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我心里清楚自己的问题
1971年1月，毛主席决定改组北京军区。不久后，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随后，组织上决定将被撤职的郑维山安排到安徽参加工作。
在安徽，组织上对郑维山给予了应有的照顾。郑维山刚到安徽，工作人员便对他说：“给你配了秘书，还有炊事员，门外还设了岗哨。另外，你的工资待遇不变，你有什么事，可以通过秘书联系组织。”
然而，不久之后，郑维山接到通知，要他到白湖农场参加劳动。来到农场后，郑维山没有气馁，而是踏踏实实地干着农活。
看到郑维山农活干得非常娴熟，农场的一位干部笑着说：“首长，我以为你只会领兵打仗，没想到你还会种地。”
听了那位干部的话，郑维山也笑着回答说：“我是农民出身，别的不会，难道还不会种种地？”
在农场，郑维山经常干得大汗淋漓。看着父亲这样干活，孩子们还以为父亲想用劳累来掩饰心中的难过，便安慰他要注意身体。
听了子女们的话，郑维山笑着说：“你们不用安慰我，我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应该得到组织的处分，还是肯定，我心里是清楚的。”
的确，此时的郑维山，心里非常平静，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只想把组织上分配下来的工作做好，这也要是他一贯的坚持，从参军那天起，便是这样。
在郑维山看来，比起长征期间的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干点儿农活算不了什么。他把这些都当作了组织上给他的考验。
说起来，郑维山参加革命，与他的父亲关系很大。1927年11月，父亲参加了黄麻起义，郑维山也成为了童子团的一员，还担任了分队长，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这一年，郑维山年仅12岁。
1930年1月，郑维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过了两个月，15岁的郑维山便被任命为赤卫队副指导员。6月，郑维山带着7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后来，郑维山担任了徐向前的传令兵，与徐向前结下了很深的革命情谊。
后来，郑维山参加了西路军，亲身经历了与马家军的战争，看到了成片的战友倒在马家军的屠刀之下。
1949年4月，第63军军长郑维山奉命率部参加太原战役。太原解放后，郑维山所在的19兵团跟随彭德怀前往了西北战场。
8月4日，按照彭德怀的命令，郑维山率领第63军前往兰州城东的指定位置。想到能够与马家军决战，以报当年血仇，郑维山心里非常激动。
8月25日拂晓，兰州战役打响。仅仅激战了一天，马家军便被基本上打垮，就连马步芳也于8月27日乘飞机逃往重庆。
马步芳逃走后，留在地面上的马家军第一〇〇师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郑维山的地63军追着打了二十多里，在黄河铁桥与解放军的守桥部队将其全歼。
关于这件事情，郑维山在后来回忆说：“在把敌军追过黄河铁桥后，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我登上了北塔山，望着黄河上飘浮的一层层敌尸，西望西河走廊高喊：西路军的战友们，大仇已报，江山归我手，为你们报仇了，你们可以瞑目安息了！”
1950年，郑维山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两年后，郑维山被彭德怀任命为第20兵团代司令员，接替了国养兵的杨成武。
1967年，郑维山被任命为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两年后，郑维山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任职期间，郑维山的表现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那时候，毛主席高兴地说：“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两位都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将军，有他俩在，我就放心了。”
1971年，在改组北京军区的时候，郑维山虽然因“华北山头主义”被撤职，但他的表现却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可，并多次和邓小平谈起。
1973年12月，在军委会议上，毛主席对与会人员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
1974年，毛主席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不久后，组织上先后为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恢复了工作。
当时，郑维山虽然不知道这些。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杨成武的主要问题，叫做“华北山头主义”。
毛主席亲自为杨成武平反，足以说明“华北山头主义”这个罪名的不成立。然而，在一些人的渲染下，“华北山头主义”又被说了一段时间。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相继去世。每次从农场的广播里听到消息，郑维山都会悲痛不已，泪流满面。
那时候，郑维山的子女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便来到父亲的身边照料。果然，孩子们刚进门，郑维山的秘书便说：“你爸已两天不吃不喝了。我叫医生，他不让，你们得留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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