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某海岛雷达站调来了一名新兵。这本不是一个新闻，若不是这名“新兵”看起来年纪已经大约有50岁了的话。
我国第一个雷达站是1950年3月架设在上海安国路76号楼顶的“日四式雷达”，刚刚过去八年，雷达站还属于“新鲜玩意”，来到这里的一般都是年轻战士，这样学习起来比较快。
尽管战士们都十分好奇为什么会调来一个老兵，但依然十分积极地教他怎么使用和观察雷达。很快雷达站的战士们就都震惊了：这个老兵操作起雷达来，比他们都要娴熟和精准。
除此之外，这名老兵还经常给战士们讲红军时期和抗日时期的英雄事迹，很快就和基层战士们“打成一片”。
战士们既尊敬他，又和他很熟悉，都叫他“老成”。
没过多久，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开国少将刘鹏来到了这一雷达站视察。随着班长一声“起立！”响起，正在雷达站值班的战士们都站起来并向首长行礼。
刘鹏的目光一一扫过这些战士，在看到年龄明显要大一些的“老成”时却吓了一跳，当即立定站好，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在场的战士们都很吃惊，敬军礼是有讲究的，先敬礼的一方必然是下级。刘鹏身为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高炮指挥部司令员、开国少将，“老成”究竟是什么身份，刘鹏都要向他敬军礼？
在战友们的追问之下，隐姓埋名了一段日子的“老成”知道终于藏不住了，于是无奈之下，只能够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
很快，这个雷达站的所有战士们就都知道了他的身份：中央军委防空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开国中将成钧！
已经改回自己本名“成本鑫”的成钧也有一些尴尬，他对全站将士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特别强调，自己是来学习的，希望大家监督自己，以后坚决不能受到特殊照顾。
成钧下到基层锻炼，是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当时解放军中正在如火如荼地搞干部下连当兵的活动，许多高级将领主动带头参加。
第一个响应号召的是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为此他提前十几天就开始改变自己的生物钟，取消了自己多年的午睡习惯，还专门开了干部会议研究下连之后要怎么锻炼自己。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也是最早下去锻炼的将军之一。他穿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与战士们同吃同住，而且坚决不许特殊照顾。
同连的战士们一开始还有些拘谨，都称他为“许同志”，到最后称呼越来越随意，甚至叫他“许老头子”。
这些“老头子”们最后在考核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证明了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在高层担任职务就丢失掉了最基础的作为战士的能力。
这些能力像是刻进了他们的骨髓里一样，就像是那些他们深深埋在心底的红军时期和抗日时期的故事。这些故事和经历是老兵们的勋章，是他们永远的荣耀。
就以成钧为例，作为我国防空体系的绝对功臣，为空军发展作出大量贡献的人物，也是一位从土地革命战争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功勋将领，成钧的戎马一生可以看作很多老一辈将军的缩影。
成钧生于1911年，1930年的时候加入了工农红军，参加了湘西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此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他在军中是一员不折不扣的猛将，打仗的时候从来都悍不畏死地冲上前去，以至于他曾九次负伤。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鄂豫边区带领着一支“叫花子营”，打出了赫赫威名。
这支部队实际上的标准称呼是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一营，“叫花子营”之名得名于它复杂的人员组成：其中有着青年学生、农民、原本是土匪的俘虏……等等。
大部分人在加入的时候都衣衫褴褛，有人穿长袍，有人穿短袖，却都是一样的破破烂烂。武器也拿不出手，整个营连一挺机枪都没有，只有“汉阳造”和“老套筒”，半数人只能用大刀和红缨枪。
成钧被调到这里当营长的时候，看到这些战士们的外形就已经倒吸了一口凉气。更让他头疼的是，营里的很多人还搞不清楚“日本鬼子”到底是人还是鬼。
即便当时的成钧已经是一名有着八年军龄、身经百战的老兵，也是一名有经验的领导者，也花了很多心力将这支“叫花子营”整顿成一支看起来很像样的正规军。成果如何，还需要真正的战场来检验。
1938年3月，驻扎在江浦地区的日军第六师团向巢湖一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这是一营中的大部分战士第一次和日军交战，第一次真正看到“日本鬼子”是人是鬼。在交战之前，这些新兵难免有一些紧张。
成钧带着三个连长，亲自换了便衣摸到公路上去侦察敌情。他们趴在公路旁的草窝里，日军的运输卡车经过时溅起的泥水都能溅到他们脸上。
通过这样近距离的观察，成钧摸清了日军运输车队的规律，在掩护全团的任务之外，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消灭鬼子一个运输队”的任务。
为此，他非常详细地给几位营长布置了任务：一连去汽车来的方向打埋伏，“等到最后一辆过来，朝它的屁股开火”；三连在指定有利地形用手榴弹炸毁跑在最前头的汽车：“要掼在汽车脑袋底下，把车上的鬼子炸死在车上。”
计划是很不错的，可惜在执行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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