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今天跟大家回忆一段建国初期的医学历史。
（一）疫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50年8月，北京、天津两地爆发“大脑炎”疫情，病人往往突发高烧（一般烧到39°C以上），伴有头痛、呕吐、嗜睡、昏迷、烦躁、头颈强直、四肢痉挛等，严重者会死亡，总体死亡率达到30%-50%，很明显，这个死亡率比2002年的SARS和2020年的新冠都严重得多。
这“大脑炎”到底是什么？
后来有人搞清楚了，这是“日本脑炎”。这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因为首先是在日本发生（1871年），并且1934年由日本学者首次从这脑炎患者脑组织中分离出了病毒，当时被命名为日本脑炎病毒，后来称之为乙型脑炎病毒。
我们国家过去一直称之为“大脑炎”，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做了统一规定，定名为“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发生跟季节有很大关系，通常发生于夏末秋初，婴幼儿和老人都可传染。
1950年8月北京天津那次“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很严重，北京市共发现了患者和疑似患者300多人，死亡近百人；天津共发现患者105人，死亡27人，两地死亡率接近30%。
这么严重的疫情，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不得不紧急召集军委卫生部等单位代表、专家共同研讨应急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旧有的歧视中医思想影响下，中医一度遭到排挤，突出表现就是中医不被允许进入医院参与疾病治疗，1952年卫生部要求将乙脑患者一律收入医院诊治（医院都是西医），这就意味着中医失去了治疗乙型脑炎的机会。
上面是本文背景。
当时西医是怎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呢？简单地说，没有特效药，只能是对症支持治疗，跟现在差不多。我们参考1952年出版的《实用内科学》（第一版）对乙脑治疗的描述看看：
《实用内科学》是西医权威专家们编写的，时至今日，已经出版了第16版（2022年）了，它绝对算得上西医权威。1952年，该书坦诚说到：无特效疗法（如上图所示），一般除了卧床休息，注意营养外，可试用退热剂。必要时可鼻饲或注射法维持营养及水分。烦躁不安者可镇静。
西医治疗乙脑，效果如何？
数据表明，当时的乙脑基本上都是西医治疗，死亡率35%-50%不等，反正就是很高，要知道当时乙脑分为轻型、重型、极重型，如果是重型或者极重型，来医院时已经昏迷或者抽搐了，那就意味着基本没戏了。我们现代人没经历过当年乙脑疫情，可能感受不够直观，但我们经历过2002年的SARS（死亡率10%以下），2020年的新冠（死亡率3%以下），乙脑的死亡率远高于后两者。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更多人死掉么？
（二）初露头角
1953年，济南市爆发乙型脑炎。
当时西医为了快速给病人降温，采用了冰敷，并且用了磺胺类制剂，还有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氯霉素等抗生素，还有一些退烧药。然而，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死亡率非常高。
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乙型脑炎是病毒性疾病，抗生素只能是治疗并发的细菌感染而已，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的，此外，单纯的退烧药等对症治疗根本无法缓解病情，死亡率高达50%，基本上来两个死一个，我们现在人根本无法体会医者当时的窘迫无力和病人的恐慌不安。
当时那种环境，一旦你被蚊子叮咬了，发烧头痛呕吐了，意味着一只脚踩入了鬼门关。
济南市卫生局不打算坐以待毙，一改常态，紧急组织中医、西医进行抢救，并且把病人分成中医中药治疗组、西医西药治疗组对照观察治疗。
我现在无法查询到为什么当时济南市卫生局要做这样的安排，理论上来讲，能治病的就应该用上，不应该分组治疗，这样对病人是不利的。但对于卫生局来讲，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快寻找出有效的治疗办法，然后迅速推广开来，或者有其他目的，我们不妄自揣测。
中医中药组由吴少怀（1895-1970，时年58岁）、韦继贤（1895-1976，时年58岁）、刘惠民（1900-1977，时年53岁）、周风梧（1912-1997，时年41岁）四位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负责。
经过细心诊断，四位中医认为，这次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的相关症状属于“湿温病”，而且“热重于湿”，治疗方面应该“辛凉淡渗、芳香开窍”。于是，将白虎汤（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加广犀角、飞滑石大锅煎熬，让病人服用。此外，还根据病情不同，分别给病人服用“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进行口服或者鼻饲。
经过短期治疗，中医组12名病人全部痊愈，无一人死亡。至于西医组战况如何，未能查询到具体数据。
四名中医对本次治疗非常满意，事后专门撰写了详细的总结报告。可惜的是，这次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中医能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事实没有宣传开来。
1954年是个转折年。
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做出关于重视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为中医进入医院参与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
也是1954的夏天，石家庄市连续7天暴雨，天气潮热，外加洪水过境，灾后蚊虫滋生，很快爆发了乙型脑炎。由于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患死亡率一度高达50%。
为了控制疫情，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的袁以群（1914-1977，时年40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当时石家庄市内一些中医诊所里比较知名的中医召集起来，其中最出名的是郭可明中医（1902-1968，时年52岁）。
（三）力挽狂澜
我们现在知道郭可明是著名温病学家，但在当时，郭可明就是一个土得有点黄的诊所中医，说话地方口音很重，声音也不大，怯怯弱弱的样子。
但正是郭可明为首的中医团队，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郭可明出自中医世家，祖父、父亲都是乡里有名的中医，石家庄卫生局局长袁以群把这些高明的中医医生召集起来，组成中医治疗小组，并且以郭可明为首。
实话实说，郭可明当时也是没有任何经验，但他在观察了一些乙脑病人后，认为相关症状属于传统中医的“温病”中的“暑温”范畴，如下图所示：
比较出名的温病学家是明清时期的，尤其是清朝的叶天士（1667-1745，著有《温热论》），和吴鞠通（1758-1836，著有《温病条辨》）。
郭可明等人正是借鉴了这几位前辈的温病学说，认为当时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无论是发病季节、还是临床表现，都跟温病基本相同，即便不能说温病就是乙脑，起码乙脑包括在温病范围以内。
当然，当时被请去对抗乙脑的中医不仅郭可明，还有很多其他的著名中医师，有些人认为乙脑不是温病，而是伤寒，应该按汉代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的治法来对付，他们认为应该用麻黄汤，或者小柴胡汤，或者四逆汤来治疗这些危重病人。
但郭可明温病理论认为当时的乙脑应该用清热、解毒、养阴的方法，方剂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
对于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来说，这么多中医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要从中找出最有可能是治疗有效方案的难度很大，不管怎么样，结果袁局长选择了郭可明，选择了温病理论，这个结果到底是讨论出来的，还是经过临床验证得出来的，我已经查询不到了。
袁局长计划让中医小组先治疗7天，先观察一下疗效，再说后续的治疗方案。中医小组（郭可明为首）进驻传染病医院后先接手了3个病人，接着又接收了7个病人，治疗了7天，病人不但都没有死亡，病情还都得到了控制。
这下袁局长备受鼓舞了！
袁局长当下决定，所有住院病人都要接受中西医合作治疗（当时还没有“中西医结合”一词），所谓的合作，是先由西医对病人做检查确诊，然后由中医开方用药。
当时西医的诊疗方案是：抽脑脊液、查血、补体结合试验、输液；使用的抗生素以青霉素、链霉素为主；应用的镇静剂只有水合氯醛、苯巴比妥；再加上安乃近、阿司匹林等退烧剂；配合物理降温，使用温水擦浴、酒精擦浴等。
而中医小组的方案，上面说过了，是清热、解毒、养阴的原则，以白虎汤（出自汉代张仲景《伤寒论》）、清瘟败毒饮（出自清代余师愚《疫疹一得》）为主。这个方案的主要药物是大剂量生石膏，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和局方至宝丹。
1954年在这种治疗方案的指导下，经中西医合作治疗（事实上主要是中医辨证中药治疗）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全部治愈，不留后遗症，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此外，众多中医医生也发现，凡是按照温病治疗原则的，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这下不得了了，袁以群局长大为振奋啊，他亲自督导，马上组织中医治疗小组认真总结了治疗成功的经验，以及在治疗中曾经走过的弯路。
中医治疗方案重点强调了四点：
第一，借鉴使用民国名医张锡纯（1860-1933）的变通白虎汤治疗热病以及临床运用生石膏的经验；
第二，运用余师愚《疫疹一得》中治疗疫证善用清瘟败毒饮的经验；
第三，强调了关键药物的使用，比如生石膏与野台参配伍，组成了人参白虎汤，重用羚羊角、犀牛角（现在已经禁用了）以及安宫牛黄丸（散）以清热解毒开窍醒脑，重用蜈蚣、全虫等药镇惊止抽，平肝息风，选用上乘金银花、菊花以清热解毒；
第四，总结提出了治疗过程中的“五忌三怕”，忌汗法、忌泻下、忌利小便、忌用辛辣刺激兴奋等药、忌冷敷（这点跟西医观点矛盾）；怕过度穿刺抽血、怕不当使用镇静药、怕过度输液（这些都跟西医观点矛盾）。
1954年石家庄取得了疫情的成功，但疫情还没有完全远去。
1955年石家庄依旧有乙脑病例，当年继续用中西医合作治法，这一年的治愈率达到92%，死了几个病人，我看后来的分析，有些病人是发病很晚了才来医院，有些病人可能合并了其他疾病，来不及治疗就死掉了，但92%的成功率，依然是让西医治疗望尘莫及。
（四）荣光与坎坷
中医中药在应对石家庄乙脑疫情时大放光彩。
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袁以群向卫生局和党中央报告了中医治疗乙脑取得的成绩，1954年100%治愈，1955年92%治愈，这样的成绩是了不起的，是值得开心的，袁以群局长的兴奋难以言表。
卫生部收到袁局长的报告后，先后派了几批专家过来核查。
首先是派了一个留美的专家来考察，该专家是著名西医医生，我现在查不到他的具体姓名了。这个西医专家考察后给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他认为石家庄中医治疗的是不是乙脑还不好确定。这样基本上全盘否定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
what？
人家两年的成果，由西医做检查确诊，再由中医来治疗，到了这个留美西医专家嘴里，变成了是不是乙脑还不好确定？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判断了，要么是专业素养不过关，要么是心态没有摆正，我们不妄自揣测。
可以肯定的是，袁以群局长很不满意，也很愤慨，也很委屈。
卫生部也一头雾水，一边说中医治疗效果特别好，一边说是不是乙脑还不好确定，孰是孰非，要搞个清楚。于是卫生部命令石家庄市卫生局到部里当面汇报，时任卫生部部长是李德全。
袁局长把所有原始病历装了满满两皮箱，全部带到了北京，请中央及部里的专家再做鉴定，看看到底谁在信口雌黄。
经过审查，部里的专家认为，袁局长汇报的还是乙脑病例。
光有这些病历资料还不够，1955年7月，卫生部第二次派专家到石家庄进行视察，这次专家组由6名医生组成：2名中医，其中一个是路志正（1920-2023，后来国医大师），4名西医，其中一个是林兆耆（1902-1997），他是《实用内科学》第一版的主编。带队的是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1895-1975）。
郭子化副部长带领了6名专家深入石家庄传染病医院，实地考察，查房看病历看病人、走访患者和家属，他们看到了中医中药成功抢救多位危重乙脑患者的真实场景，见证了危重患者一步一步逐渐康复的过程，目睹了患者家属笑容满面的喜悦心情，同时也惊叹郭可明等人为了救治患者日夜守在病房的医德情操。
最后，专家组承认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病例可靠，中医治疗乙脑的效果堪称奇迹，郭副部长说：这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1955年9月2日，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并且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必须学习和推广（石家庄）这种疗法。（后来北京市1995年中医治疗49例，死亡4例，治愈率92.84%；辽宁省中医治疗150例病人中虽然2/3是重型极重型，但也达到96%的治愈率）
1955年12月19日，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卫生部向以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小组，颁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奖金1万元。
当时石家庄卫生局局长袁以群、传染病院院长齐致宜、郭可明伤人一起去领奖。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石家庄经验，并向世界公开。河北人民出版社还组织郭可明他们编写了《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这个一百多页的小册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原书和电子书，花了一个晚上阅读完毕，获益良多。
郭可明自此名声大噪！
谁说中医中药不能治疗急症，谁说中医中药不能治疗传染病？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新中国以来，中医第一次腰杆挺直地站了起来。
说到郭可明，说到乙脑，还有一件趣事。
1955年，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时任邮电部副部长，不幸罹患乙脑，病倒在北京，这位苏联专家病情好好坏坏，反复发作，迁延了6个月，到最后都奄奄一息了。情急之下，卫生部李德全部长亲自点名，请石家庄传染病院的郭可明医生过来北京，给苏联专家看病，并且委派卫生部中医司魏龙骧及西医专家林兆耆（第一版《实用内科学》主编，大家记住这本书）共同参与治疗。
郭可明连夜赶到北京，看了病人，当时患者高热昏迷、痰鸣音很明显，郭可明用人参白虎汤、安宫牛黄丸、局方至宝丹加减为主方，连续治疗7天，患者逐渐清醒，可以自主进食，并能够坐起来跟医生打招呼，众人无不称奇。
李德全部长接到汇报后，非常高兴（她当然高兴，郭可明才亚历山大吧），她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称赞说：中医不但治疗乙脑有效，对后遗症也有效。
恰逢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郭可明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参加了会议。
会中，毛主席走到郭可明面前，李德全部长介绍说：这位就是石家庄的郭可明大夫，苏联专家的乙脑就是郭大夫治好的。毛主席握住郭可明的手，说了很多话。
据《温病大家郭可明治疗乙脑实录》记载：由于毛主席湖南口音较重，郭可明也太激动，所以主席的话都没听太懂，但主席的最后一句话“了不起、了不起啊”，郭可明是听懂了。
（毛主席跟郭可明握手）
（五）中医成功是偶然？
治愈乙脑病人、卫生部嘉奖、毛主席亲自接见，属于郭可明的人生高光时刻。
但中医温病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碰巧成功，还是的确成功呢？
1957年夏天，北京市再次出现乙脑疫情。当时石家庄的经验推广开了，不少地方都说有很好效果，北京当时也采用了大锅汤煎服白虎汤的方法进行治疗。
没想到效果不甚理想，很多病人用了大量生石膏，安宫牛黄丸等，病情不轻反重，为此死亡了不少病人。
于是开始有人质疑，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是否总结得过早了，石家庄的经验是否不灵了？中医治疗乙脑是否真的真实有效？
紧急关头，卫生部再次调郭可明（1902-1968）进京，帮助北京市救治乙脑。同时调入北京的还有很多其他著名中医专家，比如蒲辅周（1888-1975）老中医。
中医研究院也抽调了十多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生组成脑炎工作组，大家研究了当时北京的病例，发现多数患者的病情有“偏湿”的现象，湿重于热，石家庄当时是“热重于湿”，两者不甚相同，某些中医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所以治疗效果不好。
工作组认为石家庄归纳的清热、解毒、养阴大法是正确的，但应该根据情况调整，偏湿的特征是高烧无汗、渴不思饮、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沉濡弦数，而偏热的是高烧有汗、大渴引饮、舌苔黄腻、脉浮滑洪大。
偏湿的病人，就不能一开始用清凉苦寒药（生石膏属于这类），应该先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药（比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
工作组用这个方法，在北京市中医医院、传染病院等治疗了后续一大批病人，治愈率也升高至90%，郭可明在北京市中医医院，当时共收治乙脑50例，治愈45例；蒲辅周在北京市传染病院，治疗效果也很显著。
再一次事实证明，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可靠。关键是要辨证论治，对于西医来说，都是乙脑，但对于中医来说，这有湿重还是热重或者其他的细节问题，不能一个方子走天下，应该遵循辨证论治原则，根据客观情况随征用药。
1957年河北省又出版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纪实》一书，各地都学习石家庄的经验，也都获得了比较理想的疗效。
至此，应该没有人再怀疑中医治疗乙脑的疗效了。
（六）西医教科书
事实上，西医主流还是不认可中医疗效，或者是认可，但没办法承认，不愿意承认。
我们来看几本书吧，看看西医专家们是如何论述乙脑和中医疗法的。
1952年，西医专家编写了《实用内科学》第一版，当时主编包括林兆耆，前面我们反复提及了林前辈的名字，他曾经作为6人专家组成员去石家庄考察中医疗效，也曾经跟郭可明一起治疗苏联专家的乙脑。
1952年，石家庄还没爆发乙脑疫情，郭可明还未被认识，也还没有人知道温病可以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也还没有证明能够治疗乙脑。
所以1952年的《实用内科学》是这么说的：
西医没有特效疗法，死亡率35%-50%。没有提及中医中药。
然后接着是1954年石家庄疫情，1955年石家庄疫情，1956年郭可明团队受到嘉奖，1957年北京疫情，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医温病指导下可以治疗乙脑，而且效果很好，远胜于西医，以至于当时石家庄的经验是西医负责诊断和辅助治疗（比如吸痰、鼻饲、吸氧等），中医负责药物治疗。
到了1959年，《实用内科学》出到了第五版了（基本上年年都在更新），主编还是林兆耆等人。理论上来讲，这时候已经认识到中医中药治疗乙脑的疗效了，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医教材，但也应该着重介绍，毕竟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效果很好啊。
实际上，这本书是这样说的：
通篇没有说到中医两个字，只提了中药两个字，说石家庄的经验，中药对乙脑有一定疗效（这算偏见么？这哪是一定疗效？这绝对是高效到爆表了，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还说中药中以石膏为主，另有犀牛黄、羚羊角等，应辨证论治。
明里暗里，这本书不承认中医，只一笔带过说中药有一定疗效，我想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满意这样的描述的。且不说中药是否有效，中药必须得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辨证论治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否则就是1957年北京乙脑疫情那样，原原本本套白虎汤却效果不佳，后来重新辨证认为是湿大于热调整药方才力挽狂澜，这是最直白的证据了，能视而不见么？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第五版的说法，特别不满意，也特别不能理解。只要能救人，就应该记录下来，而不应抱有门户之见。
到了1973年，第6版《实用内科学》出来了，特殊年代，这本书有了毛主席语录，而且几乎所有疾病都重点介绍了中医中药。
这版书的确重点介绍了中医中药治疗乙脑，但说实在的，这的确是西医医生写的中医治法，虽然“诚意满满”，但没有中医的内核。因为只介绍了简单的方药，没有介绍中医辨证论治，不怪它，这是西医专著。
第7、8、9、10、11、12版书我没有找到。我没有这段时期该书对中医治疗乙脑的表述。
第13版书我有，翻开来看，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中医中药治疗乙脑的表述了，只有一句话：醒脑静有苏醒作用，可每隔2-4小时静脉推注一次。
这写的乱七八糟了，中医中药之前的清热解毒养阴原则救了那么多人，白虎汤、清瘟败毒饮加减力挽了狂澜，到2009年这版书（估计前面已经删得差不多了）已经消失殆尽了，还扯了一个什么醒脑静，真的是让人特别失望。关键是，西医的治疗还是没有什么进步的，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还是只能对症支持治疗的。
当然，这时候已经有了乙脑疫苗很多年了，乙脑不是常见病了。但这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
直到第14版、15版、16版（2022年）出来了，关于中医中药治疗乙脑的表述跟13版一模一样，已经完全抹灭了当年中医中药的功劳。
以上是西医权威专著《实用内科学》对中医中药治疗乙脑的整个历史脉络梳理，真相一直在，只不过被刻意隐瞒了，普通人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去阅读这么多专著，是无法得知当年那些真相的。
回到我读书时用到的教材《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六版（2005年）、第七版（2008年），教材在写乙脑章节时，已经没有任何中医中药方面的记载了，全都是西医的对症支持治疗。
我个人觉得这样是相当不好的，这不利于培养真正的临床医生。一个临床医生，应该以治病救人为本，不应有门户之见，不应局限于中医西医，西医没有特效药，没办法治疗乙脑，而中医已经被证明了效果很好，为什么就不能花些笔墨介绍呢？即便说这是西医教材，无法多说中医，那也可以给一句“中医治疗效果不错，有兴趣者可自行阅读相关教材”不好么？
一味的删减，只会让人们怀疑，这背后是不是刻意打压中医中药？还是另有目的？我也不好妄自揣测。
（七）结尾
历史一直都在，如果你不去查阅历史，那你所看到的东西你会信以为真。但你看到的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并非要为中医中药站台，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量搞清楚哪种治疗办法才是最好的，对于病人来说，你给他打针或者喝中药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命，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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