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层面结束了激烈的斗争，国家试图走出历史的困境。要实现这一目标，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否则就会引起“左”派人士的反对，进而造成社会的动乱。
华同志和中间派等部分人士希望能“有步骤”地解决遗留下的问题，避免造成否定一切的印象，便提出了“两个凡是”，其特定指向是为了应对强烈不满的社会舆论。
然而，既然不能走老路，就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两个凡是”这一禁区，致使国家步履蹒跚。面对这一窘境，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干部们发起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在全国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
大辩论席卷全国，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不论是省部级官员，抑或是象牙塔的学者教授，都参与了进来。其中尤以山西省委书记贾俊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
在革命中成才的贾俊
说起贾俊，也称得上是一位老革命了。
1917年，贾俊生于山西翼城县桥上镇贾家庄。家中有几亩薄地，能供贾俊上得起私塾。贾俊11岁时，中国已经处于二十年代末，新式小学遍布各地，他转学来到了太原友仁中学。
年少时，贾俊就深感国家羸弱，饱受列强欺辱，因而奋发向上，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在朋友的指引下，贾俊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上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认定这就是治国之良方。
高中一毕业，贾俊就中断了学业，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活动，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1936年左右，贾俊参加牺盟会、留外学生救国会常务委员。2年后，阎紫琴作为入党介绍人，见证了贾俊入党的全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贾俊凭借着能识文断字，善于交际，被组织上任命为潞城县委组织部长，负责党员的升任、调派等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贾俊能力迅速提升，可以独当一面。组织上也认可了其多年的功绩，就于1947年4月，任命贾俊为壶关县委书记。
那段时间，贾俊承担了作为地方“一把手”的责任，积极为前线输送兵员、武器、粮食。
同时，贾俊还注重土改工作，在山西和河南的交集地区，主动给农民分地，缓和了阶级矛盾。青年干部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很快就在各自岗位干出了一番天地。
新中国的成立，也为贾俊提供一个更高的舞台。从1949年至1952年，贾俊一直担任山西长治地委、组织部长，这也算是他的老本行。
五十年代末期，贾俊以副书记的身份，主管长治的大事小情，推广了定额计酬责任制等有效的经营管理措施。农业方面，贾俊和专家商讨，引进了马拉双轮铧犁技术，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得到长治农户的好评。
反对“两个凡是”
本来，贾俊作为山西省的“明日之星”，有着不错的发展前景。他的一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还曾经在《人民日报》刊登，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但特殊时期，让贾俊失去了权力和地位，还在监狱待过两年。
这两年，可谓是贾俊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他不理解，为何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会变得失去秩序？这大大改变了他的思想。
改革开放后，贾俊重新得到任用，62岁任山西省委书记。虽不是“一把手”，但也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彼时正赶上中央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贾俊因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贾俊认为“两个凡是”不应该成为地方干部办事的“尚方宝剑”，这是对于过去的一种妥协。如果不能去除这种妥协，国家仍然会桎梏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因此，贾俊赞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
马列主义早就告诉我们“经济是下层建筑”，如果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好，定会心生怨言，到时就会有反对意见，这不利于国家的未来发展。
可惜的是，贾俊因在动乱中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损害，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不能长期担任高强度的工作。1985年，清正廉洁的贾俊退居二线。仅仅4年后，贾俊就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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