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正史，我们或许都会想到公认的《二十四史》，但当被问及《二十四史》都有哪些时，却很少有人能完整答出来，而且答出来的也多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或是《三国志》。
这四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称为“前四史”，都是私家修著的史书。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感到奇怪：每段历史都是重要的，但为什么《三国志》后的史书名气却远远不如前四史呢？
一、前四史与后二十史有一个巨大区别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二十四史是是如何产生的。
——最早，《二十四史》被称为“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到唐朝时期，由于《东观汉记》逐渐亡佚，“三史”就变成了《史记》《汉书》《后汉书》。
在唐朝，又增加了《三国志》等十史，成为“十三史”。同时，《三国志》之后的史书，都是由史馆馆臣或是皇帝下诏修撰的，是官修之史，和前四史私家著述有着一定的区别。
有宋一代，增加四史，被称为“十七史”；元朝，再添三史成为“二十史”；明代又加上一部《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直到清代，《二十四史》才最终形成。
看完《二十四史》的形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细节：前四史和后二十史间有极为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修著的人不一样，这一特征恰巧就是问题的关键。
“前四史”是由作者向朝廷申请获得允许，利用官方图籍编撰的，多少带点个人主观想法。而后二十史作为官修史书，则相对“客观”。
还有负责修史地都是些大官，比如丞相或者是大学士，也有些是著名的文人兼官员——这就导致一个现象除了皇帝和参与修史的大臣，谁也不知道内容的真假。
而且大多官修史书的作者都是“挂名”的，用一个大人物来表示这本史书的重要性，这种操作也导致后面的二十史学术价值和前四史相比略低一些，名气自然也比前四史小。
史书的修订由私修完全转变为官修，也使得上一个朝代历史的解释权落到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手中。皇帝和大臣想要人们看到什么，人们看到的就是什么......
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就被皇权所控制，这对封建王朝统治者来说确实是好事，但对后世研究史书却不是好事。
二、《史记》优势
私修、官修这两种不同的修史方式，也导致前四史与后二十史在论赞上有巨大差异。论赞作为一种文体艺术，和思想文化有很大关系。
前四史中的论赞可谓是生机勃勃、各有千秋。
《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史《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名气。其论赞形式与风格和论政、注经紧密相连。
论政、注经是自先秦以来议论的两条发展线索，在汉初刘邦下令总结自古帝王得失和章学诚总结经子史注释的滥觞后，论政与注经便成为西汉写作的热门主题。
除了写作方面，注经还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用来判断是非，裁定案件，成为当时社会量刑的标准之一。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修著出《史记》，因此《史记》不可避免的带有些论政注经的影子。在《史记》中，几乎所有的论赞都是“自注”，即司马迁对自己所写的目的和旨意说明。
这些“自注”，完美的表达了司马迁希望能通过理清辨析六经和诸子百家的材料，正确处理天人关系，认识古今变化规律，并对前人之事作出褒贬判断，表达爱憎的写作目的。
论赞文体便在这样充满着议论风尚的时代孕育成就，为后世提供典范，这也是为何《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名气最大的原因之一。
三、《汉书》的特殊
至于《汉书》的论赞则和说经论难之风密切相关。
东汉初期，汉光武帝刘秀一方面为更好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满足自己的爱好，于是常常和官员们探讨儒家经义，倡导儒学之士互相论难经义，对擅长论难的学者，还会给予一定的赏赐。
在光武帝和后来的数位皇帝的推动下，东汉掀起了一股论难风潮，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善论难的人才。班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自然也受到说经论难的熏陶，善于论难。
在朝廷大事辩论中，班固凭借他的论难才能多次得到奖赏，可见其对儒家经书的熟稔。在《汉书》论赞中，班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出自于儒家经书中的一些观点。
除此之外，班固在《汉书》中还尤为喜欢归纳总结，得出一些普遍规律，和东汉论难流行归纳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正是如此具有特色的论难方式，使《汉书》具有较高的名气。
四、《三国志》与《后汉书》的独树一帜
东汉末年，说经论难逐渐倾颓，往日的言之有物变成虚言饰词，再加上战乱频发，关注个体精神成为当时的主流风尚。
人们谈论的内容也从以往的经书变成人的才能，论才性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潮。诞生于这个时代的《三国志》论赞，也就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才情能力为主，并给他们取相应的名号。
比如称刘备为“英雄之器”，这一独特的论赞方式，向我们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形象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任人用士的经验，发扬了“经世致用”的著史传统。
和前两者相比，《三国志》的论赞更为独树一帜，也被后来的许多人所喜爱，所以它的名气自然也比较高。
而论才性这股风潮，一直到三国正始之时才被玄风所取代。玄谈之风讲究知识渊博，反应灵敏，口才捷达，口才不好的，就以笔谈论，做文章来当辩论词。
《后汉书》的论赞就受此影响，精细入微的论析名理、提出新颖的观念比比皆是，这些都是在当时颇受称赞的。也是这些精思妙解，为《后汉书》提高一些知名度。
总结
纵观前四史的论赞，都各具特色，深入人心，难免具有一定的人气。但后二十史中的论赞却因流于形式，而表现出了一股倾颓之势。
这或许和后来的社会环境不如前四史的思想活跃有关，但即使社会风气不变，修史权在皇帝手中，也很难有史官自己的观点，更别说社会风气的影响了......
正是修史权从个人手中落到皇帝手中这一重要转变，导致前四史能够流传千古并能让人印象深刻，后二十史却少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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