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7日下午，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谈到了关于特赦的问题。
华国锋说：“这次特赦共293人，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实际上，在此之前，华国锋并不同意将所有的战犯一起释放。
华国锋自从来到中央担任公安部长后，对于特赦问题非常重视，1974年，周恩来在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期间，谈到了特赦问题。
毛主席说：“还有一批战犯，建议放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25年了。”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将华国锋找了过来，华国锋得到指示不敢耽误，立刻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赦工作。
华国锋表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要求各地清理监狱，清理在押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很快，公安部各负责部门便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到了华国锋的面前，
华国锋看后，将13人的名字给圈了起来，根据当时的特赦条件，这13个人并不符合，因此华国锋认为，应当继续关押这13人。
华国锋将报告整理一番后，上报给了党中央。
毛主席是在1975年2月27日看到的这份报告。
看完报告内容，毛主席有些不太开心，随后，他做了上达百字的批示。
毛主席说：“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
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华国锋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做法，随后，他再次召开了各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华国锋强调说：“口袋里不能再留了，要倒光。”
这一次，所有人都没有异议，因而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所有在押战犯，全部被特赦。
毛主席为什么坚决要将所有的战犯全部放掉？这背后有什么深意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此举真高明。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随着渡江战役，广州战役的相继胜利，蒋介石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在大陆的所有权力，为此，他决定带人前往台湾。
为了将包括海南，台湾等岛屿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解放，1950年，党中央分别部署四野及三野部队着手准备发动海南岛战役及台湾岛战役。
由于四野40军军长韩先楚的坚持，海南岛战役提前进行，我军顺利解放海南。
可是等我军准备解放台湾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我国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为西方国家的仇视，特别是美国，趁朝鲜战争之际，调集航空母舰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分割大陆与台湾的距离。
由于我国当时还没有相对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因而解放台湾一事，只好搁置下来。
这一放，就是5年的时间。
1956年，随着“三反”“五反”等运动的结束，全国已经进入到了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此时，关于解放台湾问题，再次的被摆上了日程。
我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最终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就这样，如何处理战犯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表示，可放十几个战犯试试，对台湾开展相应的宣传工作。
中央政治局对周恩来的建议很重视，专门召开了会议。
经过一番讨论，中央政治局认为，我国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已经具备，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们这些战犯中，经过这些年的改造，大多数人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敌人，
而且还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态度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如何去执行此事？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上专门进行讨论。
根据毛主席“一个不杀”的原则，会议上产生了两种意见，第一，有人认为，应该将全部战犯释放，第二，有人认为应该对这些战犯逐步释放。
周恩来认为，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要方便，但是工作不圆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后文可做了。
因此，周恩来同意了第一个意见，不过具体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谈到了此事。
毛主席阐述了为什么不杀这些战犯的原因，第一，杀了他们不能增加生产，第二，不能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第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第四，不能强大国防，第五，不能收复台湾。
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听完毛主席说的这番话，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了赞同，不过，毛主席强调说：“目前马上释放他们，时间不成熟。”
这一晃，就是三年。
1959年，在十周年国庆典礼前，毛主席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写信给刘少奇，要他专门招人来讨论释放战犯一事。
很快刘少奇便将此事给确定下来，毛主席随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正式地提出了释放战犯建议。
毛主席的建议很快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中来回传达，众人听到毛主席的建议纷纷召开了座谈会，一致表示拥护。
1959年9月18日，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正式签署了特赦令。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功德林监狱的战犯耳朵里。
功德林监狱的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自从建立以来，一直都是关押的重要犯人，像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都是被关押至此。
而当我党的特赦令发布后，这些被关押在此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了“合家团圆”的希望，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谢，这些战犯们还特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人。
这个消息，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将一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进行释放，这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是根本没有进行过的，而我国有如此举动，第一，证明我我党改造工作的成功，第二，也表明了我党的博大胸怀。
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会见了这些被特赦的战犯。
对于这些人，周恩来并没有歧视，还非常关心他们的学习，家庭，生活情况，并且明确的向他们表示，一定尽力让他们过一个安好的晚年。
诸位战犯经此一事，不仅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博大胸怀，而且还为之后对台工作打下了坚实地基础。
此后，从1960年到1966年，我党基本上是每年都释放一批战犯。
不过，等到了特殊时期，此事暂且被搁置了下来。
直到1974年时，毛主席在长沙同周恩来再次谈到了此事。
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长华国锋具体安排了第七批特赦战犯一事，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这一批特赦，要将所有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进行释放。
本来有13人不符合条件，华国锋建议继续关押，但是毛主席执意要全部释放。
实际上，毛主席此举，有更深层的含义。
1975年3月17日，当华国锋宣布特赦所有在押战犯后，消息传到监狱里，许多战犯还不愿意相信此事。
很快，党和政府又给了具体的指示，战犯被释放后，有工作能力的，要安排工作，丧失工作能力的，要养起来，有病的，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给路费，去了以后还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对此，一些战犯再也不怀疑我党的诚意，他们十分感动，也很感激。
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共293名战犯走出了监狱，根据他们的请求，有280余人愿意留在大陆，有10人申请前往台湾。
这10人分别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
还有王云沣、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这五人也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根据他们的请求，4月5日，我党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巧合的是，这一天，蒋介石正好在台湾去世。
这些想要返回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此时还在苦苦思虑回去的理由，而蒋介石的去世，也正好让他们有了个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回台奔丧”
可是，台湾当局却是明确的表示这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因此台湾方面拒绝他们进入台湾。
在此期间，张铁石于香港一所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当局得知后，不敢公布此事，其余的9人，也只好滞留在香港。
台湾当局此举也很快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后来，剩余的9个人，也最终没有回到台湾，要么是返回了大陆，要么是去了国外。
毛主席之所以在当时坚定的要释放所有在押国民党战犯，其实原因猜想起来并不难。
毛主席实在是太想要看到祖国的统一了。
解放台湾问题，在毛主席的心里已经放了很久，到了晚年，毛主席尤其想要继续推动此事，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台湾的真正回归。
因此，毛主席决定要将所有战犯释放，他做出此事，其实也是在向蒋介石，蒋经国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也尽力的推动国家统一事业。
而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国民党光复大陆的口号自然也是黯然失色，而这一件事，也成为了打开两岸关系的契机。
由于我党坚持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一事，引起了全世界的目光和舆论，许多人都在探讨两岸关系的进度。
毛主席看到各方报纸的报道很是欣慰，他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遗憾的是，直到毛主席逝世，他都未能见到祖国的真正统一。
不过，此事也给后来两岸关系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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