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沙俄兵临乌拉尔山，向东拓展版图直至占领西伯利亚，其对中国边疆的觊觎亦步步逼近。尽管在雅克萨战役中屡战屡败，被迫与清朝签定《尼布楚条约》，沙俄的野心未曾消减，仅是暂时收敛，伺机再动。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力日衰，沙俄乘虚而入，通过种种策略与条约，片片割裂了我疆域。从中俄《瑷珲条约》到《北京条约》，沙俄不仅瓜分了我东北丰腴之地，其触手更伸向了蒙古。
沙俄在外蒙策划独立之事，虽一度失败，但未曾放弃。至沙俄末年，其企图以自治名义推动外蒙事实独立，然而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徐树铮以坚决之手段制止，外蒙古的局势再次纳入中央直辖。
随后，苏联接续沙俄之后，其对外蒙古的政策更显激进。不仅支持外蒙古独立势力，还派军实质介入，几乎摧毁了所有反对独立的力量，铺垫了外蒙古成为名实俱存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变局，实际上将外蒙古置于苏联控制之下。
中国当时正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虽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形成表面的盟友关系，然而无力回天，外蒙古的控制权已难以收回。
在1941年，尽管中国依然在与日本的侵略作战中挣扎求生，苏联却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似乎表面上是两强之间的和平协议，实则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苏联不干涉日本在满洲国的行动，而日本则保证不侵犯外蒙古。这一条款无疑是在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作为交换的筹码。
苏联和日本的策略显而易见，两者似乎在分割中国领土上达成了不成文的共识。日本通过满洲国的控制，稳固其在东亚的战略深度，准备更深入的陆上扩张；而苏联则视外蒙古为一重要军事缓冲区，保护自己远东边疆的安全。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侵略者的意愿顺利发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军事扩张遭遇严重挫折。到了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战争的天平已经倾向于盟军。
在这一年，即使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盟军已声明必须将日本从中国占领的领土撤出，包括东北和台湾，外蒙古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在同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秘密讨论了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主要受害国之一，竟未能参与到这关键的会议中。
雅尔塔协议中，苏联确保了其对外蒙古现状的支持作为其对日战争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再次说明了外蒙古对苏联战略安全的重要性，而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却在国际谈判中被边缘化。
这段历史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小国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但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却频频受制于人，其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在二战末期，全球政治版图正经历剧烈的变动。尽管中华民国政府始终坚称外蒙古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945年《雅尔塔协定》的签署却不容乐观，这份协定几乎确定了外蒙古的独立走向，而中华民国却未被邀请参与相关讨论，这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忽视。
面对国际大势，中华民国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与无力。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时，深感震惊且无奈。为了寻求更有利的国际环境，蒋介石派遣宋子文和蒋经国前往莫斯科，目的是与苏联谈判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试图在不利的外交局势中寻找一线生机。
这场谈判充满了讽刺与矛盾。一方面，中国需要苏联的支持来打败日本和恢复东北的主权；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苏联对外蒙古独立的坚持。蒋经国在谈判中直言不讳地询问苏联领导人为何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苏联方面的回答简单直接——外蒙古的独立对苏联意味着一个战略缓冲区的建立，这对保障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
尽管蒋经国深知这场交易中的不平等，但在整体战略的考量下，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在苏方的坚持下，外蒙古独立的事宜在条约中得以确立，而国民政府只能在其他条款上寻求一些补偿。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外蒙古的独立似乎已成定局。然而，仅仅一天后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蒋介石深感若是谈判能晚一天，或许外蒙古的命运还有转机。
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仅是因为外蒙古失去的广袤领土，更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无奈与边缘化，以及大国游戏中的复杂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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