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出身，是曹操一生中最大之痛。不然你以为他为啥在攻打陶谦时疯狂屠城、即使知道人口是当时最宝贵的资源？
“汉经学、晋清谈”，两汉时期，构成政权运行骨干、最具备社会影响力的群体，不是军政权贵，也不是富商大贾，而是掌握了知识士大夫集团。
自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以来，儒家教育就开始与朝廷选官制度紧密挂钩，实行“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用人和文化政策，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文官体系。
自那以后，像先秦时期那种由大小贵族世袭权力的时代一去不返（元、清特殊）。这种凭借知识、而非血缘进入国家权力系统的模式，是我国古代一度长期领先世界的独特人文优势。
东汉一朝，这种趋势越发明显。汉光武帝刘秀本身就是王莽时代的太学生，开国功臣邓禹、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等等大多数都是儒生。因此，在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下，东汉的儒学空前兴盛，上至朝廷、下到民间，乃至俯首称藩的匈奴贵族，一律悉心研修，儒生的地位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然而，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永远伟光正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换、人事的日积月累，任何先进的体系都会衍生出各种弊病。知识分子取代传统世袭贵族，是两汉政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谁也没料到，知识也逐渐沦为世袭的产物，形成了新的知识贵族——门第世家。
东汉时期虽然出现了纸张，但远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也没有什么印刷术，故而书籍并不为一般家庭所有，而是由一些儒生家族代代相传。同时，各级学校的数量有限，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即使手上拥有全套的儒家经典，但如果没有老师指点，也很难真的理解运用。
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无形中就形成了一道门槛，研究儒术最为精通、造诣最深的，往往是一些经学世家，知识在他们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其学术水平、文化影响力之高，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这就是所谓的“累世经学”。
同时，两汉的入仕标准几乎与儒学研习挂钩，“累世经学”必然导致“累世公卿”，西汉的于氏“两世三公”（于定国、于永父子】，东汉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均为四世三公。
更严重的是，选举官员的察举制度并无客观标准，几乎取决于地方太守的主观意志。由于知识的垄断性，门生关系、人情往来逐渐渗透到这一体系中，久而久之，入仕途径逐渐变味，徇私舞弊、裙带关系屡见不鲜，义士大夫为主体的门第势力慢慢已成，形同于集知识、权力于一体的新兴贵族群体。
而门第世家的最大敌人是谁？毫无疑问——宦官集团。虽然是“累世公卿”，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整体上仍忠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他们忠君爱国、心系天下，面对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番擅权、帝王昏庸、政治黑暗的现状，他们不畏强权、奋力抗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杨修的高祖杨震，作为一代名儒、朝廷司徒/太尉，由于屡次上书揭发外戚、宦官的不法行为，被罢官遣归；性格刚直的他气愤之下、服毒自尽，令天下文人为之震动。
而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是宦官对士大夫集团的空前残酷打压，它体现出两大群体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同时，门第世家对刘氏王朝的离心力日益凸显，东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已经摇摇欲坠。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黄巾起义被扑灭后，理论上消除了危机的东汉王朝却走向了分崩离析。说白了，就是维系王朝运行的士大夫、世家大族的人心散了。
在这个群雄逐鹿的时代，传统士大夫阶层仍然是维系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他们也成了各大势力争取、倚仗的对象。而逐渐在中原崛起的曹操势力，却有着一个尴尬的身份：他是士大夫曾经的死敌——宦官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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