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一个深夜，一辆从郑州开出的火车，缓缓停在了南京火车站。
不一会儿，从火车的硬座车厢里，走出来一家四口，这一对夫妻，像是前来探亲的乡下夫妇，丈夫穿着有些破旧的衣服，一手拿着旧皮箱，一手拎着一个竹篮子，竹篮子里是几只老母鸡和一些地瓜，玉米等杂物。
妻子一只手将一个孩子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孩子。
刚下火车，两人有些茫然，就在他们仔细寻找出站口时，忽然有三位“大官”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们的面前。
这三位“大官”分别是解放军27军军长尤太忠，第60军军长吴士宏以及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
这一对夫妇，身份并不简单，特别是丈夫，他可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中将，王近山。
王近山在开国将军中，以“王疯子”著称，十分有名，这次从河南返回南京，实际上便是重回军队。
尤太忠疾步上前，走到王近山的身边，有些“责怪”道：“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坐着就来了，你看看，把孩子都累坏了........”
尤太忠
此时的王近山，已经没有了几年前的“锐气”，他有些拘谨，看到眼前的三人，他笑着说：“尤军长，肖司令，吴军长，辛苦你们了，其实也没带多少行李来。”
尤太忠摇摇头：“老首长，您说这话就太见外了。”
王近山听后，感激地看了尤太忠一眼。
随后，王近山紧紧握着肖永银的手，有些惭愧地说：“永银，过去，我错怪你了。”
肖永银一听，眼泪瞬间流了出来，他说道：“不要再提过去，你清楚就好.......”
王近山与肖永银是什么关系？两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段交情呢？
肖永银
王近山，肖永银两人，都是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开国将军，
土地革命时期，肖永银长期担任司号员，而王近山则是凭着自己的“疯”，屡屡高歌猛进，历任团长，副师长等职，那个时候，由于两人的级别相差较多，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
抗战时期，两人同在129师，不过，王近山此时是副团长，而肖永银，则是随营学校的连长。
在此期间，由于八路军的队伍分散作战，因而两人依然没有接触的机会。
两人真正有交情，实际上是要从解放战争开始算起。
王近山
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组建了第六纵队，由王近山担任司令员，当时，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对肖永银比较赏识，因而直接点名他担任了六纵的十八旅旅长。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期开始，王近山与肖永银才算是真正的有了交情。
之后，肖永银称王近山为“老首长”，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两人的首次合作，并不是非常的“愉快”
1946年6月，为了打出陇海线，刘邓两人商议后决定对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争取到了攻打兰封，考城的任务。
这一战，是六纵组建后迎来的头一次大型战役，打赢，或者打输，影响都很大。
王近山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打出军威，打出名气。
既然是六纵的第一仗，部队的十六，十七，十八旅，都想当主攻。
按照王近山的想法，他本来是想让肖永银带十八旅当主攻的，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部队召开党委会时，发生了意外的状况。
时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十六旅旅长的韦杰，忽然神情坚定地说：“我们十六旅要打主攻。”
韦杰的话一出，肖永银立刻绷紧了脸，在那坐着，一句话也没说。
王近山也很难办，如果同意了韦杰，那么肯定就伤害了与肖永银的感情，如果不同意，那么韦杰作为副司令员的面子也下不来。
韦杰见状，再次表示，十六旅，一定要当主攻。
王近山知道，到了该抉择的时候了。
看着脸色并不高兴的肖永银，王近山和颜悦色地说：“老肖啊，你有什么意见？”
肖永银知道王近山也难办，不过，他想来都是顾全大局的人，因而当即开口：“我是一个军人，当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组织决定吧。”
听到肖永银的话，王近山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王近山宣布：“好，那十六旅就准备吧。”
后来在这次战役中，肖永银率领的十八旅有两个团没有上，但是另外的一个团虽然不是主攻，但是自从突进城内后，分割敌人迅速，也给十八旅脸色增了不少的光。
此事过后，王近山也觉得肖永银可堪大用，因而与他的关系，不由得亲密了许多。
1946年9月，在大杨湖战斗时，为了给肖永银一个“交待”，王近山特地将最艰苦的任务，交给了十八旅。
在这一战中，肖永银果然也没有让王近山失望，虽然敌人很是强大，但是肖永银带的兵也不弱，再加上王近山对他的大力支持。
因而经过三天的激战中，最终，由六纵取得了胜利，并且活捉了敌人精锐师长赵锡田等人。
战斗结束，六纵名扬全军，而敌军蒋介石则是恼羞成怒，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撤职泻火。
也就是从这一战开始，肖永银与王近山的关系变得亲密，两人的战友情也变得浓厚。
此后，无论是“千里跃进大别山”，襄阳战役，渡江战役等，肖永银一直都在王近山的麾下，他们两人相得益彰，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在成都战役后，王近山与肖永银的友情，发生了转折。
重庆解放后，34岁的王近山担任了12军的军长，成为了我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
这一年，王近山十分风光，多次前往各地演讲，在重庆大学时，王近山在台上的风采，吸引了许多大学生。
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妹。
这段感情，很快就被揭露出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强调，进城以后，务必要保持不骄不躁，而王近山做出此事，直接引起了兵团政治部的注意。
按照当时的规定，“当事人”需要回避，因而王近山被迫前往川东检查工作，副政委又不在。
由此，已经成为副军长的肖永银，坐在了“陪审席”上。
在这件事上，肖永银的目的，是费尽手段，保护了王近山，可是，身在川东的王近山，还是误解了肖永银，认为肖永银是这件事的“操纵者”
因而，两人多年的战友情，在一夕间变得支离破碎。
抗美援朝战役爆发后，王近山奉命率领部队前往朝鲜作战，因而他身上的事就暂且搁置，不过，王近山依然对肖永银心里有所芥蒂。
当12军的高级指战员都接到通知集合时，作为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的肖永银，却是没有接到通知。
肖永银心里苦笑，他知道事情的原因在哪，为此，他去找了另外的一个人。
刘伯承
肖永银找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老领导，刘伯承。
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肖永银来到他的办公室后，当即诉苦：“老首长，我跟您那么多年，哪一仗我没打过？我没去过.........您也知道我和王近山的事情，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他却不理解......”
刘伯承作为局外人，当然能看到肖永银的不容易，他同情地说：“永银啊，我知道你的情况，委屈你了。”
肖永银听到老首长理解自己，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趁此机会，他将自己“请战”的报告拿了出来，刘伯承当即批准。
不久，肖永银便出现在了朝鲜战场上。
王近山对于肖永银的不请而来有些意外，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知道，大敌当前，不能谈什么私人感情。
之后几年，两人在战场上配合的依旧默契，不过肖永银明显的感觉到，他与王近山的关系，已经完全的疏远了。
1953年，在抗美援朝战役结束前夕，第三兵团党委召开了大会，为王近山举行欢送仪式。
不一会儿，肖永银走了进来，看到肖永银，王近山笑着问：“老肖，有什么事吗？”
肖永银举起一杯酒，缓缓开口：“我今天来，不是开会的，我来，是给你送行的.....你是我的老首长，可是，近几年来我们敬而远之......究竟我肖永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将来会明白的......”
说完，肖永银一口饮掉杯中的酒转身离开。
其他兵团党委连忙问王近山有什么事，王近山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肖永银离开的方向，他说：“没事，我们没什么嘛....大家都是老战友了。”
之后的十多年，肖永银与王近山，再未联系，两人的友情，完全破灭。
回国后的王近山，由于感情问题，最终和妻子闹得越来越大，甚至要坚持离婚，此事最终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
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亲自处理了此事，王近山坚决不认错，为此，中央将他从中将降衔为大校，并且撤销他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将他安排到河南，当一个农场的副场长。
在这样的人生苦难下，王近山带着愿意和自己一起来的保姆黄慎荣，来到了河南，没有了繁忙的工作，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1968年的一天，王近山在报纸上看到了《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一文，看完这篇文章中，王近山深为震动，因为他知道了肖永银的真实性格和人品。
为此，王近山特地派自己的二儿子前往南京，寻找肖永银谈自己的问题。
肖永银得知王近山的儿子来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他，告诉他：“你回去告诉你爸爸，给我带三句话，第一句，我问候他，第二句，不要让他参加政治活动，第三句，他的问题是中央定的，要在恰当时间向中央反映，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王近山之后听到儿子的转告，内心非常后悔，他知道，是自己错怪了肖永银。
1969年九大前夕，王近山写了三封同样的信，一封交给肖永银，一封交给许世友，另一封拜托许世友转交给毛主席。
许世友也是从四方面军走出来的，他与王近山是老战友了，因而对于王近山这个小小的请求，他当即答应。
九大期间，许世友寻找了一个机会，将信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还记得王近山，一天，毛主席将许世友叫到身边：“许世友哇，你不是要王近山吗？”
许世友点点头：“是呀，我要，如果主席同意的话，可以让他来南京军区。”
毛主席：“好，那就把王近山给你吧。”
由此，王近山重新“复出”，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因而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这天深夜里，肖永银前去接王近山，王近山看到肖永银，就惭愧地说：“老肖，实在对不起，过去，我错怪你了......”
肖永银看着老首长变成如此的样子，心里也很不好受，连忙说：“过去的事，你清楚就行。”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去世。
此时肖永银已经被安排到了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得知王近山去世的消息，他赶来南京，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找到了他。
聂凤智：“老肖，你了解王近山，这悼词，就由你来搞吧。”
肖永银当即同意，王近山最后的职务是军区副参谋长，是军级职务，按照这个级别，对战功赫赫的王近山来说，实在是不公平，不过，肖永银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将王近山的副参谋长中的“副”给去掉。
不过，肖永银还是觉得低，就将悼词传给了老领导邓小平，最终，邓小平指示：“人死了，不能下命令搞名堂，就叫顾问吧。”
由此，王近山葬礼的待遇是大军区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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