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乡下人沈从文|乡下人|作家|卞之琳|小说家|张兆和|散文家|文学作品|沈从文|湘行散记|聂华苓

聂华苓与沈从文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三十年没写小说了。现在，我觉得他并没浪费三十年。他保持了人格和艺术的尊严。”

乡下人沈从文

文/聂华苓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和Paul到北京，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突然回到年轻时光。回到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也回到冯至的《南方之夜》：

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也回到沈从文的《乡下人》：

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儿尽其生命之理。

那时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现在，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我恍惚了一下子，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我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

他握着我的手，仍然微笑着。

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

Paul两眼盯着他。

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我说。

沈从文！沈从文！Paul惊喜大叫。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读到你小时候去看杀头的情景。

每逢他讲到中国人的处境，他就会讲那小男孩看到的那一串耳朵。我告诉沈先生。

他仍然淡淡笑着。

那天，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Paul吃惊地望着我，对在座的人说：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

两桌人酒酣耳热，谈笑风生，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只有沈先生没说话，也没吃什么，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他的脸特别亮。

沈先生，怎么不吃呢？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

我只吃面条，吃很多糖。

为什么呢？吃糖不好呀。

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

满桌大笑。

Paul听了我的翻译，大笑说：这就是沈从文！

小说家又编故事了。我说：沈先生，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封面很可爱，有个小虎花园，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

小虎是我儿子。他开心笑了。

那本书传来传去，书页都散了，有的一碰就碎了，我放在卷宗夹子里。离开台湾，我只带了那本书。

我的书都落伍了。

落伍了？

沈先生没有反应。

沈从文的小说，是我六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五十年代在台湾，除了朋友之间私自流传的《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书。那时沈从文在大陆也沉默了。

一九六四年，我到美国以后，遍寻沈从文的书。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嗑五香瓜子，瓜子壳洒了一地，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沈从文在《习题》一文中写道：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沈从文说过，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题材广博，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私娼、野鸡、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

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土地上和水上的人。

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他把自己的文章叫做“情绪的体操”。又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元气淋漓、生机活泼的自然，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

自然也可变成毁灭的力量。沈从文在某些作品里也写出与自然相悖逆的人——在战争、现代文明、机器、不幸的命运(好像什么地方有毛病、不合理的那种不幸)各种大力下压抑的人。在那些人物身上，“自然”就有毁灭性了。

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全是赤裸裸的自然，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

乡下人认命，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绝不退却。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他们都有些荒谬。

例如沈从文在《夫妇》那篇小说里所写的，就是被文明、习俗、法律所摧毁的自然。故事是从一个不敢吃带血炒小鸡的城里人璜的观点来讲的。他到乡下去为了要治疗神经衰弱症。听见有人叫“捉了一对东西！”他以为是“捉到了两只活野猪”。村民围着看热闹：

原来所缚定的是一对年轻男女。男女全是乡下人，皆很年轻。女的在众人无怜悯的目光下不作一声，静静的流泪。不知是谁还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这花几几乎是用藤缚到头上的神气，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

这段文字是《夫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那一把野花是小说的基调，在小说里一再出现。野花、活野猪都是自然界的“东西”，那一对年轻男女也被叫做“东西”。他们两人和野花、野猪一样是“自然”的生命。他们两人体现的自然，就被作者不着痕迹地暗示出来了。

那一对年轻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被一群汉子捉来示众。为什么必须捉来，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纪很轻，不到二十岁。穿一身极干净的月蓝麻布衣裳。浆洗得极硬，脸上微红，身体硕长，风姿不恶。身体风度都不像普通乡下女。这时虽然在流泪，似乎全是为了惶恐，不是为了羞耻。

女人那一身打扮，叫人想到月亮的蓝，叫人闻到浆洗得极硬的衣裳透着的太阳气味，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那些感觉全叫人联想到自然。自然是不知羞耻的。

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满脸肿起肉块，像才喝了酒，从人丛中挤出来，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用荆条鞭打，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有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头，说有城里人在此，他才停住了。

属于自然的欲望是美丽的，就像女人头上插的那一把野花，和那喝了烧酒的汉子经过刺激的肉欲是一对照。

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出现了。大家喊他作练长，是本地有实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开，向城里人炫耀威风，用税关中盘问行人的口吻，盘问那一对年轻男女。

那女子不答，抬头望望审问她的人的脸，又望望璜，害羞似的把头下垂，看自己的脚，脚上的鞋绣得有双凤，是只有乡中富人才会穿的好鞋。这时有人夸奖女人的脚的，一个无赖男子的口吻。那练长用同样微带轻薄的口吻问：你从哪里来的，不说我要派人送你到县里去！

大家提出各种处罚的办法。喂尿给男子吃，喂牛粪给女子吃——那一类近乎孩子气的话。那一对男女都不做声。

作者写到这儿，小说的主题完全发挥了：人性中的自然和文明、法律、习俗的对比。

那称作练长的裁判官最后才知道：那一对年轻乡下人原来是一对夫妇！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气太好，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应做的事，就被人捉到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又去了十几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在我们离开北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

那时从美国到北京，必须经过香港。在香港就有朋友告诉我，沈先生的处境好一些了，以前只有一间小屋子，现在搬到社会科学院新宿舍了。沈先生改善的家有两间房。四月见面时，沈先生脸色红润。这次见面，他两腿已患风湿，行动不便。仅仅两个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室内陈设简单，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也就特别显眼。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

我以前收集的东西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丢了，沈先生说。他仿佛已体会到我的怅惘。

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

我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论斤论两卖掉了。

我告诉沈先生，六十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TwaynePublishers)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旧书店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沈先生说。

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

沈先生谦虚地笑笑。

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

我的小说过时了。

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到处堆着资料。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是否用笔写出，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