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计划#自迈锡尼时代结束之后，在广阔的希腊乡间人口又逐渐增长，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无序状态。
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希腊世界已经形成了多利安人（居住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西南部）、爱奥尼亚人（散居于阿提卡、优卑亚、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以及小亚细亚中部沿海地区）。
还有部分爱奥利人散居于北方其他地区。
伴随着人口增长发展，在可能的宗教或是战争驱动下，逐渐出现了由村镇向某个中心点聚合的历史进程。
这种政治整合过程也被称作“村镇联合”（Symoikismos），同一个氏族地域内的人口和共同体逐渐接受统一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
一般城市拥有防御工事、市场、用于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用于司法判决和处理公共事务的常设机构、神庙或祭坛，从城邦内部城市的设施遗址上也能看出城邦的逐渐成长的功能和性质。
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原本城邦间的“缓冲地带”逐渐缩小，资源有限性加剧了城邦间关系的紧张。
加之在城邦内部有地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推动了城邦变革和向外拓殖的过程。
公元前八世纪，是一个开拓外部世界和政治制度初步形成的时间节点。
在大规模的殖民浪潮中，希腊本土城邦内相对过剩的人口和部分主动寻求机遇的贵族纷纷向西方的意大利或是东方的小亚细亚地区拓殖，而本土的城邦也在完成对周边地区的势力整合。
这一历史进程在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对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成长过程溯源，主要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在城邦前政治实体自然解体和政治继承过程中完成权力转移与过渡，主要是指雅典这一类城邦。
在阿提卡地区内部，雅典人通过政治联合将若干个德莫（Demos，即各地域的氏族）结合到一起，又通过多次政治变革，将血缘羁绊转移为地缘上的更强联系，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和组织形式，并以此为凭依对外扩展势力范围。
第二类是通过对外战争和军事征服完成地区势力整合，这一类主要是指斯巴达这种城邦。
斯巴达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从原先据有的拉科尼亚地区向邻近的美塞尼亚地区发起战争，在矛盾激化和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完成吕库古改革，逐渐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社会制度，成功将城邦转化为积极对外军事征服的状态。
并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数化为国有奴隶，即希洛人（Helots，也译作黑劳士）。
在这一征服过程中，斯巴达完成对城邦内部有地贵族间矛盾的转嫁，通过剥削和劳役获取了统治和发展的权力，但伴随而来的是周边安全形势的紧张和内部奴隶起义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最后一类是未能完成地区整合的城邦，诸如底比斯和阿尔戈斯，这些城邦在本地区内拥有相当权势，但并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该地区。
他们通过城邦间同盟或是间歇性的战争和威胁来实现对地区的影响。
此外，在广大的希腊世界中还存在许多处于氏族公社或是部落时代的政治实体。
它们多处于较小的岛屿或是边缘地区，发展和互动的过程都相对滞后，宗教崇拜也相对自然原始。
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
对地区的初步整合的完成意味着城邦对更广大的地区和人口进行支配，这无疑需要更加高效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
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中民主的传统一直作为典范沿袭至今，成为西方民主制的重要思想渊源。
城邦政治制度细化和分解了领袖和统治集团战略决策的动态过程，使得战略缔造往往更具平衡性和科学性。
但有时也会掣肘特定的战略，给战略设计的关键人物以额外的决策和时间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腊城邦的政体中包括君主制、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等多种形式，但并不存在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
即某种政体的结束意味着转向下一个阶段，政治体制之间的转换是根据特定历史时段人物的选择，时代和社会发展有总体民主化的趋势。
但是以民主成分在城邦政治组织过程中的逐渐增多而体现，并不直接以民主制的形式出现。
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体制演进与变化是最为典型的两个案例。
斯巴达的政治体制自吕库古改革之后直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城邦衰落时长期保持稳定。
古典文献学者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曾评述其数百年未易，有学者认为“古典学家认为斯巴达政治制度长期不变的观点并不准确，‘长期稳定、较少变革’应该是斯巴达政治发展史的特征”。
斯巴达政治体制长期稳定为斯巴达对外征服和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体制在时代大背景下逐渐趋于崩解则是斯巴达最后阶段急速衰落的重要原因。
对斯巴达政体的研究在历史上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由于斯巴达的资料相对匮乏，加之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为寡头制，传统学界经常为其赋予集权专制和僵化的标签。
自二战之后，学界反思了传统观点，开始逐渐认知这种由君主制、寡头制和带有民主成分的公民大会以及监察官制度组成的复合政治体制。
斯巴达在中央的决策机构包括两位国王、元老院、公民大会和五位监察官。
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分别来自阿基斯（Agis）家族和优律彭（Eurypon）家族，在经典文献大瑞特拉文本中，这两位最高统治者又被称为阿卡伽塔伊（Archegetai），所以也有学者称之为阿卡伽塔伊制度。
双王制可能产生于早期氏族同盟过程中的主要领袖，而在长期君主制统治中社会矛盾逐渐凸显。
财富流向新的社会阶层，美塞尼亚战争解决了少部分无地民众的矛盾，但新的分配不均引发更大矛盾。
斯巴达一度进入更混乱时代，双王制的产生实际上是对既往国王权利的限制，是贵族对王权的一次胜利。
斯巴达的国王最为重要的权力是对国家军事事务的主导权，但需要注意，首先这一权力局限于陆军领导，海军统帅是另外的职务。
其次两位国王分享军事指挥权，他们的政见不同会造成部分的掣肘，尽管随着时代发展，两位国王不再一同出征，而是一位留守国内，但相关的后勤和兵员补给仍旧需要国内提供。
最后，国王没有在军事行动中的外交权力，这部分由随军出征的监察官或是国内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享有。
所以在斯巴达的战略缔造过程中，除极个别政治强人外，绝大多数国王仅能够支配少部分的军事权力，获得军事战略或是更低的战术层面的设计许可。
当然，这种制衡和限制随着战争烈度的提升和实际的军事需要在实践中会逐渐被打破。
公元前六世纪的克里奥美尼斯就频频在外交政策和对外军事活动中采取重要行动，将自己对城邦间权势的认知加之于城邦战略之上，突破了对国王们权力的桎梏。
双王制的两个家族在彼此争斗之余一同致力于国王权势的提升，谋求突破斯巴达传统吕库古体制的限制。
斯巴达的元老院在吕库古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斯巴达政体之中，但吕库古改革明确了元老院的人数为三十人。
这其中包括两位国王，元老院的创设是城邦统治阶层权力下移和分散的重要体现，有地贵族人数的增多和城邦势力的扩张提升了贵族阶层的政治地位。
在城邦中，元老院成员负有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的权力，其次他们可以向公民大会提出或废除部分法律，特定的情形下还有对公民大会的决议的否决权。
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国王同时兼任元老院的首席，他们都是贵族阶层权力的代表和维护者。
如果他们意见不一，公民大会可以介入，如果他们一致同意提出某个议案，则直接具备立法权，公民大会虽然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牵制元老院，但在法理上，后者地位略高于前者。
在司法的过程中，监察官和国王同样会分享在不同领域下特定案件的审判权，特别是在远征过程中与军队相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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