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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评论《美中关系白皮书》时如此嘲讽了艾奇逊标榜的门户开放原则:：
“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很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历史资料表明，完全可以在这里加上一句：这一封锁是在美国政府的积极纵容和配合下进行的，其必备条件远不止美国的军舰和大炮。
1、美国如何配合国民党“海禁”？
1949年6月中旬，国民党政权决定自6月25日午夜始“关闭”已被解放的大陆海岸，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沿岸港口。
由于海军力量不足，这一行动主要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美国国务院获悉这个决定后，曾劝国民党三思而行。
国务院感到，国民党将因此加深中国民众对它的强烈反感，并使得一部分目前同情它的国际舆论转而反对它。
同时，鉴于国民党无力进行真正有效的封锁，美国政府若予以承认，就将违背美国一向遵循的有关国际法规定，造成损害其长远利益的一个先例。
6月24日，国务院照会国民党当局：除非国民党政府宣布并维持有效封锁，美国不能承认“关闭”大陆海岸合法。几天后，国务院公布了这个照会。
但是，国民党的封锁对于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政府来说，自然有值得欢迎的一面。
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菲利普·斯普劳斯在封锁开始后不久欣喜地说：
“对上海的封锁正在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困难，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经济困难相结合，可望阻挠共产党巩固其统治，导致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多地用于维持后方秩序，最终削弱其南进势头，并降低共产党在中国和东亚的威望。”
司徒雷登则告诉国务院：
国民党的封锁，可以使共产党人明白他们依赖对外贸易，因而美国应予纵容。
这正是华盛顿的政策。7月下旬，英国外交部建议英美合作向上海运送救济物资，以防该市发生危及外侨的经济崩溃或骚乱。它特别请美方考虑对国民党施加外交压力或派海军护航，以便装载救济物资的船只能够进入上海。但是，这个主张立即遭到美国国务院拒绝。
9月中旬，美商伊斯布兰森海运公司，请求政府为即将驶往上海的该公司商船提供护航。国务院在海军部同意下，给了斩钉截铁的答复：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是护卫商船，进入上海或其他中国海港。
9月18日，伊斯布兰森公司的“独立号”和“快帆号”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实行封锁后最早进入该港口的美国商船。
国民党外交部向已迁至广州的美国使馆声明：
上述两船系以“欺骗”手段混入上海，它们不得在上海装载货物或旅客，否则国民党海军将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极为温和。
9月 29日，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外阻截并扣押离开上海的“独立号”和“快帆号”，并且对驶往上海的另一艘伊斯布兰森公司的商船“贸易者号”，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接着，前两艘船只被押至浙江附近海面，被迫把在上海装载的货物弃入海中，然后一艘于10月7日驶往朝鲜釜山(而非原计划中的天津)，另一艘驶往香港。
一星期后，“贸易者号”在离开上海时遭到国民党军舰炮击。
2、如何向美国商船开刀？
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行动听之任之。10月1日，杜鲁门向代理国务卿韦伯强调，必须听任封锁奏效，不向被扣押的美国商船提供任何帮助。
韦伯告诉他，这正是国务院正在采取的立场。
确实如此。国务院未向国民党提出任何抗议，只是很客气地询问是否有意早日释放被扣押的船只。它还再次拒绝向伊斯布兰森公司的商船提供保护。艾奇逊向新闻界宣布美国政府不想打破封锁，并且指责伊斯布兰森公司企图“胁迫”政府改变做法。
稍后，英国政府决定对驶往中国大陆港口的英国商船提供护航，这在杜鲁门看来是个“最令人不快的事态发展”。
国务院就此向伊斯布兰森公司表示，美国政府绝无义务采取类似的措施。
11月间，国民党军舰又两次炮击和扣押驶往上海的美国商船。
在这一事态的刺激下，美国的政策走到了直接配合的地步。12月初，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议承认国民党的封锁合法。国务院虽然没有同意这个主张，但很快采取了实际含义与此近似的举措。
它正式通知所有海运公司：一切美国商船不得冒险驶入上海，否则将受到美国政府处罚。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与削弱新中国这一政治目标相抵触的任何东西，都可摒弃或搁置，哪怕是美国的国际法权利和美国公民的合法利益。
3、要不要美商退出上海？
杜鲁门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关于美国在华工商企业的政策，由于这些企业多数在上工海，这个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自然以上海为焦点。
上海的绝大部分美国工商业者，愿意在解放后留下继续营业。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博特，在解放军入城前，不久报告国务院：除极少数例外，在上海的美国人(其中多数是工商业者)，完全打算在共产党接管期间留在上海。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也发现，上海美商认为闻“可以在共产党人之下做生意”。
这些人一般都习惯于中国的政治变动。他们猜测，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可能和中国近代历次政权更迭相似，不过使外商的营业环境发生一些可以适应的变化，而不会取消他们赚钱牟利的机会。
上海美商的喉舌《密勒氏评论报》，1949年2月的一篇社论说，在估计外商的未来命运时，应当记住“中国的赤色分子回到了渐进共产主义的老轨道上”。
同样重要的是这么一种预计：
上海被共产党占领后，美商企业的处境，很可能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要好些。
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政策造成的经济破坏，特别是奔马式的通货膨胀，严重妨碍了一般美商的业务，四大家族的垄断和歧视更直接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会带来和平和廉洁，甚至还可能对外商给予鼓励。上海美商从中国共产党，对平津地区外商的态度中看到了这一点。
起初，美国政府的政策似乎符合上海美商的愿望。1949年1月初，国务院远东司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对美国在上海保留“立足点”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它认为，美国不宜、也无法用侵占整个上海或其一部分的方式，来保留立足点，唯一可取的是保留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在这个城市的美国私人企业。
在这后一个方面，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听任上海美商自己决定，不建议他们离开上海和放弃在那里的利益。
事实上，美国政府当时已经照此行事，某些官员还奉劝个别美商打消歇业的念头。即使如此，美国政府的态度仍然是比较消极的。
它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听任并有意加剧该市的经济困难，而不顾当地美商会因此遭受损害。
国务院促使各石油公司大幅度减少上海的油料储存，这使得为全市(包括美商企业)提供绝大部分动力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不得不急剧减少发电量，甚至面临停产的危险。
艾奇逊还拒绝了驻上海总领事卡博特提出的一个主张：通过私人信贷方式向中共方面提供一些物质，以免上海由于经济困难而成为“西方人无法居住”的地方。
在美国政府的天平上，帝国的政治利益显然重于在华美商的经济利益。
4、高尔德事件
上海解放后头两个月，美商对营业前景的看法，经历了一个由乐观到悲观的过程。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时，专门以外侨、外商企业及“外国公私组织”为对象，广泛散发传单和手册，宣布保护其生命和财产安全，要求外商留下继续营业。
这一做法与解放军严守纪律、认真维护社会治安相结合，安定和鼓舞了上海美商。他们在全市解放后短短几天内，大都恢复了因战事中断的营业，并且惊喜地发现“几乎一切照常”。
不仅如此，像上海电力公司这样对全市生活和生产至关重要的美商企业，还得到了军管会的多次援助。
但是，事情也有不顺利的一面。在新形势下，工人反对中外资本家过度剥削的情绪迅速发展起来，而上海当时的经济困难又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一时间，劳资纠纷使上海美商疲于应付。
在这些纠纷中，著名的是美商《大美晚报》事件(高尔德事件)。
6月中旬，该报社职工，要求把工资底薪由货币折合为食米，以便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维持生活，但被该报主编伦道尔·高尔德拒绝。
接着，高尔德以职工拒不印发他就此写的报道为由，宣布关闭报社。7月1日，高尔德及其妻，殴打试图入其寓所索取欠薪的职工代表，结果被公安州勒令公开道歉。
整个《大美晚报》事件历时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报社职工曾数次扣押高尔德和该报所有人在上海的代表查尔斯·迈因纳。
总的来说，上海军管会没有鼓励或附和工人群众的某些过高要求或过火行动。
但是，美商出于偏见，往往把劳资纠纷归咎于军管会，并对军管会为恢复经济、保障供给而采取的一些外贸、金融和税收措施大为反感。
5、逼迫下的撤离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封锁和积重复返的通货膨胀加剧了营业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上海美商越来越倾向于“宁愿卷铺盖离开上海，也不愿忍受目前局势的侮辱和危险”。
7月底，上海美国商会致函国务院，和在中国设有分支的主要美国公司的首脑，称美国在华业已无正常营业的可能，应当撤回在华美商。
国务院此时已经决定将上海美商撤离中国。
7月初，驻上海总领事卡博特以极其夸大的言辞向艾奇逊报告说，上海外国人的基本权利经常被侵犯，他们的人格被侮辱。
“共产党人……不准备保护外国人免遭报复，并在通过官方宣传激起针对他们的暴行”、其结果是“美国人被推回到1844年(望厦)条约存在以前的局势”。
他特别提到大多数外商企业处境困难，建议着手撤回在上海的美国人。
7月中旬，他在调离中国前夕进一步告诉艾奇逊，应当尽快撤走所有能撤走的在华美国人，这有助于向中国共产党表明，反美必然招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有助于使中国民众最终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他们的不幸的制造者”，从而促进实现“一个在国际事务中独立于苏联人的中国”。
与此同时，他按照司徒雷登的指示，主动向上海美国工商界和教会领导人提出撤离计划。
7月26日，艾奇逊致电驻上海领事沃尔特·麦康瑙希，同意派船撤走美侨，并要领事馆怂恿他们申请离境。
8月初起，上海军管会以协调劳资关系为重点，采取了一些改善中外私营企业状况的重要措施。
军管会主任陈毅在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强调说：
“厂方的困难，工人要照顾，工人的困难，厂方要照顾，资方劳方的困难、我们人民政府要统一照顾。”
按照这个精神，军管会于8月19日，颁布处理劳资纠纷的暂行规章，其中规定：
在争议解决前劳资双方应维持生产现状，资方不得有取消或减低待遇之处置，劳方不得有妨碍生产和破坏劳动纪律之举动；企资方经市政府工商局批准，有合理解雇工人之权。
军管会还在外侨政策方面作了某些调整。
麦康瑙希于8月16日电告艾奇逊：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当局对待本地外国人的态度和做法已明确地缓和下来。”
稍后，陈毅亲自向一位外商表示，外商如果耐心留在上海，就一定能看到他们的营业条件变得更加有利。
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仍然继续鼓励和安排美侨撤离上海。
8月17日，艾奇逊向新闻界强调这是美国政府的明确无疑的政策，并且宣布即将派远洋轮船“带他们出来”。
6、美商的最终撤离
一星期后，国务院邀请在中国设有分支的主要美国公司的代表开会，让刚回华盛顿的司徒雷登和卡博特，向他们渲染美商在中国的困难，意在促使各公司尽快撤回在华人员。
8月底，五角大楼鉴于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认为派远洋轮船到上海接人太危险，主张在当地租用一批小船把美侨运至公海上的某个会合地点，然后再用大船送回美国。
国务院不肯接受这个势必推迟撤离的建议。
9月23日，美国远洋商船“戈登将军号”到达上海，载走了1300余名外侨，其中美侨约500名。此后几个月里，其余美侨大都陆续离开上海，到1950年12月底，中国政府下令管制美国一切在华公私财产时，在沪美侨只剩下约 100 名。
从根本上说，是美国政府制造了上海美商的厄运。它切断经济合作署的援助，实行严厉的贸易控制，使上海严重缺油、缺动力、缺原料，美商因而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境地。
而且，一度频繁的劳资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此造成的。它纵容和配合国民党的封锁，从而加剧了美商的困难。
对于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美商企业，它事先既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预防和制止，事后又未进行制裁。
他怂恿美商撤离上海，甚至在他们的处境出现转机后仍然这么做。这些损害美商利益的行为出于同一个目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困难，以图削弱之。
正如研究这一时期上海电力公司的美国学者沃伦·托泽所说：
“要对关闭中国门户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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