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好的时候，人们不太关心资本家与工人谁养谁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谁也别骂谁，大多数人都有弄潮的机会，保不齐就混成了个资本家；正因为经济高增长结束了，老百姓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大量堆积起来了社会问题，需要一种解释，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在这种背景下，剥削、剩余价值以及谁养活了谁的问题上了热搜。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与米塞斯的学派的再批判。
在原始社会，野果的采集与狩猎养活着人类，中世纪是靠耕作，没有身体力行的劳动，就没有人类的今天；资本主义却不同，由于有了一般等价物，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钱不是万能，但没有万万不能，谁养活了谁并不是一个清楚的命题，比如，公务员要吃粮食，但多半不是你的劳动结果，公务员是财政供养，但不存在谁养活了谁的问题，全体公务员辞职，社会立即崩溃。在现代生产无数细分的、长长的产业链上，谁养谁成了哲学问题，因为无法对应，更无法量化，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属于无意义命题。
正当的命题是收入从哪来？
马克思的结论很直接：来自工人自己的劳动创造。
但是，现实中收入的发生，显然不是来自工人，它妥妥地来自用人单位，或者政府管理部门、或者企业、或者你自己去开店。没有用人单位，你的劳动价值就不存在，真正问题在公平性，从谁养谁的角度讲，资本与劳动完全是共生的关系。
那么，谁决定了收入的水平？
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家，按照剩余价值的公式，资本家的要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地压低可变资本，即用工成本。
米塞斯的看法是市场的角度，他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掌门人，哈耶克的老师；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认为：
“工资水平不是发工资的人决定的，而是挣工资的人决定的”。
这等于说，工资的高与低并不是资本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你跟资本家较劲也没有用；曹德旺可以损款百亿，但是，让他提高工人工薪，坚决反对，为什么？因为存在着市场平衡，他提了，整个市场的劳务关系就失衡了，而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是平衡原理。
为什么米塞斯会认为资的高与低是挣工资的人决定的，他是宏观经济的角度，工资的高与低是所有挣工资的人以他们的购买力所决定的，也就是说，
“在实际生活中，雇主和雇员最终是同一些人”。
老板与员工都不是“钱”的来源，任正非能支付员工的工资，是因为有无数的人在使用华为手机，如果手机卖不出去，老板与员工的矛盾就彻底终结了，彼此都没有收获，劳动创造的手机价值没有给资本家，也没有给工人自己带来收入，这就是基于市场经济分析的结果。
劳动不必然带来收益，决定收益的是市场供求关系，尽管它的人类学分析或如马克思所言，全部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它的实现，却完全取决于交换价值，从而要遵循供求关系的平衡原理，
许家印现在负债累累，自然有这样与那样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房子不行了，并不是恒大盖的房子不好，更不是盖工人的劳动没有价值，而价值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在恒大２４０００亿负债中，１００００亿是欠了供货商的，７０００亿是欠了购房者的，房子卖不出，资金无法回笼，这时去争议谁创造了房地产的价值，什么意义也没有，该发不出工资还是发不出来。
中国现在整体经济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我们现在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就要增加工人的收入，也就是说，需求正如米塞斯说的“是挣工资的人决定的”，工人收入低，消费刺激不起来，于是，发生了产能过剩。
但是，马克思与米塞斯的分析都有一个问题，都是把社会分配看做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实际上，社会分配是三个维度，即：企业、个人与财政，而主导社会分配的是财政。
财政主导从两个方面调节分配，换一个说法，工人的工资既不是资本家决定的，也不是挣工资的人决定的，而是财政主导下的平衡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财政决定的，在中国尤其如此。
财政决定了市场资本的流入，也决定了全民共享的二次分配，即社会保障；前者是通过税收调节资本的流入。
米塞斯说：“人均资本数量与繁荣程度成正比”。
而税收过重，挤占了企业的利润，聪明资本就会退出，减少人均资本的数量，从而也定义了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工人收入降低了，又决定了产能过剩，资本家与工人同时受损，造成这一结果的不总是企业。
２０２２年民企上缴的税金是自身总利润的３．４倍，第一次分配已经到了边际，这就是用工荒与就业难会同时发生的原因之所在，企的业利润与工人最起码工薪要求，在经济不景气，产品缺乏竞争力的大背景下，由于税率过高，都被挤到了边际。
社会保障则是财政与居民直接分蛋糕，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点比在８０％左右，是社会再分配平抑两极分化的重要途径，两会的要求是７０％用于民生，统计的数据是５３％，而郎教授表示不服，认为只有２０％。
不管怎么说，还是偏低了，税收在特定背景下的挤压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决定了居民收入不足，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痛点。
企业定义着富裕，而决定共同富裕的是主导社会分配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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