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一名叫做李茂堂的中共党员，不久之后他就被送到了南京“反省院”反省，在李茂堂的请求下，国民党方便同意让他给家里写一封信，告知自己的情况。
当李茂堂的儿子李克前看到父亲寄来的信时十分伤心，虽然他还在上学，但父亲是共产党这件事情是他一直以来的骄傲，在他看来父亲八成是要“就义”了。
然而让李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后来不但活着回来了，而且还当上了国民党的“官”，李克前马上明白了，父亲这一定是叛变革命了！
愤怒的李克前为了打倒当了叛徒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参加革命。
然而，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贺龙却突然将李克前叫到身边，对他说道：“其实，你父亲是一位红色特工。”
这个故事，要从李克前的父亲李茂堂讲起。
潜伏
李茂堂是陕西渭南人，出生于1906年。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的缘故，只读了几年的私塾就退学帮着家里人干活。
在李茂堂15岁那一年，经亲戚介绍前往西安电报传习所学习，天资聪慧的李茂堂很快就掌握了电报相关技术，后来被分配到了陕西省电报局工作。
因为李茂堂工作比较清闲的缘故，他在电报局没事时就阅读书籍，他最喜欢阅读的就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并因此接受了进步思想，对于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李大钊等人也十分的敬仰，后来逐渐萌发了想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他的这个想法在1926年得到了实现，这一年李茂堂认识了在西安主持“青运”的渭南地委书记罗承运，罗承运对李茂堂的革命热情十分的欣赏，经过与另一位负责人林达夫商议后，决定介绍李茂堂入党，并于不久后带着他去了武汉。这一年，李茂堂年仅20岁。
后来，李茂堂经过革命工作的洗礼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特别工作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了陕西搞工人运动，为了安全起见，李茂堂并没有跟家人讲过自己入党的事情，但是李茂堂的儿子李克前却发现了些许的蛛丝马迹。
李克前发现，父亲从外地回来后，每天早出晚归，“行踪诡异”，随着国民党当局搜索共产党行动越来越频繁，父亲的穿戴越来越奇怪，有的时候穿的像个农民，有的时候穿的像个工人，有一次回家，他甚至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的衣服，李克前因此暗中认定：看来父亲是一名共产党！
李茂堂并不知道儿子已经猜出了自己身份的事情，他兢兢业业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后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及常委杜衡等人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陕西省委遭到了严重打击，李茂堂被省委派往上海去给临时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在上海期间，李茂堂遇到了自己的老相识王超北，之后在王超北的介绍下，开始留在上海做交通工作。
1935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河南郑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远在上海的李茂堂也接到了参会通知。
结果李茂堂还没到郑州，参与会议的陕西省委委员们就因为叛徒出卖，全部被国民党当局给抓捕了，而没能赶上会议的李茂堂成为了陕西省委唯一一个没被抓捕的委员。
国民党当局为了将李茂堂抓获，专门放出风声：只要李茂堂肯现身，其他人可以“考虑”无罪释放。为了让同志们获得自由，李茂堂主动献出了身形，在陇海路中牟车站被特务所逮捕，对外宣布“自首”。然而让李茂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当局出尔反尔，没有释放一名共产党员，还把他押送到了南京，关在了反省院里面。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处长徐恩曾，想从李茂堂这里了解并破坏上海党下党组织的情况，于是派遣叛徒杜衡去“劝降”李茂堂。
李茂堂考虑到自己有必要把敌人想要破坏党组织的情报向组织做个通报，再加上他知道王超北前段时间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可以通过他来搪塞国民党反动派。于是他就假意答应了杜衡的“劝降，并提出了一个条件：给家人写信报个平安。
李茂堂带着特务们在上海四处乱转，后来成功将王超北抓获。李茂堂此举赢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信任，李茂堂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了国民党对党组织的破坏计划，找了个机会将这份计划与自己之所以如此行事的原因告诉了王超北。
因为王超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的缘故，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看管并不是很严密，在李茂堂的掩护下，王超北成功地从监狱逃了出去，几经辗转打听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在天津的消息，于是跑到天津将李茂堂的事情说了一遍。
王世英听完王超北的汇报后，坚定地表示：“李茂堂这个人，绝不可能叛变。”并让王超北返回上海与李茂堂取得联系，告诉他：“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
就这样，李茂堂正式潜伏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成了一名红色特工。
得蒋赏识，平步青云
1939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在了西安，西安事变正式爆发。这时候的李茂堂只是国民党情报部门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知道此事后觉得这是自己“露脸”的机会，于是主动提交了一份关于“空降营救”的方案，提出自己愿意乘坐飞机去西安营救蒋介石。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茂堂乘坐飞机去了西安，然后悄悄地空降在了西安郊区。张学良等人发动兵谏后西安城内全城戒严，西安城内的气氛十分的严峻，李茂堂见没有机会入城，就先躲藏在了自己亲戚的家里。
第2天一早，李茂堂不顾亲戚反对，随便化了一下妆就向着西安城走去，结果刚走到城门口就被城门口的一名警备司令部军官认出，然后将他逮捕，送去与蒋介石的随员一起关押。当张学良听说抓到了一名南京来的特务后，迅速命人逼问李茂堂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结果李茂堂“装聋作哑，宁死不屈”，怒不可遏的张学良当场做出了“把他拖出去枪毙”的决定。
好在周恩来与博古等中共代表此时也到达了西安，当他们听说李茂堂这个“叛徒”被逮捕的消息后，秘密跟张学良交涉，劝他不要“激化与南京方面的矛盾”，顺利保下了李茂堂一命。之后周恩来悄悄派人通知李茂堂，要他继续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等待时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茂堂被一名国民党旅长“保释”了出来，之后被一名东北军的连长带着部队“护送”回了南京，受到了南京方面的“热烈欢迎”，虽然他并没有完成最初的目的，但是孤身一人前往“敌区”这份胆量还是让国民党高层十分“赏识”，连蒋介石都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
此后，李茂堂接连得到提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已经被提拔为长沙邮电检查所所长了。
1938年的一个晚上，李茂堂在长沙散步时抓到了一个“行踪诡异”的日本人，经过调查后发现对方竟然就是不久前刺杀韩国国民党党主席金九的刺客。
金九在蒋介石心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案件发生后，蒋介石就严令戴笠调查刺杀金九事件。知道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的李茂堂赶紧给戴笠发去了一条绝密电报，将此事做了汇报。戴笠对此十分高兴，专门派了一架专机前往长沙，让李茂堂将刺客押往武汉。
蒋介石自己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破获这起案件，下令重赏本案有功人员，李茂堂也因此被提拔为常德警备区少校侦缉队长，不久后又被蒋介石提拔为衡阳特训班上校总政治教官。
陕西“中统头子”入党记
1942年，李茂堂被调往西安担任中统陕西省统调室副主任。众所周知，国民党内部有中统、军统等不同的派系，而中统内部又分为以朱家骅为首的“朱系”，和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
李茂堂到达西安时，朱系在陕西的势力稳稳地压制着CC系。李茂堂与负责跟他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超北商议后认为，可以通过挑动陕西中统的内部矛盾，渔翁得利。
因此1943年春末，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年会上，李茂堂率先对朱系官员发难，带着其他其他CC系官员将以陕西省党部主任王季高为首的朱系官员狠狠的揍了一顿。
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知道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直接将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并指名道姓的要蒋介石严惩李茂堂，蒋介石对李茂堂的举动也十分不满，觉得他“破坏团结”，命人将李茂堂带到南京治罪。
这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站了出来，向蒋介石表示李茂堂之所以揍王季高是因为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李茂堂等人“不得已之下”才奋起反抗。
陈果夫的叔叔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陈其美，陈氏兄弟当年也给蒋介石提供过不少帮助，关系比朱家骅密切，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偏向了CC系，让陈果夫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谷正鼎接替王季高的职务。
立下“大功”的李茂堂也因此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调查室主任、西北局专员，完全掌握了中统在陕西一省的最高权力。
当上“特务头子”后，李茂堂回了家一趟，让李茂堂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李克前见到他后表现得十分“敌视”，没过几天留下一张写着“我要去参军”的字条就“离家出走”了！
原来，李克前从小就崇拜父亲，当年父亲还在电报局里工作的时候，单位里搞联欢，父亲登台演赵子龙的英姿深深地刻在了李克前的脑海里。
父亲后来参加共产党的事情更是让李克前感到骄傲，在心里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英雄人物”，当初李克前从父亲寄来的家信中得知父亲被国民党抓住了，内心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他坚定地认为父亲一定“英勇就义”了，结果几年后父亲不但活着回来了，还当上了国民党的高官。
李克前明白，父亲一定是“背叛革命”了，他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李克前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打倒叛徒李茂堂”，之后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军队。
儿子离家出走后，李茂堂十分着急，悄悄地派出心腹人员进行调查，得知儿子投奔革命了后才算放心，然后安心继续进行自己的潜伏工作。
儿子身为“大特务头子”的李茂堂也借此机会向我党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以及政治情报，不但如此，他还曾将中统的电报密码通过王超北传递到了党中央，我党也借此机会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量情报。
1945年，李茂堂借着“打听中共七大机密”的名义，化名为“张怀中”去了一趟延安，并受到了李克农的亲切接见。李茂堂回到延安后，首先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这些年在西安情报部门工作的情况，然后向党组织提出希望能再次入党。
当初“自首”后就被开除了党籍，现在想要重新入党比较困难，李克农就他的问题向毛主席做了请示，在毛主席的亲自介入一下，李茂堂成功恢复了党籍。
在延安期间，他听说李克前现在在延安抗大七分校进修学习，表现不错，不由得感到十分高兴，紧接着他就知道了儿子参军的真实原因是为了打倒他这个“叛徒”的事情，内心不由得十分复杂，即为儿子感到骄傲，心里又有些苦涩，毕竟自己的处境太过危险，一旦暴露必死无疑，因此李茂堂并没有去看望儿子，他不想让儿子担心。
在李茂堂离开延安之前，中央把七大上通过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以及一些我党关于时局看法的文件送给了他，让他“不虚此行”，李茂堂离开后，新华社迅速发表了一则消息：
国民党邮电视察员张怀中到延安后擅自行动，并发表攻击边区政府的言论，很不友好，本社授权声明：张怀忠是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李茂堂“虎口拔牙”平安“凯旋”的消息在西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连胡宗南都对李茂堂的这次“冒险”赞叹不已，陕西CC系大大小小的特务对李茂堂的事迹也纷纷表示“有与荣焉”。
“玉石俱焚”
1947年4月，中统正式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即著名的“党通局”，党通局局长叶秀峰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陕西的特务机关因此进行了大换血，李茂堂的职务也被一名叫做向离的特务接替，不过树大根深的李茂堂仍然能够获得一些党通局内部的情报。
1949年年初，眼看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策划并实施了彻底炸毁西安的“玉石俱焚”计划，李茂堂设法取得这一计划后，知道自己不能再“蛰伏”下去了，是时候和向离“斗法”了。
当时向离草拟了一份潜伏在西安的特务的名单并发往了南京，李茂堂首先派人将名单上为首的特务给暗杀掉了，向离担心落下一个办事不利的罪名，决定“瞒天过海”，向南京方面发电表示那名特务“病死”了，然后让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填补了空缺。
之后李茂堂主动联系素与向离不和的陕西省通讯组二科科长王克平，让他带着礼物去南京将向离做的事报告给了叶秀峰。
向离之所以能爬上这个高位，主要就是因为他没事就巴结叶秀峰，他本人并没有什么过人能力，因此当叶秀峰听王克平说向离敢骗自己后，当即撤了向离的职务，并让王克平接任。
王克平回到西安后，迅速被李茂堂所策反，并把完整的潜伏名单交给了西安地下党。
此时的胡宗南并不知道西安党通局基本上已经姓“共”了，他对“屡立奇功”的李茂堂青眼有加，因此当李茂堂主动跟他提出，愿意暂时留在西安监督实施“玉石俱焚”计划时，胡宗南当即“欣然应允”，为了表示自己对李茂堂的重视，他甚至特地留下了大批物资、钱财、以及人手供李茂堂调度。
1949年5月中旬，当解放军一野部队占领渭河北岸，向西安推进时，胡宗南迅速乘坐飞机去了汉中，他原本以为自己在飞机上就能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可惜他飞了半天什么也没听到，等胡宗南到达汉中时才得知：他命人辛辛苦苦埋在西安城下的炸药，被李茂堂带人挖出来了，解放军没费一枪就解放了西安。
父子团聚
西安和平解放后，李茂堂一直有一桩心事未了：他想见自己儿子李克前一面，好好跟他讲一讲这些年自己的经历，但他又不确认儿子愿不愿意认自己，毕竟在儿子心中，自己就是一个“叛徒”，因此，他知道儿子从学校分配到了贺龙的身边后，于是给贺龙写了一封信，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说了一遍，请贺龙帮自己一把。
李茂堂并不知道的是，其实李克前早在1946年就知道他的身份了。
1946年4月李克前毕业后开始在贺龙身边当作战参谋，并认识了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陈养山。
两人逐渐熟稔后，陈养山不无感慨地跟李克前说道：“跟你父亲真像啊。”李克前听后当场就急了，表示自己已经与“叛徒父亲”李茂堂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陈养山神色复杂地跟他说道：“其实，你父亲是党员，现在在西安潜伏，帮我们搞到了不少国民党的情报，是立有大功的。”李克前听完在原地愣了半天，“叛徒”父亲突然间变成了“白皮红心”的英雄，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件太过“刺激”的事情。
李茂堂是我党特工的事情，晋绥军区的其他人没有跟李克前吐露过任何风声，李克前自己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过自己知道真相的事情。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重大日子，这一天的早晨，李克前接到通知：老首长贺龙将军要在西南军区驻京办事处见他。当李克前匆匆赶到办事处时，贺龙严肃地看着他说道：
“李克前同志，你的父亲李茂堂同志并不是一名叛徒，而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在西安进行地下工作，还给我们搞到了很多国民党的情报，也为我们最终成功解放大西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前为李茂堂同志的安全着想，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情，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他想见你一面，你看你能不能回去看看他？”
李克前对于老首长的关心十分感动，他也有心和多年不见的父亲见见面，但是如今新中国刚刚成立，工作太过繁忙，自己根本抽不开身，所以拒绝了贺龙的好意，表示过段时间自己再回去看望父亲，因此直到1950年7月，他才得以与父亲重逢。
1953年5月，原贸易部第一副部长李茂堂在北京病逝，终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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