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庆德,出生在县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记得我读书那会儿,冰棍儿才二分钱一根,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我总追着卖冰棍的跑,可母亲总是舍不得那二分钱。

我们家的日子,就像那紧巴巴的粮票,大人一个月26斤,小孩18斤,得算计着用。

父亲在肉联厂,家里偶尔有点肉腥,但大多时候,肉味儿都是稀罕的。

父亲是个孝顺的老实人,肉联厂偶尔发点福利,几根猪骨头,我心想这下能喝上肉汤了,可他总是默默地把骨头包好,送到乡下。

他说:“爷爷奶奶在村里,日子更难。”

父亲工作辛苦,但他从不抱怨,肉联厂的活儿累,但他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他说:“咱是工人,就得有个工人的样子。”他把加班得来的馒头晒干,小心翼翼地包好,带回家。那馒头虽然硬,但嚼在嘴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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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我跟着父亲进了肉联厂。

屠宰车间的活儿,不是一般的累,尤其是夜班,那真是熬人。

我有时候会抱怨几句,父亲就会瞪我一眼,说:“你爷爷奶奶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辛苦?”

1971年,厂里贴出征兵通知,父亲比我还激动,拉着我就去报名。他说:“去部队,好好锻炼锻炼。”我很快通过了体检,顺利到了部队。

部队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我高中毕业,算是有点墨水,尤其喜欢自然科学,经常给战友们讲天文地理,他们听得眼睛都不眨一下,连长指导员也对我刮目相看。

我还会写写画画,连队的黑板报都是我一手包办,字写得漂亮,画也生动,大家都说:“李庆德这小子,有两下子。”

“庆德啊,你这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将来肯定有出息。”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连长,我也就是瞎写写,跟您比不了。”我谦虚地回答。

后来,我提干了,成了干部。那时候提干不容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我入党、提干、结婚,每一步都是组织上严格把关的。

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也是我肩上的重担。

1981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了县城的土产公司。

一开始,我还真不知道土产公司是干啥的,去了才知道,原来是做生意的。

那几年,公司效益不错,年底还能领到福利,200块钱现金,一套工作服布料。

“庆德,这布料不错,给你爷爷做身新衣服吧。”领导笑着对我说。

我拿着布料去了裁缝店,给爷爷做了身新衣服。

过年时,我还用奖金给家里人都买了礼物,母亲和妻子各一套新衣服,儿子两本书,父亲一瓶好酒。那年春节,家里头笑声不断,比往年都热闹。

到了来年春天,公司又发了两袋尿素。

我父亲把化肥送到了老家里,给几个大伯和叔叔家种地用。

他们激动得不得了,说省下买化肥的钱了。

家里人都替我高兴,说我当兵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出息,分到了土产公司这么好的单位,工资不低,福利也好。

“庆德,你在公司好好干,家里不用你操心。”母亲对我说。

我知道,这份工作不仅仅是我的饭碗,更是一家人的希望。

我得好好干,不能辜负了领导的信任,也不能辜负了家人的期望。

1982年秋天,我们县里一个偏远的公社需要借调人手,我们土产公司的领导就开始动员职工。

先是小王,那小伙子二十出头,还没对象,一听去公社,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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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我这不是不想去,是真去不了啊。”他一脸苦相。

接着是小周,他有对象,但一听说要调去公社,也是一万个不愿意。“领导,我这对象刚谈上,您这不是要我命吗?”他嘿嘿笑着,但眼神里满是拒绝。

最后是个女职工,四十来岁,家里一摊子事儿。“领导,您平时对我不错,我也不是不懂事儿,可我这家里……”

她话没说完,领导就明白了。

领导那个愁啊,我看着他那紧锁的眉头,心里也跟着不是滋味。

后来我找到领导,“李主任,你看这事儿……”他话没说完,我就懂了。

“领导,您要是觉得我能去,那我就去。”我直截了当地说。

领导眼睛一亮,那神情就像找到了救星。“李主任,你这是帮了大忙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摆摆手,“领导,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答应去公社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下班时,领导又找到我,握着我的手说:“李主任,你这一去,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你放心,家里有任何困难,公司都会帮你解决。”

我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借调,这是一次责任和信任的传递。

回到家,我跟妻子说了这事,她愣住了,手里的活计也停了下来。“庆德,你这是图啥呢?咱家在县城里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我拉着她的手,坐在老旧的沙发上,耐心地说:“我是军人出身,服从命令是天职。领导有难处,我得站出来。再说,去公社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妻子看着我她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转身进屋,开始给我收拾行李。

“庆德,乡下冷,多带点衣服。”她说着,眼眶有些泛红。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家,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份牵挂和支持。

第二天,我去单位收拾东西,同事们听说我要去公社,一个个都围了上来。

“李主任,你这是何苦呢?在土产公司多好,工资高,工作又轻松。”老张头抽着旱烟,一脸的不解。

我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张,人活一辈子,不能总想着自己。公社那边需要人,我去了,能帮上忙。”

“可你这是去吃苦啊!”小李插嘴道,他年轻,说话直。

“吃苦?我当年在部队里,什么苦没吃过?这点儿苦,不算啥。”我挥挥手,心里却明白,每个人的选择背后,都有他的理由和信念。

同事们见我决心已定,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帮我搬东西,送我上车。

公社的条件,确实比县城差远了。我坐着吉普车,一路颠簸到了公社。下车一看,三排房子,简陋得很。

第一排是办公室,第二排是仓库,第三排是宿舍。

“李主任,这是您的房间。”公社的同志指着一间小屋说。

我走进去,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啥都没有。但我觉得挺好,简单,朴素的感觉。

“这条件,比部队里好多了。”我笑着说。

公社的同志听了,都笑了起来。

我把行李放下,就开始打扫卫生,收拾房间。我知道,这里将是我新的起点。

我在公社的工作并不轻松,尤其是整理那些混乱的材料。“李主任,这些材料得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年终总结就靠它们了。”公社的李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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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这任务的艰巨。

我得经常下村核实情况,山区的路不好走,公社就给了我一辆自行车。我骑着车,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一天跑五六个村子,累得腰酸背痛。

“李主任,你这是城里来的干部,还这么能吃苦,真是难得啊!”村民们夸赞我,我笑着摆摆手,心里却想,

这点儿苦算啥,当年在部队里,比这苦多了。

冬天来了,大雪封山。我在办公室里窝了两天,心里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李主任,这天气,您就别出去了,安全第一啊。”同事小张担心地说。

“不行啊,小张,年终的工作不能耽误。”我一边说着,一边推着自行车往外走。

可没走多远,我就摔了几个跟头,路实在太滑。我只好把自行车推回去,决定步行进村。

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裹紧了衣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

“李主任,您这又是何苦呢?”路上的村民看着我,眼里满是不解。

“没啥,工作嘛,总得有人去做。”我笑着回答,心里却明白,这是我的责任。

那天从村里回来,天色已晚,我肚子里空空如也,只吃了一个干馒头。山路难行,肚子里的馒头似乎也被冷风带走了温度,我开始感到一阵阵的腹痛。

“李主任,您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回到公社,同事小李关切地问。

“没事儿,可能是吃了冷风。”我强忍着痛,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

那一晚,我痛得几乎没睡,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我依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继续我的工作。

“李主任,您真是铁打的啊。”同事们都佩服我,我只是笑笑,心里想,这点儿困难,算得了什么?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得有点儿坚持和担当吗?

公社的夜晚,常常是一片漆黑,停电成了家常便饭。我点上那盏煤油灯,继续我的工作。

灯光摇曳,影子在墙上拉得老长,我仿佛又回到了部队的夜里,那时候也是一盏灯,一本书,陪伴我度过漫漫长夜。

“庆德,这么晚了,还在忙呢?”隔壁的老王敲了敲我的门,他是公社的会计。

“是啊,还有些材料要整理。”我抬头应了一声,手中的笔却没停。

“你这工作态度,真是没得说。”老王竖起了大拇指。

我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种责任。

两年的借调工作转眼就结束了,公社领导对我的工作态度非常满意。县里的领导下来调查工作情况时,公社领导对我大加赞赏,希望我能留下来。

“庆德,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县里对你的评价很高。”县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领导的肯定,我会继续努力的。”我谦虚地回答。

县领导说有更重要的工作岗位等着我,让我选择一个单位。我认真思考了一番,决定去公安局工作。

“公安局?那可是个辛苦的地方。”公社的同事们听说我的选择,都有些惊讶。

“是辛苦,但也是锻炼人的地方。”我笑着说,心里却充满了期待。

我选择了公安局,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他们觉得我在土产公司干得好好的,何必去公安局受那份罪。

但我有自己的想法。

“庆德,你这是图啥呢?”妻子也有些不解。

“我想做点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公安局能让我学到更多东西。”我解释道。

妻子听了,虽然还是有些担心,但她知道我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拿到了调令,前往县公安局报到。公安局的领导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又让我去了一个城区派出所工作。

“李庆德同志,到了派出所,要继续发扬你在部队和公社的优良作风。”局长叮嘱我。

“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我坚定地回答。

在派出所,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干警,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

在派出所,我成了一名干警。每天的工作既琐碎又重要,处理邻里纠纷,维护社区治安,每一件事我都认真对待。“老李,你这么认真,不累吗?”小李是新来的辅警,看着我忙碌的身影,有些不解。

“累?干啥不累呢?但这是咱的职责,不能马虎。”我笑着回答,心里却明白,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使命,也是荣耀。

我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不久后,我被提拔为副所长,后来又成了所长。“李所长,你这是实至名归啊!”老张头抽着旱烟,脸上满是敬佩。

“老张,这都是大家支持的结果。”我谦虚地说,心里却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得更加努力才行。

1993年,县里的企业开始不景气,土产公司也难逃一劫。“李哥,你说这事儿闹的,公司说倒就倒了。”老王头是我在土产公司的老同事,他一脸无奈地对我说。

“老王,世事难料,咱们得往前看。”我安慰他,心里却也感到一阵唏嘘。

老王头叹了口气,“是啊,得往前看,可这路在哪儿呢?”他的话,让我心里也是很难受。

土产公司的倒闭,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

他们的困境,我感同身受。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小周,他在土产公司倒闭后下岗了。“李哥,我现在到处打零工,日子不好过啊。”小周的脸上写满了沧桑。

“小周,别灰心,生活总会有起有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却感到一阵阵的酸楚。

我买了一兜水果给他,又塞给他300块钱。“兄弟,这点儿钱你先拿着,有困难就来找我。”

小周不好意思要,我硬塞到他手里,“拿着,当年咱都是一个单位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他握着我的手,眼圈发红,“李哥,谢谢你,我会记着这份情。”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地祝福,希望他能早日渡过难关。

而我,作为他们的朋友,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给予他们一点温暖和希望。

退休后,我和妻子在县城安度晚年。每天的生活简单而平静,养养花,种种菜,偶尔和老朋友们聚聚,聊聊天。

“庆德,你这退休生活,过得挺惬意啊。”老张头每次来,都会这么夸我。

“哈哈,这叫知足常乐。”我笑着回答,心里头却知道,这份惬意,来之不易。

我感恩这个时代,给了我机会,让我能够从一个小工人,成长为一名军人,再到公务员。

我感恩我的家人,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感恩我的同事们,他们的陪伴和帮助,让我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庆德,你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妻子有时会这么感慨。

“是啊,不容易,但也很充实。”我回答,心里头充满了感激。

生活,就像这杯茶,虽然有时候会苦,但更多的是回甘。

我珍惜现在的生活,也感恩过去的一切。因为我知道,没有过去的苦,就没有现在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