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梦篱笙箫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那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少数民族政权结构决定了他们离真正入主中原还有较大距离，所以汉化成为了题中之义。
但在汉化之前，活着才是根本的考量。所以刘渊的汉国，石勒的赵国，慕容氏的燕国都更像是军事征服组织，而不是真正的国家。这类组织具有脆弱性，往往一战就能决定国家的前途。而且一旦他们进入中原的安乐乡，统治者很难不被纸醉金迷的生活所倾倒，难以持久奋发图强。另外，他们的兵制是部落领兵制，这种军事民主使得他们具有强悍的战斗力，但也使得君主对部族首领的控制力不足，这往往意味着一旦前任君主病故，开始政权交接时，就会出现较大的混乱。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使得少数民族政权普遍短命。
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氐族首领苻坚的手上。氐族的农耕水平更高，也更愿意接纳中原文明。苻坚任用王猛开始了吏治革新，使局面焕然一新。王猛的军事才能也很突出，在他的统帅下，利用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的内乱，基本统一了北方。但这一过程有较大的运气成分，前秦政权还缺乏坚实的统治基础，王猛还没有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官僚队伍。一切都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一旦王猛离世，谁能撑起整个朝局？因而，王猛在临死前告诫苻坚不要入侵东晋。就因为东晋在文化上还居于正统地位，前秦内部还有巨大的矛盾需要弥合。但苻坚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一切的发动了南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苻坚内部巨大裂痕的明证，没有有内部的统一，无法实现中华一统！
崔浩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人物。北方的战乱100年了，最开始和少数民族政权合作的是张宾、王猛之类的寒族，而世家大族的子弟寄身少数民族政权不过是苟且偷安而已。但世事变迁，东晋的没落无法逆转，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必须重新选择以此实现世家大族的利益。崔浩是真正积极入世的第一人，他用尽全身解数帮助北魏政权发展壮大。但通过反对迁都一事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稳定北魏政权不过是希望鲜卑族成为抗击北方更野蛮民族的屏障，因而他积极主张北魏对柔然、高车的进攻，扩大北部边界。同时，他极力促成鲜卑族和汉族分而治之，反对少数民族进入传统农耕区，以此保全世家大族的利益。
太武帝拓跋焘是懂崔浩的，因为他知道必须依靠北方的世家大族鲜卑族的统治才能稳固。同时，汉化对于最高统治者是有致命吸引力的。皇帝与王是有本质区别的，成为皇帝才能成为天下的主人，才能摆脱部落贵族的牵制。并且儒家思想是保证皇帝利益的最佳意识形态。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双方达成了合作，而合作的起点，就是拓跋焘发起的灭佛运动。意识形态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佛教的下面是贵族的利益，但对皇帝就不友好了。如果天下人都被普渡了，国家又靠什么征收赋税，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呢？
我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在这里我们看出来崔浩是想要重新建立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恢复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利。这是超过拓跋焘合作底线的，是拓跋焘不能容忍的，崔浩之死以及他家族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但高允之类的北方士族还被保留，双方的合作继续向前。只是需要新的方案。
到了孝文帝时代，他提供了一套符合鲜卑贵族利益的完全不同的汉化方案。其实质是鲜卑贵族的汉化，并且以鲜卑贵族为核心，构建新型的九品中正制，让汉族的世家大族自觉自愿服从鲜卑贵族的统治。这种模式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是相似的，只不过具有中国特色，披上了门阀制度的外衣。在此基础上，孝文帝理所当然的成为天下共主。并且也意味着鲜卑部族的普通成员被降格了，成为改革的失意群体。他们沦落为帝国的流民，在六镇的旧所过着朝不保夕，毫无前途的生活。
被抛弃的北镇，它的起兵是大势所趋。北魏被分成了北周与北齐。少数民族宇文氏的北周，改进了北魏的部落兵制，让柱国制度与府兵制度同时并行。柱国制度的发展，强化了北周关陇贵族的实力，形成了汉化的军事贵族。府兵制度与均田制度并行不悖，发展了寒族力量。北齐则由鲜卑化的汉人建立，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这种统治模式会迅速滑落到农奴制，国力也会快速衰减。
通过北齐与北周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汉化是符合历史大趋势的。门阀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相对不那么坏的制度，但它很不稳定，必须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革，是像商鞅变法那样开天辟地的改革。没有商鞅与秦孝公那样的组合，必然要经历几百年血与火的淬炼，但淬炼之后就光彩夺目了。随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发展，以及科举制的完善，中国在唐朝时达到极盛状态。但府兵制度没有坚持下来，关陇贵族没有解决，又为未来的沦落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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