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孙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副总理,这一年的他只有39岁。

1978年3月,孙健在外考察时,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被停职查办。经过一番严厉的审查后,他被通知要下放到地方基层工作。在临行前,面对妻子庞秀婷那担忧的神情,他开口安慰道:“放心,我不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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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是怎么当上副总理呢?又为何仅担任了三年就被免职了呢?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被免职的呢?最终他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从一名翻砂学徒工,走上通往仕途的台阶

1936年,孙健出生在河北定兴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在当时那个战乱的年代,孙健也基本没有什么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自小就和村中的孩子一样跟着父母务农,下田干活。

1951年,15岁的孙健为了减轻父母的重担,便来到天津的一家内燃机厂,从一个翻砂学徒工开始干起,开始从事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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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工业设备还不是那么先进,翻砂工在工业领域中算得上是最苦最累的工作,但孙健依然坚持了下来,将这份既辛苦又枯燥的工作十分出色。很快,他就被转为了正式工。

之后,他依然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上,把翻砂这件看似简单的工作,给做到了极致。

孙健的突出表现,也让内燃机厂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位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员工,逐渐将他升为了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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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孙健光荣地加入了党,进入了厂里的党委组织部。没过几年,孙健便成为了厂里的党委书记

1970年9月,能力突出的孙健再次被提拔,担任上了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干部的政治背景都是需要经过严查严审的。因此,一机局的领导专门派人到孙健的河北老家去背调

调查人员们抵达孙家后,感到十分得意外,没想道孙健的家中竟然会如此艰难。他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汤药不断,母亲也是年老体迈,妻子庞秀婷白天参加工作,晚上回家还要照顾老人和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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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挤在两三间在土改时期分下来的屋子,而这些屋子早已年久失修,又破又烂。

这时调查人员才明白为何孙健为何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原因了,看到孙家的现状,调查人员很是同情,回到天津后,向领导汇报说:

“孙健的家庭背景和政治背景没有任何问题,能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的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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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局里领导了解完孙健的家庭困境后,便将他的家属们调到了天津,并给他的妻子庞秀婷也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人。

1973年初,孙健升任为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主管生产工作。同年11月,他又担任上天津市委常委、书记。

以“学徒”的姿态当副总理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孙健经过选举并被周总理提名为副总理掌管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这一年的孙健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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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周总理是一向对待工作和人民十分认真负责,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委任的。

后来也有人孙健,他是怎么被选中当副总理的,他会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的委任是经过正常手续的,先是经过政治局研究,报给毛主席批准,再交给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由周总理提名被选为副总理。”

他也曾讲过另一个缘由:

“当时我听到一种说法,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副总理,所以就选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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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孙健是如何能够当选为副总理,但能够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和周总理的提名,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的。

孙健在抵达北京后,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给各位副总理分工时,周总理对孙健交代道:

“孙健年纪这么轻,可以多到下面跑跑,花个3年的时间来掌握一下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随后,孙健便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全国跑了许多地方的基层。他深知自己年纪太轻,掌管这么举足轻重的副总理职位,是必须要谨慎小心、老老实实干事的,他从不敢张扬自己,始终低调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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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健的副总理办公的地方,院子外面有一块空地,他抽出业余时间来种上大白菜、茄子、辣椒、豆角这类的蔬菜,平常的业余爱好就是侍弄这片菜地

一天,孙健外出散步,碰到了也同样出来散步的副总理谷牧,谷牧年纪比较大,以长辈关心的口吻问道:

“你怎么还没有把家属一起接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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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

孙健以开玩笑地方式,回答道:

“你这当师傅的难道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是不准带家属的。”

谷牧一听这话,开怀地笑了起来,但又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个道理。虽然孙健担任上了一段时间的副总理了,但在他的内心中,他还是朴实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学徒”,认真地学习如何当好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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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罢免职务,平静地接受恢复平民角色

1978年3月,孙健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时,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

对于这个消息,孙健的内心十分平静,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了。他放下电话后,反而是内心轻松了许多,这三年来的身上的压力也顿时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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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找到他谈话,当时孙健只提出了一个要回到天津的要求。最终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辞去副总理职务后,可以回到天津。

回到家后,他看着妻子那担心的神情,安慰道:

“你放心,我不会自杀的。别人说我什么你都不要当真,好好照顾好孩子们。”

孙健这样说,是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见证了太多的荣辱和兴衰,面对被审查他问心无愧,这个副总理的职位他也早想退位让贤了,这一切只不过是回到最初的位置而已,回到他最安心的平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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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孙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到天津机械厂上班,像最初他去工厂上班那样,混入到普通工人们中,开始了紧张与忙碌的劳作。环境的改变,也逐渐的治好了他这三年来的失眠症,让他每天的内心既充实又平静。

在工厂中劳动了几年后,1985年,按照组织的指示,孙健又从普通工人提升到了中级干部,随后,他带领着手下的工人再一次干出了成绩,重新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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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同事问起孙健在北京的生活,评价他的起起落落,说道:“你这是上去的糊涂,下来的也糊涂嘛。”而孙健只是笑了笑,说:“糊涂到家也是一种明白。”

孙健出生农民,他的性格也是深受农民式的影响。他默默地接受和理解上天的安排,顺从自然,随遇而安。他懂得,凡是该来就会来,有些事不能细究,不必非要问出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