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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和用兵,是开元时期唐玄宗时的两件大事。

宇文融的括户、括田,与张说的召募彍骑、长征健儿,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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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措施从政治上讲,是相辅相成的,而且都是在玄宗亲自支持下施行的。但是,在人事关系上,张说与宇文融之间,却闹得不可开交。事情虽由括田、括户引起,但究其原因,则要深远得多。

1、张说与宇文融的党争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和十三年(公元725年),是括户、括田大见成效的时候,宇文融因此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十二年八月玄宗提升他为御史中丞,十三年二月又兼任户部侍郎。

以监察官兼掌财权,如此的做法,是唐代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宇文融以后,这就成为一条惯例。于此,可以想见宇文融地位之重要和特殊。

在此同时,张说为相近四年,他首建玄宗封禅之议。开元十三年,在玄宗的带领下大臣们高高兴兴地奔赴泰山,张说作为宰相的权势,也达到了高峰。

张说素来看不起宇文融,史载其“素恶融之为人”,特别是当他看到宇文融借着括户的机会,爬上重要的高官地位,心里很不自在。他见宇文融“既居风宪之地(即御史台),又贰户部”,“患其权重”,担心威胁到自己的权位,因此,不断地为宇文融设置障碍。

宇文融抓住这个时机,开始对张说进行行动了。唐代官吏的铨选,每年都是由吏部掌管,然后申报中书省,再由宰相与吏部尚书共同审定。当时,吏部每年铨选的人较多,唐玄宗曾“疑吏部选试不公”。

东封归来后,字文融窥知玄宗这一不满情绪,便密奏“请分吏部为十铨”。玄宗遂令御史中丞宇文融和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分掌吏部选事。试判将毕,越过中书省,径自召入禁中审定。连吏部尚书和吏部侍郎都不得参预。这无疑是削夺了吏部铨选权,同时也是越过宰相权力的一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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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对此自然更是不快,他作为中书令毕竟还有审决权,宇文融等人有关报请选铨官员的,他一概加以否决,使铨选一事更加混乱。

随之,宇文融串通御史大夫崔隐甫和御史中丞李林甫,联名奏弹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

崔隐甫就是玄宗在赴泰山封禅途中赏赐过的地方官(河南尹)。玄宗欲重用他,但张说“薄其无文”,瞧不起他,奏拟他为金吾大将军(警备京师的武官)。而殿中监崔日知素与张说善,张说荐其为御史大夫。玄宗来采纳他的建议,任命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崔隐甫为御史大夫。由是崔隐甫与张说间产生了矛盾。

而玄宗由于自己亲自批推的“分吏部为十铨”之事,遭到张说的抵制,对他的抗上专权,心中已是不满。所以当宇文融等人弹劾张说的奏状上来,立即下敕由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与御史大夫崔隐甫等将张说拘捕于御史台讯问。

源乾曜、崔隐甫都是张说政治上的对头,而唐玄宗如此做法,其用意也不言自明。

张说的兄弟左庶子张光亲至朝堂割耳称冤,但玄宗置之不理。由于张说的亲信中书主事张观与左卫长史范尧臣,“诈假纳路”,“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张)说占卜吉凶”等事,都被崔隐甫探知,并且证据确凿,张说被押往狱中,处境十分狼狈。

玄宗表面上对张说似乎要进行严厉的惩罚,但内心又感到他毕竟还是追随自己多年,且立有重大功劳的人,所以在张说入狱后,派自己的亲信宦官高力士至狱中探视张说,观察其情况。

高力士回来后向玄宗奏道:

“(张)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惶惧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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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听后露出怜悯之情,高力士趁机进劝说,“(张)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这才下令释放张说,只是免除了他的中书令官职,其他勋职依然照旧。

但张观及王庆则仍被下令处死,且“连坐迁贬者十余人”。

张说要知政事之后,“专集贤文史之任”,保留了尚书右丞相的职衔,但尚书省长官这时已不是宰相之职,按规定不能参预军国大政。

不过,玄宗仍然很器重张说,每遇军国大事,必遣中使先“访其可否”,听取他对处理政事的意见。

宇文融和崔隐甫等担心张说东山再起,故“数奏毁之”,以阻止他再度任相而掌握重权。

因此,双方的矛盾斗争并没有因张说下台而平息。而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每每有害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其消极影响超越了玄宗所能容忍的范围。

因此,到了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玄宗便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下令张说致仕(即退休),准许他在家修史,崔隐甫被免官供养母亲,宇文融出为魏州刺史。

至此,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朋党之争,因都被赶出中央政府,以两败俱伤而告结束。

这场朋党之争,实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的斗争。其发生的导火线,虽由括户而引发,而其基本原因却与当时相权集中、皇权巩固的趋势及廷臣中文学之士与吏士派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联系。

2、党争的根源——相权集中

我们知道,唐初宰相由三省长官担任。这既可集思广益,减少政府决策和处理重大军国要务的失误,又可使三省长官互相制约,分散相权,以保障皇权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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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太宗贞观后期至高宗执政时期,三省中的尚书省长官逐步退出,相权归于中书、门下二省。

开元之前,中书令和侍中的任命,一般各有两人,《唐六典》中也是这样明确规定的。

李隆基继位后,任命的中书令和侍中一般均各一人。

而且玄宗选任中书令与侍中的配置格局,一般皆以中书令较为强干决断,侍中则较为柔弱随和。似乎一为正相,一为副相。

如姚崇与卢怀慎(时称为“伴食宰相)、宋璟与苏颋、张说与源乾曜等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虽然中书令与侍中都是宰相,但是,实际上大权都集中和操纵掌握在中书令手中。这种相权相对集中的趋势之形成,与当时的政治的需要和改善行政效率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以往的三省制(或两省制),虽有互相督察纠驳的作用,但日久以后不是流于形式即互相推诿。

随着唐王朝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的军国政务十分繁剧,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集中相权就十分必要了。这种相权集中的倾向,在张说任中书令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曾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并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

关于政事堂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它原为宰相们议政的机构,相当于一种宰相的联席会议。

因为宰相分列三省或两省,同时还有下属官员被以特殊名义任为宰相(如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官衔参知政事),宰相实际人数较多,一般是四至五人,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六、七月间多至十七人。

唐朝的宰相既多以他官兼任,没有独立的办公机构,也没有僚属,更不能直接发号施令,遇有军国大事便集体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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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议事决策、拟订重大诏令的地方就是政事堂。

唐初,政事堂设在门下省。至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中书令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秉笔”或“执笔”之制。

《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载:

“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于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

至张说时,不但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且改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则其印在很大程度上归中书令专用。

再看政事堂后有五房之设,几乎包括政府部门之尚书六部(唯少工部),分别主持有关政务,于是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中书令的操纵和支配。换句话说,通过政事堂制度的改革,相权在处理政事时是集中和扩大了。

这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封禅时,又让宰相张说和源乾曜分兼尚书省的左右丞相(即原来的尚书令或尚书仆射)。

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本是互相分列的,是平衡的机构,从不互相兼任。

唐初规定:中书、门下分别是制定政令和审议政令的决策机构,尚书省乃施政机构。尚书长官从宰相行列被析出以后,更成为一纯粹性的政府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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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与施政的分列,是唐代中央机构中的一个基本格局。可见,破天荒地让中书令和侍中兼任尚书省左右丞相(尽管后来没有延续),其集中相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书省内部,张说对属下的专权也十分明显。中书侍郎原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过去中书侍郎对政事的处理具有较大的发言权,故有“副相”之称。但后来侍郎的权力越来越小,“承宣制(即承宣及承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空有其名。

崔沔虽因张说的荐引当上了中书侍郎,但他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向张说提出说:

“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待郎,令之贰也,岂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常与张说争论。

张说很不高兴,于是找个借口,把他调往山东当刺史救灾去了。

中书侍郎地位的下降,进一步说明中书令相权的集中。而张说这样做,事先可能获得玄宗的同意或者是得到了默许的。

本来,相权的集中,在开元时期的政治发展上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但在具体过程中又不能不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中权力分配的新矛盾。

3、唐玄宗“导演”的党争大戏

加上,张说担任宰相,在作风上又较为专断跋扈,因此内外矛盾重重,给了宇文融等以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张说与宇文融的朋党之争,还反映了朝官中文学之士与吏士派的矛盾。

据史载,张说“喜延纳后进”,对有才能的青年,常不齿结以忘年之交。但他主要是“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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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字文融和崔隐甫等人力加排斥,也包含有“薄其无文”的因素。宇文融之能得到源乾曜的支持,又能与崔隐甫、李林甫等串通一气,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开元年间文学之士与吏士派官员之间的一场大交锋。

在这场朋党之争或者文学之士与吏士派的斗争中,唐玄宗扮演了导演的角色,两派间的斗争是在他的示意和操纵下进行的。

唐玄宗顺应了政治上的客观需要,实行了相权集中的政策,但其原则是以不损害皇权为限,因为皇权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

那么,唐玄宗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首先一条,就是相位不久任。

按唐制,宰相一般是四年一转任的,不过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各代皇帝很少按照这一原则认真实行。其时摆在玄宗面前的形势是,既然给宰相以集权的重大权力,在开元年间就较为严格地执行了宰相四年一转任的规定。

如姚崇开元元年任相,开元四年罢相,宋璟开元五年任相,开元九年罢相,张说开元九年任相,开元十四年初罢相。

尽管姚崇、宋璟、张说等人的罢相有其各自的具体原因,但这种任职时间上的一致,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例如再往下看,在李林甫之前,没有一个宰相的任期是连任四年以上的。可以说,这是唐玄宗在实行相权集中政策的情况下,由他自己严加控制的一条不成文的限制宰相久任的规定。

其次,就是帝王惯用的,使用权术,以钳制朝臣。唐玄宗更是精通此道。

张说本来是他十分宠信的辅臣,但仍要培植一个反对他的势力,来牵制张说。

像括田、括逃户一类的事,本是尚书省下户部职权内的事,也是宰相理应主管的。然而,唐玄宗却从政府的另一系统(监察部门)挑选了宇文融去负责主持这件事,以后又让宇文融以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发展更严重的是让宇文融等人分掌吏部铨选,完全越过了宰相属下的重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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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其意在牵制宰相张说的权力,是显然不过的。不用说,宇文融是按在宰相系统中的一个钉子。张说担心宇文融之“权重”,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的斗,归根结底是唐玄宗一手导演出来的。

当双方“各树朋党”,相互牵制,争个没完没了的时候,中央集权反而受到损害,玄宗便出来收场,将双方统统贬出朝廷了事。

玄宗对长期追随自己的张说毕竟是有感情的,在张说罢相致仕后,仍然给以很高的礼遇。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即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随即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同时,又任命张说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在君臣关系之上,又加上一层姻亲关系。

张说的兄弟张光,也被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史载:“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张说病重,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

十二月,张说病逝,年六十四岁。张说为开元功臣,前后三次秉任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构思精密,是当时的大手笔。

故玄宗闻其死,“僭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太常寺议赠谥号曰“文贞”。有人提出异议,以为“不称”,张九龄则力主“依太常为定”,双方“纷论未决”。最后,玄宗在张说自制的神道碑文(即墓志)上,亲笔题曰“文贞”,这场争论方才在钦定的情况下了结。

由此可见,唐玄宗虽以权术钳制臣下,但他有一个限度,即只要削权的目的达到,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还重新加以使用,以让其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唐玄宗用人政策的一个特点。

4、宇文融的“下场”

宇文融的结局,也颇说明问题。

宇文融是个颇有野心的人,但也确有理财的才能。玄宗贬他为魏州刺史后不久,又授命他充河北道宣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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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又兼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负责漕运方面的工作。汴州即今河南开封,是唐代漕运要道——汴河上的重镇。玄宗让他兼理汴州,目的是让他继续发挥理财的专长。

宇文融上任之后,果然又出新招,“上表请用《禹贡》九河旧道,开稻田以利人,并回易陆运本钱,官收其利。”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复入京师为鸿胪卿,兼户部侍郎。第二年,拜黄门侍郎,与裴光庭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上了宰相。

这时,宇文融踌躇满志,“欲以天下为己任”,逢人便夸口:“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

在政治上很有些抱负。

他荐宋璟为尚书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宇文融推荐的这些人,据说是“甚允廷之望”。

但宇文融的缺点是“性躁急多言”,又喜欢“常引宾客故人,晨夕饮谑”,加上交游朋党,排斥异已,由是“为时论所讥”。

不久,宇文融涉及一桩诬告宗室王的案件,终于被玄宗免除了宰相之职,出为汝州刺史。在相位仅仅一百天。

之后,裴光庭等人,进一步弹劾宇文融儿子受贿及自己在汴州贪污巨款,玄宗下令将他贬至岭南昭州,最后配流岩州。宇文融遭此打击,忧愤发疾。因岩州有瘴气,他跑到广府(即今广州),想借口养病赖在广府。不料都督耿仁忠不敢留居,宇文融无可奈何,只好仍回岩州,还没有到达岩州,便病死于旅途中。

宇文融是“以治财赋得幸于上”的,虽说理财乃当时客观的需要,但它同时也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和奢侈的心理,开了官吏搜括聚敛的风气。

可见治财利者,尽管可以得幸于皇帝,但却为一般士大夫所鄙视。

二是他的政治对手张说是个老资格的官僚,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朝中经他荐举、提携的官员很多,宇文融要遭这批人的报复,在朝廷中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唐玄宗却似乎仍然很看重宇文融的理财才能。

如宇文融罢相贬汝州后,因“国用不足”,玄宗“复思之”,责怪裴光庭说:“卿等皆言(宇文)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

要不是裴光庭等人立即指使人“飞状告(宇文)融赃贿事”,将他贬至岭南,否则玄宗是很可能要让宇文融东山再起的。后来玄宗得知宇文融病死的消息,仍然“思其旧功”,赠官台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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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对于宇文融的器重,虽有不足之处,然而反映他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能用其所长,这恐怕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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