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自《孟子·公孙丑下》，指站在正义、仁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仁义，必然陷于孤立。这句精辟的结论在中外历史上有着无数的案例。即使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盖全国的革命低潮时期，只要是正义的革命行为，都有大量的仁人志士予以支持和相助。
我们的朱德总司令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刻就得到过雪中送炭般的帮助，而这个助力，却来自敌人内部的高级将领。
1927年８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中共掌握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起义之后，部队计划开赴广州，准备再次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二次北伐。但是接下来的征途却是非常坎坷的。由于起义军组建本身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特别是中途第10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等起义军到达江西南部临川时，总兵力已不足1.3万人。
为了顺利摆脱追击部队，起义军留朱德、周士第等率第25师3000人在三河坝阻击国民党钱大钧部。周恩来、叶挺、贺龙则率主力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发，终因众寡悬殊，经汤坑、流沙两战失利。
而朱德等人率第25师在三河坝完成阻击钱大钧部三天的任务后，向潮安转移，在饶平县境遇到起义军主力被打散的一部，才知道叶挺、贺龙的部队已经失败了。这里他们遇到的部队里就有后来鼎鼎有名的战神——粟裕，当然这时他还只是一个警卫班长。
主力失败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甚至一些指挥员都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据粟裕后来回忆："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
朱德在南昌起义军转战途中
在这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派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陶离开部队去寻找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朱德、陈毅则带领部队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一直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江西西南部的南康、大庾地区。
不过，这注定是一次更加坎坷的长途行军。原因有三：
第一，受敌人"共产共妻"等恶意宣传的影响，老百姓对部队根本不相信，如见妖魔鬼怪一样，躲得远远的，一路上很难筹集到粮食、药品等军需物资。
第二，一路上国民党反动军队围追堵截，战事频频，损失很大。比如，部队转移到福建武平时，还有2500多人。行踪被敌人发现后，遭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起义军虽然击退了追敌，但本身也伤亡和失散了1000多人。
第三，起义部队本身是从旧军队改编过来的，有不少意志不坚定干部和战士。一路上战事不利、困难重重，导致很多人对革命产生动摇，逃兵不断，到达江西大庾时只剩下不到800人了，团以上骨干，除了朱德之外，只剩下陈毅和王尔琢两人了。
就这样，失败情绪弥漫在这支部队中，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随时有熄灭的可能。
在这危难关头，朱德组织了后来看无比正确的一项工作，就是建军史上可与"三湾改编"齐名的"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经过这连续三次整顿，部队的思想、组织、纪律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但是部队生存的基础问题还没有得到好转，特别是粮食、药品、衣物、弹药这四样最重要的物资无法解决。一是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二是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造成病情恶化；三是部队的枪支弹药无处补充，到后来连地主武装和土匪都无力打；四是当时已接近冬天，官兵却还仍然穿着八一起义时的单衣，有的甚至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
如何筹措到军需物资，以保存这支革命力量，成了摆在朱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转机也就在这时出现了。
朱德从报纸上意外地看到国民革命军第16军移防到离他们不远的湖南郴州一带。而这16军的军长，就是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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