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致敬第一次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科学考察队？|冰川|北坡|夏邦马峰登山队|希夏邦马峰|王富洲|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

1964年5月2日上午北京时间10点20分，中国登山队10名队员登上希夏邦马峰顶，距今天刚好六十周年。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纪念这次登顶和科学考察？我想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这是人类征服地球上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壮举；二是科学考察取得了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特别是高山栎化石的发现，开创了利用植物大化石定量重建青藏高原抬升历史及其古气候面貌的先河，对青藏高原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成为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重大研究课题。

登顶希夏邦马峰的壮举

希夏邦马峰（Shishapangma mountain）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境内，东距珠穆朗玛峰120公里，是喜马拉雅山脉由西北-东南走向渐变为东西向的转折处。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之一，1964年之前也是唯一未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

希夏邦马峰，地球上最后一座被征服的八千米以上的高峰

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5月25日攀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之后，就开始了攀登希夏邦马峰的准备工作。1961年4月、1961年秋、1963年4月，经过三次侦察活动，基本上摸清了山区地形情况，发现希夏邦马峰是由近于“丁”字形的三条山脊线构成，顶峰南面是一道屏风似的漫长的陡峭岩石绝壁，根本无法攀登；东侧则是一泻千丈的冰雪深渊，地形相当复杂；只有北面是台阶状的冰雪地形，困难程度相对的小一些，而且5800米以下的行军路线，不用翻越其他山峰，可沿天然的那克多拉河谷与野博康加勒冰川侧碛直达。

中国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的大本营建立在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5000米的山麓平原上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64年初组织希夏邦马峰登山队，并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同时在队内建立了科学考察队。1964年3月，中国登山队的195名成员从拉萨来到希夏邦马峰的北麓海拔5000米的高山草甸建设大本营。大本营是指挥中心，也是登山队员休整、物资供应的基地，所以设施比较齐全。除了队员宿舍之外，还有气象、电台、医务、总务等工作室，一个比较宽敞的食堂兼俱乐部，帐篷排列成一个Ω字形大院，这个可容纳200多人生活的帐篷村落，就是这次登山活动的起点。

从大本营至顶峰全长约36公里，经过前期的侦察确定了攀登路线，在3月中旬到四月上旬，运输分队经过两次艰苦的行军，终于在预定的时间、按照计划，在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6900米以下地段，完成四座高山营地的建设和物资运输任务：5300米（1号营地）、5800米（2号大本营）、6300米（3号营地）、6900米（4号营地），为整个登山活动打好了基础。除了这四个高山营地之外，登山队还在7500米（5号营地）、7700米（6号营地，也叫突击营地）建设了最后2座高山营地，因此从大本营到顶峰一共有六座高山营地。整个登山路线大致分为四段，自大本营至5800米营地，主要是古代和现代冰川的冰碛丘陵；5800米至6900米营地是坡度不太大的冰雪地带；6900米至7700米营地是坡度较大的冰雪坡面；自7700米的突击营地至顶峰一段是关键性的突击路线。

建立在海拔5800米野博康加勒冰川源头附近的第二号高山营地

5800米营地又称2号大本营，位于主峰山麓，此处是整个行军路线上冰雪与岩石的分界线，由此往上直至顶峰是一望无际的冰雪世界，而且攀登路线上坡度变大，大部分是直线上升的，对队员的体力与技术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因此这个营地是支援急救、物资供应以及队员待机的基地，起中转站的作用，营地避风向阳，水源方便，营址宽畅可同时搭起20个高山帐篷，没有滚石雪崩等危险，可看清6700米以下的路线情况，但7000米以上则完全被北峰遮挡而看不到。

图上标明了从5800米营地到顶峰的路线

登山队员在海拔6800米

登山队员在海拔7500米

1964年4月25日中午12点，在登山队队长许竞、副队长张俊岩、副政委王富洲率领下，由六名汉族队员、七名藏族队员组成的13名突击队员迈着雄健的步伐，向希夏邦马峰的顶峰进发。在三天的时间里，他们越过崎岖的野博康加勒冰川，突破陡滑的冰塔，上升到海拔6300米的三号高山营地。

4月28日，突击队急行军到海拔6900米的四号营地，将被积雪掩埋的帐篷挖了出来度过高山寒冷的夜晚，第二天由于天气不佳不得不又在这里停留了一天。

4月30日，经过7小时50分钟的艰难跋涉，突击队员们到达海拔7500米的第五号高山营地，在这里，又花费了2个多小时才挖开积雪，刨出帐篷。

5月1日上午，突击队开始向海拔7700米的突击营地进发，下午5点得知第二天是适合登顶的好天气，队长兼党委副书记许竞立即在高山帐篷里召集开会，进一步研究和确定突击顶峰的方案，一致决定将高山反应比较重、体力不够好的藏族队员大米马、边巴次仁和甘吉穷培留在突击营地，其余10名突击队员分成三个结组继续前进。

登山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登上海拔7700米高度后继续向顶峰前进

1964年5月2日上午6点，突击队员走出帐篷，迎着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气，向顶峰前进。一路惊险过后，10点20分，10名突击队员陆续踏上了一座平坦而微凸的三角形冰雪坡的顶部。地球上最后一座未被征服的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终于被中国登山健儿们征服了。

以队长许竞为首的10名队员于1964年5月2日10点20分胜利登上希夏邦马峰顶

北京时间10点30分，登山队长许竞从日历上撕下了“五月二日”这一页，用黑色铅笔在它的反面写下“中国登山队许竞等十人征服了希峰。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把它留在峰顶。藏族队员索南多吉从背包里拿出一幅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塑像，藏族队员米马扎西用冰镐在顶峰正中挖了一个小洞，将国旗和毛主席塑像都安置在这里。突击队员们在顶峰停留了40分钟以后，在北京时间11点结组下山。他们胜利登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大本营，传到北京，传到了全国和全世界。这一壮举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征服世界最高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为我国在世界登山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登顶成功的10名队员是：

队长兼登山队党委副书记：许竞（37岁，登山运动健将，是我国最早参加登山运动的优秀运动员之一，1960年担任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副队长，并率领侦察组开辟道路，到达海拔8500米的高度）

副队长：张俊岩（34岁，登山运动健将，1960年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战斗中，他率领运输队员进行了繁重的高山物资运输和建立高山营地的工作，到达海拔8100米的高度，为这一次登山胜利作出了贡献）

副政委：王富洲（29岁，登山运动健将，是我国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之一，1960年他率领突击组，第一次从北坡胜利地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为我国登山运动作出了贡献）

队员：邬宗岳（31岁，登山运动健将，1960年在征服珠穆朗玛峰时，他战胜了高山缺氧的严重情况，为大队运送高山物资到达海拔8500的突击营地）

陈三（29岁，登山运动健将，1960年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中，他到达海拔7600米的高度）

索南多吉（藏族，28岁，登山运动健将，1960年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为大队运送物资到达海拔8500米的高度）

成天亮（24岁，登山一级运动员，1960年在征服珠穆朗玛峰时担任运输队员，到达海拔8100米的高度）

米马扎西（藏族，28岁，登山一级运动员，1960年他参加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到达海拔8500米的高度）

多吉（藏族，28岁，登山一级运动员，1960年在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中，他曾经运输物资到达海拔7600米的高山营地）

云登（藏族，27岁，登山一级运动员，1960年在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中，他为大队运输物资到达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希夏邦马峰地区的科学考察成果

攀登希夏邦马峰的登山活动，继续沿用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模式，将登山活动与科学考察结合起来，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了科学考察队，下分测量、冰川、地质、地貌及第四纪地质4个专业组，共有研究人员14人，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施雅风（队长，冰川学家）、刘东生（副队长，第四纪地质学家）、米德生、郑本兴、季子修、黄茂桓、谢自楚；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张明亮、熊洪德，国家测绘总局于吉廉、周季清；北京大学王新平、崔之久，北京地质学院张康富。还有一位司机刘梓惠。此外，登山队科研组的王富洲、王鸿宝、文传甲、仇绪芳、石竞、陈世文、翁庆章、彭光汉、曾曙生、邬宗岳、钱增进等人也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工作。这是我国科学考察和登山运动密切结合的一次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根据一张老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科学考察队员还是非常年轻的：

队长：施雅风（45岁，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主任）

副队长：刘东生（45岁，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第四纪地质室主任）

测量组：周季清（测绘组组长，29岁，国家测绘总局地形八队技术员）、于吉廉（组员，28岁，国家测绘总局地形八队技术员）、米德生（组员，26岁，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技术员）

冰川组：谢自楚（冰川组组长，27岁，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研究实习员）、季子修（组员，25岁，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研究生）、黄茂桓（组员，28岁，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研究生）

地质组：熊洪德（地质组组长，27岁，四川地质局西昌地质队主任技术员）、张康富（组员，28岁，北京地质学院古生物教研室助教）、王新平（组员，27岁，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助教）、张明亮（组员，西藏地质局地质科技术员）

地貌及第四纪地质组：崔之久（地貌组组长，31岁，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讲师）、郑本兴（组员，30岁，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助理研究员）

1964年1月中旬，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科学考察队在北京成立，编制科学考察初步方案。1月下旬，北京的科学考察队员在24日，兰州的科学考察队员在29日分别出发赴藏。科学考察队和登山运动员一起于1964年2月10日集中拉萨，2月11日至3月初，科学考察队在拉萨集中，锻炼身体，讨论科学考察任务，制定详细考察计划，为野外考察工作在思想上、身体上、业务上做好准备。

3月5日、7日科学考察队分批离开拉萨，经麻江、日喀则、拉孜、定日，沿途进行路线考察，3月8日到达定日。测量、冰川组人员与大队一同到达希夏邦马峰登山大本营后即开始工作。冰川组上达5800米营地进行工作。3月中旬至下旬，地质组和地貌及第四纪地质组在定日附近做地层、古生物、地貌、第四纪野外考察，于3月底到达大本营，并上达到5300米、5800米营地进行调查。

冰川组科考队员在考察冰塔区

地质组科考队员在定日盆地考察第四纪初期贡巴砾岩中的风蚀洞

3月下旬至4月2日，测量组开始天文点测量，并进行三角测量。冰川组在25日去第一、第二号营地，开始进行现代冰川考察。地质地貌组在哈门错-西门错湖（现在称佩古错）至大本营一带考察。4月3-15日，地质地貌组离大本营去第一号高山营地，开始对那克多拉河上游（大本营至现代冰川）做地质、冰缘地貌和古冰川的考察。4月6日地质、地貌、冰川工作者7人登上6190米的冰碛山顶，对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地质、地貌、冰川分布有了概略的了解。4月18-21日，冰川组开始在野博康加勒冰川5650米处和那克多拉7号平顶冰川5900米处打钻测温。

测量组科考队员在进行地形测量，清绘希夏邦马峰的地形图

冰川组科考队员在海拔5650米的冰川上打出10米深的测温孔，测量结果表明希夏邦马峰北坡冰川属于大陆性冰川

施雅风先生带领冰川组科考队员考察冰洞、冰蘑菇等现象

4月下旬至5月初，冰川、地貌、地质组在第二号高山营地附近工作。测量组进行那克多拉河上游的地形图测绘工作。登山运动员在攀登主峰的过程中，曾采集了7000米至主峰一带的冰雪样品和若干标本。

刘东生（前左）带领地质组队员在5800米高山营地附近考察

5月2日十名运动员胜利地登上顶峰之后，全队撤离大本营，5月8-12日，部分科学考察人员沿中尼公路至聂拉木一带，对希夏邦马峰东面、南面的波曲中上游以及富曲中下游进行了地质、地貌和现代冰川的路线考察。5月12-15日，由聂拉木返回拉萨，经过定日、拉孜、日喀则、江孜、羊卓雍湖，沿途进行了路线观察。5月中下旬，科学考察队在拉萨进行小结，5月下旬队员离拉萨返北京。

6月中下旬，大部分科学考察队员在北京集中，开始进行初步总结工作。6月24日，国家体委李达副主任和各有关单位领导接见科学考察队同志，并发奖。

国家体委领导接见科学考察队队员并发奖

6月26日，科学考察队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和有关单位领导汇报科学考察工作，郭沫若院长亲自接见了科考队员。

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中间沙发黑衣者）听取科考队队长施雅风（中间沙发左一）和副队长刘东生（中间沙发右一）的汇报

施雅风（右）和刘东生（左）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汇报

7-8月，科学考察队编写初步总结报告，编辑“探索希夏邦马峰秘密”记录电影和“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

1966年出版的《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书名由郭沫若院长题写

1964年8月21-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大规模国际性学术会议，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者通过中国地理学会邀请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队负责人施雅风队长在会上宣读考察报告。8月29日，“希夏邦马科学考察初步总结报告”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会议期间还展出了相关的考察成果，放映了考察影像资料，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成果，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64年10月，署名为施雅风、刘东生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在《科学通报》上发表。

196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参会外宾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参观，侯德封所长（前排左4）等所领导和刘东生（最后一排右2）等与外宾合影

刘东生（左1）向竺可桢副院长（前排右1）和中科院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前排右3）介绍采集的标本

9月初，在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主持下，决定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工作进一步专题总结的分工、协作问题。

1965年4-6月，科学考察队在北京集中讨论，编写专题总结报告。据地质学史专家张九辰研究员采访施雅风先生得知，1965年编好的考察报告，大部分内容是刘东生主持的地质和古生物方面的内容，交到了科学出版社，1966年施雅风先生已经看到了排好版的书样，结果赶上了“文革”被毁掉了，“文革”结束以后，施雅风先生和刘东生先生找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社费了很大力气，重新排版印刷，直到1982年12月才正式出版《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

施雅风先生庆幸他们当年参与编辑的“探索希夏邦马峰秘密”的纪录电影和《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在“文革”以前就做好并公映和出版了。本文中配的图片，则大部分来自郭沫若题字、196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

这本书的“前言”落款的时间则是1966年3月，其概况的科学考察成果包括：

（1）测量方面：进行了希夏邦马峰高程、经纬度的测量，并测制了希夏邦马峰到大本营的路线地形图。在此之前，有关文献和地图集上记载的希夏邦马峰高度有8013米、8014米、8018米、8023米、8073米等，本次测量得到的高程为8012.06米。此外，希夏邦马峰是由3个山头组成的，经过测量，确定了希夏邦马峰的主峰高程以及其西北200多米处的山头高程为7996.30米，其西北400多米处的另一山头高程为7998.55米。通过实地测量获得的资料，解决了用肉眼难以分辨的主峰与次峰，为登山运动员攀登顶峰及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此外还通过走访当地居民，进行地名调查，确定希夏邦马峰当地的意思是“高山缺氧，气候严酷”，根据测量规范指示按藏语地名译音规则写成汉文为“希夏邦马峰”，至于有些地图上标注的“高僧赞峰”一名来自梵文，当地居民并无这种叫法。

（2）冰川方面：以希夏邦马峰下的野博康加勒冰川为主要研究对象，除对冰川的类型和形态进行研究之外，还对冰雪的物理性质展开了研究。在登上顶峰的王富洲、云登、成天亮登人的协助下，取得了6900-8012米地段冰雪样品和观察资料，并围绕野博康加勒冰川搜集到一些希夏邦马峰从5300米到8012米的材料。

（3）地貌及第四纪地质方面：对希夏邦马峰北坡古冰川沉积进行了野外观察和室内岩石学的研究，从冰川沉积物的孢子花粉分析研究了这里古气候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希夏邦马峰下5700-5900米处采集到上新世晚期地层中高山栎化石，为研究喜马拉雅山脉的近期上升和古气候演变提供了极为有意义的证据。

在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5700-5900米采到的古植物化石——高山栎（上图）和伴生的类似黄背栎（下图）

当年北京地质学院古生物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张康富在5800米二号高山营地附近海拔5700-5900米地带发现7块珍贵的高山栎类化石标本，共有9枚叶片印痕，经刘东生先生带回北京交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徐仁先生进行鉴定，确定其中一块是高山栎化石，1973年徐仁先生在《植物学报》正式发表了“希夏邦马峰高山栎化石层的发现及其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的意义”一文，明确提出希夏邦马峰在上新世以后二三百万年间，已升高了大约3000米。这一工作开创了利用植物大化石定量重建青藏高原抬升历史及其古气候面貌的先河，对青藏高原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对依据希夏邦马峰高山栎化石推测喜马拉雅山上新世以来隆升幅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差甚远，但是希夏邦马峰高山栎化石的发现对于青藏高原构造隆升的研究，仍不失为重要的古植物学证据。当年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采集的一些岩石标本现在保持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笔者有幸在2022年4月29日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库房见到了著名的高山栎化石标本。

尽管前人对1964年希夏邦马峰高山栎类化石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当时是捡到的标本而不是原位采集的，因此对其具体产出层位一直不太清楚，化石分类也还有待继续完善。2017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为再次考察希夏邦马峰高山栎类化石产地并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成都理工大学苏涛教授团队于2021年5月14-17日和2023年10月2-5日对该高山栎类化石产地开展了两次野外科考，实地勘测含高山栎类化石的剖面，并采集到14枚高山栎类化石叶片，经过研究将希夏邦马峰的所有高山栎类叶片化石归并为同一个化石种——古帽斗栎（Q.preguajavifolia）。在2024年5月发表在《岩石学报》的一篇论文中，作者认为，由于高山栎类现生种的海拔分布范围大，而且化石产地的地质年代尚不清楚，希夏邦马峰高山栎类的古海拔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苏涛教授等人鉴定的希夏邦马峰高山栎类化石

（4）地质方面：除对定日及希夏邦马峰地区的石炭纪、二叠纪以及三叠纪和侏罗纪的地层进行了研究之外，还对希夏邦马峰的变质岩系及沉积岩进行了岩石学的研究，其中包括王鸿宝等在7000米以上取得的岩石标本。对变质岩系中长石、云母的钾-氩法的绝对年龄测定结果，其数值为1100万年至3800万年。这是研究喜马拉雅山脉造山运动时代的新资料。

地质组队员在野博康加勒冰川海拔5700米的冰塔区，测量花岗片麻岩“眼球”的大小

1965年10月，我国著名的岩石学家、同位素地质奠基人李璞先生等人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西藏希夏邦马峰地区岩石绝对年龄数据的测定”，通过7个样品的钾-氩法年龄测定，贯入眼球状片麻岩及其上的黑云母片麻岩中的花岗岩及伟晶岩年龄为1300万年至1500万年（中新世），可能代表希夏邦马峰地区最晚一次强烈的地壳变动；眼球状片麻岩中的长石年龄为3500万年，他们认为该地区存在始新世-渐新世之间的一次地壳变动，其时间为3500-3600万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