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了一条特别令人感慨的新闻，说是现在有好些个德国的博物馆在搞一个针对中国文物藏品的溯源行动。
而这些所谓的“中国文物藏品”，用柏林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克里斯蒂娜·霍华德的话来说，那就是：
“我们的大部分中国藏品都是在1900年世纪之交来到柏林的。”
对，说白了，这些文物就是在当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被德军官兵从我们这儿硬生生给抢走的。这场浩劫持续了整整一年，西方列强们将中国的文物珍品整船整船地掠去欧洲。
时至今日，柏林的博物馆仍然会定期举行展览活动——洪堡论坛，向游人们展示当年德国人从亚非拉地区掠来的各地文物。其中，尤以我们中国的文物数量最多，且很受游人们的欢迎。洪堡论坛三楼的“王澍厅”还会不定期展示中国和德国几个世纪以来“交流”的中国宫廷艺术品。比如1902年慈禧送给德国的黄铜茶壶，还有创作于1770年的清代丝绸画《佛说经》。
此外，还有不少中国文物，它们注释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从北京非法转移并带到柏林”。
而所有这些当初因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流落德国的中国文物之中，尤以一把中国古琴的遭遇最令我感到痛心。《环球时报》援引德国汉堡民族学博物馆一位名叫苏珊·克内德尔的研究员的话称，该博物馆藏有一把中国七弦古琴，年代大约在1789年。这把琴被装在一个比它大得多的盒子里，而那个琴盒的岁数比它还要大50岁。
很显然，这个琴盒原本并不是用来装它的。克内德尔因此产生了疑问，于是就去查了一下博物馆的档案，结果发现，琴和琴盒都是在1904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运抵德国的。它们是被一个德国士兵从北京掳掠到德国的，类似的中国古琴原本一共有7把，结果这个德国士兵在1900年至1901年的冬天把其中的6把劈开当柴给烧了，最后只剩下了一把孤品和一个琴盒。
在看完这段描述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以前是我见识少，一度还以为“焚琴煮鹤”真就只是一个遥远的典故，没想到，这都20世纪了，还能撞见这么离谱的事情。
合着你们西方帝国主义从我们这儿把中国的国宝掠走，就是为了带回去劈开当柴烧的啊？那要是你们看到我们的丹顶鹤，觉得仙气飘飘，所以也抢走了一批，你们把它们带回去之后又该如何处置呢？真就直接下锅煮了吗？
很显然，那个抢走我们古琴的德国士兵就是个有眼无珠的土匪流子，否则也不至于说为了取暖就把我们的古琴给劈了。
各位同志和朋友可能对我们古琴的价值没什么直观概念。这里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案例以供参考，各位不妨自行品味。
德国汉堡民族学博物馆目前仅存的那把中国古琴，是1789年制成的，那时是清朝。以迄今为止拍卖价格最高的清琴“湘江秋碧”为例，该琴于2016年10月5日在苏富比香港拍卖行拍出，估价2500万至3000万港币，最终成交价格5564万港币。这一数字刷新了清代乐器在当时的拍卖纪录。
湘江秋碧
“湘江秋碧”之所以价值连城，除了琴本身的品质非凡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用乾隆书屋外枯死的梧桐老树制成的，是货真价实的皇家藏品，传世仅见。
“湘江秋碧”确实珍贵无比，但是它的拍卖价格还不是中国古琴之中最高的，比它更高的还有宋琴“松石间意”。
松石间意
“松石间意”存世三张，其中一张为北宋时期所制，另外两张为明制。2010年，宋制“松石间意”以1.3664亿元人民币的拍出，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拍卖价格最高的古琴，“松石间意”也因此成为了当今世界上身价最高的乐器之一。
宋制的“松石间意”是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由宋徽宗亲自下令、并由汴梁的东京官琴局斫制而成的。北宋覆灭后，“松石间意”被金人掠走带到燕京。后历经几朝流传，终于乾隆六年（1741年）被乾隆所藏。乾隆对此琴爱不释手，并在琴上刻下隶书“松石间意”四字。
清琴、宋琴都如此珍贵，比它们年代更早的唐琴就更不用说了。2011年5月，在嘉德于当时举行的春季拍卖宫廷御瓷珍玩专场上，唐代古琴“大圣遗音”以1.1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这也是目前拍卖成交价格仅次于宋制“松石间意”的中国古琴。
“大圣遗音”于唐朝肃宗元年（756年）制成，出自四川斫琴世家雷氏之手，存世共两张，2011年拍出的是“伏羲氏”，还有一张“神农氏”，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大圣遗音”这个名字也是大有来头，它取自东汉哲学家王符的《潜夫论·潜叹》：
“昔唐尧之大圣也，聪明宣昭。虞舜之大圣也，德音发闻。”
用我国著名的古琴鉴赏家管平湖先生的话来说，“大圣遗音”是目前存世的中国古琴当中，唯一具备“琴操九德”的稀世珍品，即集“奇、古、透、润、静、圆、匀、清、芳”九德于一体。
是不是觉得这就已经够厉害的了？别急，最重量级的我还没提到呢。
2023年4月7日，在广州市松园，为了接待远道而来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我方拿出了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倒给客人喝的，是潮州的凤凰单枞和金毛毫；娱客人眼睛的，是汝窑的青瓷、紫砂壶和广彩；弹奏给客人听以助雅兴的，是2000多年前伯牙为子期所作的《高山流水》；弹奏它的，是我国著名古琴演奏家李蓬蓬女士。而李蓬蓬弹奏《高山流水》所用的乐器，则是一把平平无奇、貌不惊人的中国木琴，名曰“九霄环佩”。
和“大圣遗音”一样，“九霄环佩”也是唐琴。该琴制于唐代开元年间，也是四川雷氏所制，而且还是出自雷氏初代雷威之手。
“九霄环佩”是目前公认的存世最早的中国古琴，历经千年而风韵犹存，期间曾先后被中国历史上的多位名人雅士所藏所鉴。如唐代名将郭子仪，以及宋代的两位大文豪，苏轼和黄庭坚。
其中，苏、黄二人均曾在“九霄环佩”上留下过笔墨。
苏轼在琴足上刻的是楷书：“霭霭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虎龙吟。苏轼记”。
黄庭坚在琴身上刻的则是行书：“超迹苍霄，逍遥太极。庭坚”。
“九霄环佩”现存四张（一说五张），三张分别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另外两张则由香港商人何作如、沈兴顺私藏。
何作如的“九霄环佩”是2003年在北京嘉德春拍上以大约350万人民币的价格拍下的。2011年，何作如再度将此琴上拍，拍卖价格一度高达2亿人民币，但最终流拍。目前“九霄环佩”的估价在4亿人民币左右。
九霄环佩
我不知道100多年前被德国士兵当柴劈来烧的那6张中国古琴是哪朝哪代的文物。它们的来头和拍价未必会有“湘江秋碧”“松石间意”“大圣遗音”或“九霄环佩”的那么大、那么高，但既然它们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被抢走的，那么想来这些古琴当初应该也是清廷的皇家藏品。搞不好，上面还有乾隆当年盖过的章子呢。
另外，大家也别以为，皇家藏品在清廷的手里就过得有多好。就拿上面提到的“大圣遗音·神农氏”来说吧，光听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把琴的来头这么大，怎么着也该是皇家珍藏吧。”
大圣遗音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琴是皇家的没错，但是珍藏就说不上了。“大圣遗音·神农氏”在清朝时藏于宫廷南库之中，具体历史已无法查证。因无人打理，年久失修，“大圣遗音·神农氏”的琴身上一度积满了水锈，清宫善后委员会后在清点藏品时，也将其标记为“破琴一张”。
时隔几十年后，当时间来到1947年，才被文史学者、收藏家、当时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的王世襄发现，并转入故宫珍宝库。1949年，王世襄获得时任故宫博物院馆长马衡的批准，正式将此琴交由管平湖先生修复。也正因此，我们今天才得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看到这颗无比璀璨的稀世珍宝。
也许，在100多年前被德国士兵掳走的6张中国古琴的余韵里，可能也隐藏着和“大圣遗音·神农氏”一样的传奇故事。但是很遗憾，这样的可能性已经没法验证了。因为它们的传奇已经和它们的琴身一道，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所点燃的火光中，化为了永恒。
我不知道那位把我们的文物劈开当柴烧的德国士兵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的内心当然是怨恨他的，但我更怨恨的是，那个把他从人变成了禽兽的西方帝国主义。
从1900年到1945年，德国固然是当年侵略了我们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德国人在这40多年里其实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从一战到二战，中间还隔着个魏玛德国，普通德国百姓吃了上顿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那个烧了我们的琴来取暖的德国士兵，兴许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是一个可恨的侵略者，但他也是一条可悲的可怜虫。帝国主义就是如此，内残外忍，不光荼毒殖民地人民，而且也把本国老百姓坑得够呛。
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换做我这个中国人身处他的那种处境，我已经快冷死饿死了，而我的身边只有两把木琴：一把是我们中国的，一把是他们欧洲的，坦白说，我觉得我也会把后者劈开来当柴烧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外国货，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外物”。如果真的走投无路了，就算我识货，我先烧的肯定也是你——哪怕你和我说，你是当年莫扎克和贝多芬他们用过的物件，也不例外。
文物就像孩子，虽然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嘴上总说别人家的好，但是真要让我们二选一了，我相信没有哪个人会选择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文物不是天生就是文物的。它们只有在懂得欣赏的人眼里才是文物，在不懂的人眼里就是废物。它们在我们自家人眼里是天物，而在强盗们眼中则成了玩物。
我又想起了《大染坊》里日本商人藤井告诫陈寿亭的那句话：
“个人太强，国家太弱，是要吃亏的。”
同理：
“东西太好，民族太弱，也是要遭罪的。”
100年前，这话适合说给我们自己听，而现在，我觉得它更适合说给西方人听，尤其是说给当初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我们家里掠夺了无数珍宝的那些欧洲人听。
瞧瞧你们欧洲的内政外交，都溃烂成什么样子了？有那闲工夫，你们还不如多去飞两片大麻叶子，别祸祸我们的文物了。你们保护不好它们的，你们连自己都保护不好，它们只适合归还我们中国人保管。
成龙在《神话》里教训梁家辉的那番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我觉得用它来作为今天这期节目的结尾正合适，作为送给广大还霸占着中国文物的西方国家的警句也合适：
“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说是帮人家保管，但其实想据为己有。这是可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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