容中来，他更愿意将培育幼童的重任交托给专业的高中和大学，更喜欢看到幼童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校园中发展成长，而不是由自己给他们指定方向。再加上到了美国之后不久，容闳即被清廷调去处理外交事务，也没有太多时间直接指导幼童的学习。如此本不至于与陈兰彬发生冲突。但他在陈兰彬与幼童之间做调停，却于无意中破坏了陈兰彬旨在全身而退的努力。

陈兰彬

容闳后来在自传里责备陈兰彬，说他“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任何责任”[12]，又说他“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13]，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观察——陈兰彬见识过朝野舆论积毁销骨的威力，连奕、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抵挡不住，他不想在幼童留美这件事情中大栽跟头，他要的是全身而退，自然不会愿意在任何可被朝野保守舆论指摘的细微之处担责；幼童留学正监督这个职务，对他来说是个烫手山芋，他自然是“久存厌恶之心”。容闳还说，陈兰彬虽然很厌恶自己，但“未至形诸词色”[14]，并不在言语表情中表现出来。这其实是更容易理解的事情——李鸿章说得明白，陈兰彬带幼童去美国，若没有容闳的帮助，“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15]。现实需要让陈兰彬压抑住他对容闳的不满。稍后陈得到机会交出“出洋肄业局”的职务，成为清廷驻美国的外交官员，即鲜少过问（或可以说几乎不过问）留美幼童时务，也正是这种“全身而退”立场下的产物。容闳对清廷官场的舆论生态缺乏了解，观察到了陈兰彬这些意味深长的行为举措，却不能理解它们背后真实的利害关系，于是只好在自传里单纯责备陈兰彬的个人品行。

殊不知，问题不在陈兰彬的人品有问题，而是清廷的体制有毛病。这也是为什么“出洋肄业局”的四任正监督，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与吴嘉善，都会与容闳发生矛盾，都曾指责过容闳一味偏重西学，指责他袒护幼童将他们引上了“圣贤之道”的对立面——事实上，容闳在这方面有许多隐忍。比如多名幼童因偏离圣贤之道被“出洋肄业局”终止学业遣返国内，容闳反对无效后选择了接受；比如容闳的侄子因信仰了耶稣教而被剥夺了留学资格，容闳也是自己出钱托人将其留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

不是容闳和幼童们的运气差到了极点，所以遇到的每一任正监督都人品不好；而是有病的体制驱使着这些正监督们必须如此这般去责备容闳——举目四顾，战战兢兢之中，除了通过责备容闳来卸责，他们还能责备谁呢？

注释

[1]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2]容应萸：《从19世纪的中日美关系看留美幼童》，收录于《纪念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一百五十周年论文集》，2006年。另可参见毕乐思：《容闳：心系中华》。收录于《光与盐》第一卷，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3]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4]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38页。

[5]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6]《曾国藩全集·31》，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8-439页。

[7]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8]丁风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9]《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10]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