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30岁的上海工人在1967年3月9日被判处死刑，他的命运似乎注定要与中国古代思想家顾炎武交织在一起。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反而将自己比作当代的顾炎武，这样的言论让人深思。
他是如何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这或许要从一封万言书说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封书可能是他被定罪的关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刘文辉出生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似乎注定了他的人生充满挑战与命运的转折。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每天劳碌于城市的角落，为了微薄的收入而艰难维持生计，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刘文辉由邻居照顾。
贫困并没有阻挡刘文辉对生活的向往和对知识的渴望。他早早地踏入了工作的行列，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尽管父亲因历史问题失去工作，刘文辉仍然坚强地肩负起家庭的重担，勇敢地前行。
作为一名工人，刘文辉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微薄的收入，他努力学习技术，通过自学考上了夜大。然而，知识的获得也带来了他心中自由的种子。他开始对西方政治知识产生兴趣，渐渐地，他的性格变得执拗，固执，带着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刘文辉因勇于直言，批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尽管这顶帽子并未长时间压在他的头上，在1960年便被摘下，但这一经历却让他深刻认识到言论自由的珍贵与重要。
在监狱中，刘文辉通过阅读，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深感反思。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坚持。他深受苏联作家赫尔岑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渴望在国外效仿他，通过办报揭露真相，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刘文辉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出国机会。即使是冒着生命危险，他也愿意前往东海船厂学习，为了在未来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计代价地追求着他内心深处的自由与理想。
刘文辉不仅刻苦练习游泳技术，还秘密学习航海技能，甚至偷偷收听海外广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种行为被定为“偷听敌台”，是一项严重的罪名。
通过收听广播，刘文辉获取了国际上的新闻消息。他第一时间得知肯尼迪遇刺的消息，并告知了家人和朋友。这一时期，正值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国内掀起了反印浪潮示威。
然而，两年后，刘文辉在“四清运动”中被捕。他被指控策划逃跑和发表反动言论。上海法院判处刘文辉三年徒刑，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再次将他送入监狱。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刘文辉和他的父亲再次成为抄家批斗的对象。在痛苦的日子里，他写下了“世界革命谈何容易”的文章，反映了他对革命道路的深刻思考和忧虑。
此外，刘文辉还告诉弟弟：“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恐怕将会遭受毁灭。”他让弟弟尽可能搜集传单和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国内外的情况。
1966年，正值中国政治动荡的时期，刘文辉选择了站出来，他目睹家乡上海的变化，感受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狂热和混乱。他不甘被动地接受，于是毅然决然地写下了一封长篇信件，批判当时社会的不公与混乱，并匿名寄往北清等多所高校。
这封信是他对理想的呐喊，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他知道这样做充满风险，可能会引来严厉的惩罚，但他选择了勇敢面对。当案件曝光，他毫不退缩，坦然承认自己的行为，并义无反顾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尽管最终被判处死刑，但他的勇气和坚持令人敬佩。
动荡过后的八十年代初，刘文辉的案件得到了平反，他被认定为无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也要坚守信念，为正义与公平而战。刘文辉的勇敢行为，成为了时代的见证，也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真理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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