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来看看清朝的一起少年杀人案。
跟邯郸的案子类似，清朝这起案子也是未成年人杀未成年人，所不同的是，清朝的是两个少年，一个10岁，一个13岁，两人合作杀死了一个9岁男孩。
事发后，各级地方衙门对此案判决不同，形成很大争议，最终上报朝廷。乾隆皇帝经过审阅案宗后，还是决定动用斩刑。
其实在古代，对于少年杀人案也是常有争议的，尽管从唐律开始，7岁以上少年杀人便可判死刑，但司法“程序”也是很复杂的，不是说判死刑就判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断案者本人的态度和性格，毕竟在古代，法治不健全，“人治”的性质比较突出。按下清朝这个案子不表，先看宋朝的一个案例。
北宋庆历年间，宁州有一个9岁的少年在打闹时，导致对方小孩死亡。先是地方官判杀人的少年犯死罪，引起争议。于是就按惯例上报朝廷。最后宋仁宗赵祯亲自审理此案，免去9岁少年死罪。
理由是，两个小孩在互相打闹时导致的死亡，并非故意杀人。但宋仁宗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让杀人者的父母对受害者家属进行高额赔偿。
众所周知，宋仁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仁慈、柔顺的皇帝，如果换做性格凶悍的皇帝呢？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还真能判死刑。
却说清朝这起少年杀人案发生在乾隆51年（1786年）三月，事发地点在湖北黄州府蕲州（现蕲春县蕲州镇）。
这天两个少年一块在河边挖野菜，大的叫徐桂儿13岁，小的叫曹受儿才10岁。俩人正挖呢，看见走过来一个小孩，他手拿糖果，一边走一边吃。
徐桂儿和曹受儿看到对方吃糖，直流口水，于是上前要糖吃。那个小孩同他俩都认识，自己也并不小气，就给了他们一人一颗糖。可徐桂儿和曹受儿吃完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要。那个小孩就不答应了：“不给，就是不给！”
于是徐桂儿就说，“我买还不行吗？不过今天没带钱，改天给你钱！”
那小孩还是不同意。徐桂儿就来气了，冲对方大吼：“你给不给？老子今天吃定你了！”
那个拿糖的小孩叫李大生，年龄更小，才9岁，但面对13岁的徐桂儿竟然丝毫不怵，他护着自己的糖果，就是不给对方。也是，李大生虽小，但他家庭比较富有，长得比较壮，个头也不小，有心理优势。
这下逼急了徐桂儿，于是就拉同伴曹受儿过来，仗着人多，要来抢李大生的糖果了。
嗨，还想明抢不是？李大生不干了，挥拳就向徐桂儿打去！
徐桂儿躲过了李大生一拳，可李大生不依不饶，又顺势推了对方一把，瘦弱的徐桂儿居然被推倒在地。让比自己小的孩子弄翻，脸上实在不好看，徐桂儿爬起来，做事要打。而在一边的曹受儿看见自己的哥们儿吃亏了，便也前来助阵。
两个大孩对付一个小孩，李大生如何是对手？情急之下他捡起一块石头就朝曹受儿打去。石头正打中曹受儿的耳朵，鲜血直流。曹受儿便哇哇大哭起来。见此情景，徐桂儿也自害怕起来，直接撒丫子窜了。
李大生见状，便得意起来，对曹受儿威胁说：“谁让你们抢我的糖？活该！等会我回家对你爹说，你抢我的糖，看你老爹咋收拾你！”
李大生很聪明，知道曹受儿家教比较严，很怕他爹。把这事抖出来，曹受儿肯定吃不清兜着走。
果然，曹受儿也不哭了，他真的怕老爹揍他，于是央求李大生别告状。可李大生得理不让人：“我就说，咋地？”然后，拿着糖果趾高气扬地走了。
这时徐桂儿又跑了过来。他年龄大，心眼多，加上对李大生怀恨在心，于是就鼓动曹受儿说：“李大生那小子太坏了，他回去肯定给你爹说！”
“那咋办？”
“就一个办法！”徐桂儿咬咬牙说：“要想不让他告状，就一个办法：弄死这个小屁孩！”
听说要杀人，曹受儿开始也害怕，但经不起徐桂儿的挑唆，一方面他确实害怕李大生回去告状，一方面也是想报对方打破自己耳朵的一箭之仇，于是就答应了。
两人去追李大生。很快便追上了。徐桂儿进行偷袭，一石头拍在李大生的后脑上，李大生扑通倒地。然后他用膝盖顶住李大生后腰，把他双手反剪到背后。李大生一时动不了了。
徐桂儿示意让曹受儿解下李大生腰间的布条，勒死对方。曹受儿照办。可他毕竟年龄小，没力气，心里也害怕，勒了几下，根本不起作用。于是徐桂儿一不做二不休，用脚踩着李大生的后背，帮助曹受儿使劲拉布条。不一会儿，李大生便一动不动了。
看看李大生死了，徐桂儿两人才住手，然后扔下李大生就要逃跑。可徐桂儿想，这事若败露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同曹受儿商议，要把李大生毁尸灭迹。曹受儿害怕，但在徐桂儿的威胁下，二人还是返回杀人现场。
于是邯郸杀人案的惨剧提前上演了。所不同的是，徐、曹二人没有把李大生的尸体埋掉，而是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挖坑埋了，然后用石头把李大生的脸部砸得血肉模糊，彻底分辨不出其面目之后，把尸体扔进了河里，顺水漂流……
那天天黑之后，李大生还没有回家，家人就急了，于是他的父亲李荣禄就出去找。可找了一夜都没找到。第二天，李父又带了亲戚朋友一块出去找儿子。正好他碰到出来玩耍的徐桂儿，他知道儿子也跟徐桂儿一起玩过，于是就问他昨天见过李大生没有？
毕竟是小孩，徐桂儿也是做贼心虚，回答支支吾吾的，深色不定。于是李荣禄就起了疑心，连哄带吓，让徐桂儿说出了“实情”：李大生被杀了。
徐桂儿说是说了，但耍了个心眼，把责任全推给了曹受儿，说他自己只是看到了杀人这事。
李荣禄十分震怒，立即去找了地保李家福，然后把曹受儿扭送官府。
在官府，曹受儿很快认罪，而且还挺义气，没有供出徐桂儿，说杀李大生是自己一人干的，并将掩埋李大生遗物的地点和抛尸的事情都交代了。
官差开始行动，但李大生的尸体早被河水冲走了，一直找了7天，才在下游20多里处找到面目全非的已经泡胀的尸体。
蕲州仵作（验尸官）洪福对李大生进行尸检，结果发现死者后脑、左耳有击打伤，咽喉有两道伤痕，自左绕至颈项后，有周长五寸二分、宽二分的红色血瘾。因为尸体在水里浸泡数日后，已发生溃烂，其他的伤痕都已辨别不清，因此李大生的死因比较模糊，是殴打致死还是被勒死的，不好确定。
不过这已不重要，既然曹受儿招认了那就定罪吧。但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曹受儿毕竟年龄太小，在受审中就露出了一些破绽，比如他这么瘦小，怎么能把比他壮大得多的李大生弄倒的？有谁帮了他？在得知是徐桂儿在第一时间把杀人的责任全部推给他时，他便感到了委屈，于是就变卦了，说出了另一个版本，说这一切都是徐桂儿的主意，都是徐桂儿动的手。
随即官府就抓捕了徐桂儿，一番审讯下来，徐桂儿也就招了：是他和曹受儿两人合谋杀死了李大生。
于是案情大白。但如何定罪，官府陷入困局。按照《大清律例》，杀害十岁以下儿童者罪加一等，理应从重处罚。但杀人凶手也是小孩，尤其是曹受儿刚刚10岁，有点难办，如果处理的不好会引起民愤。
因为《大清律例》还有个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犯杀人罪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就是说，10岁以下犯杀人罪者，应上报朝廷，有皇帝亲自裁决。
问题就出在曹受儿刚好10岁，如果是九岁，那就直接上报了，是死是活，皇上说了算；但他只有10岁，就有点麻烦，可以不上报朝廷，但你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关键还有一点，曹受儿和徐桂儿谁是主凶，谁是从犯？俩人互咬，搞不准确。
因为尸体溃烂严重，没法分辨，李大生是先被徐桂儿石头砸死，还是没有砸死，又被曹受儿勒死了？若是前者，徐桂儿死罪，年纪小的曹受儿就是从犯，可以免死；但若是后者，曹受儿先勒李大生，那么他的责任就大了。
蕲州衙门很难办，就把案子上报给上级主管黄州衙门。
黄州府根据案子卷宗判定两个杀人凶手几乎同样的责任，曹受儿毕竟是杀人致死的直接实施者，判处他斩立决之刑；而对主要谋划人徐桂儿判处绞立决。不管是斩刑，还是绞刑，都是立即执行。但毕竟事关重大，还是上报给上级湖北巡抚衙门。
时任湖北巡抚李绶是个很理智的人，此人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同当朝名臣纪晓岚、刘墉多有交际，关系不错。他看完案宗，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曹受儿这么小的年龄不可能有杀人的心思，应该是从犯。因此他在卷宗中写道：恐十岁幼孩正当畏惧急迫之时，猝无能作此狠毒之想。
为了稳妥，或者出于对小孩的怜悯，李绶决定将案子上报刑部，希望刑部能对曹受儿从轻处罚。
刑部接到案子卷宗后，也觉得案子比较严重，或者比较难办，于是又把案子发还湖北巡抚，让湖北再审一次，务必审清楚了再判。皮球又踢了回来。
但一来二去，案子就耽误了一阵。次年，湖北巡抚李绶上调京城出任左都御史，拍屁股走人了，案子又交到新接任湖北巡抚姜晟手里。
姜晟可不是个糊涂官，他又亲自审讯了此案。最后认定13岁的徐桂儿是主谋，是杀人主犯，但曹受儿也参与其中，对李大生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同样参与了毁尸灭迹的行为，罪不可赦，为了警示人们，必须二人同罪，皆处以极刑，即斩立决！
同时，姜晟也真不是个善茬，他认为蕲州的验尸官洪福连死者的死因都验不出来，太过无能，理应处杖刑，并开除公职！
这个简直就是顶格处罚了，一时间引起了不小争议。特别是他的幕僚们都认为当今皇上（乾隆皇帝）以宽仁治天下，曹受儿和徐桂儿都是小孩，应该宽大处理，给他们二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判个斩监候（相当于死缓）就不轻了。
他们还提到宋朝时宋仁宗曾经审理的那个少儿杀人案，当时就从宽处理了云云。要知道，做为一位盛世明君，乾隆皇帝向来自视甚高，但他对宋仁宗向来比较服。他曾说过，世上有三个帝王，为他所衷心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就是宋仁宗赵祯。
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性格倔强的姜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他将复审案子的卷宗依照自己的判决再次提交给了刑部。
刑部对此案再次进行讨论，对年幼的曹受儿是否该杀产生争议。最后刑部判处徐桂儿斩立决，曹受儿绞监候。并且推翻了湖北巡抚对验尸官洪福的判罚，认为洪福在此案中无需承担责任。
毕竟案子重大，最后刑部还是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十一日，把案宗上报乾隆皇帝亲自裁决。
那晚，乾隆帝看过案宗之后，不禁龙颜大怒：好大的胆子，小小毛孩就敢如此行凶杀人，长大了还得了？不杀何以平民愤？不杀何以安国立邦？于是他“啪”的一拍龙案怒批：
“斩立决！”
这声喊惊天动地，把值班太监吓了一大跳：妈呀，是哪个贪官要掉脑袋了？
次日，乾隆皇帝亲自御笔朱批了最后的判决：徐桂儿著即处斩；曹受儿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最终乾隆皇帝还是判了两个少年死刑，只是心软了一下，只判主犯徐桂儿斩立决，而曹受儿是“死缓”，即到次年秋后再受绞刑，晚死几个月。但都是极刑了。
看来，乾隆帝尽管被认为比较仁慈，在法律上一贯主张要遵照《大清律例》中的“赦幼”原则，但对于惩恶方面还是不折不扣的。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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