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中国，江西省莲花县的山谷中，甘祖昌是一个为革命奔波的红军战士。尽管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家，但他的决心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让他在1926年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不久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遇到了陈卯姑，一位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女性。两人很快结为连理，婚后不久，陈卯姑为他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他们取名为甘锦荣。
甘祖昌的革命活动使他时常不在家，直到1934年，他跟随红军开始了艰难的长征。他背井离乡，一心只想为了革命的胜利而战斗。在长征期间，莲花的苏区遭到敌人的破坏，陈卯姑被敌人抓走并残忍折磨，企图从她口中得知甘祖昌的下落。在不堪忍受的折磨下，敌人强迫她改嫁。甘锦荣，年仅八岁，只能和祖母及叔叔们相依为命。
战争结束后，甘祖昌在延安得知了家中的悲惨遭遇，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悲痛。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1950年，他重返故乡，与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甘锦荣相认，两人相拥而泣，诉说着分离的苦楚和团聚的喜悦。
1953年，在新疆工作时，甘祖昌结识了龚全珍，一位热心教育的女教师，两人共谋生活，共同筑建一个新的家庭。1957年，甘祖昌毅然决定辞去军职，回乡务农，龚全珍坚定地支持他的选择。同年，他们全家搬回江西省莲花县。回到家乡后，甘祖昌耕种田地，而龚全珍则在南陂小学担任校长，用自己的方式为乡村教育贡献力量。
甘祖昌和龚全珍育有四个女儿，他们从小教导孩子们劳动的重要性。每天，孩子们都有各自的任务，从捡粪、割草到放牛喂猪，父亲甘祖昌会定期检查他们的工作，对于做得好的给予表扬，做得差的则进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些生活方式，他希望培养孩子们坚强独立的品格。
在1972年的寒冷冬日，甘平荣在吉安卫校深造时得知军队正在招收女兵，她心潮澎湃。她写信给远在家乡的父亲甘祖昌，希望他能帮忙疏通关系，让她能顺利参军。然而，回信却是父亲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她应该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这个机会。
甘平荣没有气馁，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被学校推荐，顺利加入了部队。在军中，她通过不懈努力，射击成绩优异，甚至被选为全军射击表演的队员。这一消息最终让甘祖昌释然，他为女儿的成就感到自豪。
到了1980年，甘平荣结婚，家庭的财务状况成为她的一大担忧。龚全珍从银行提取了700元钱作为嫁妆，甘祖昌得知后虽然有些不悦，认为家中不应过度溺爱孩子，但龚全珍坚持这是对女儿的必要支持。甘祖昌虽然节俭，但他的积蓄几乎都用于支持家乡的发展和扶贫项目，他的这种慷慨捐助已累计超过了他总收入的70%。
同时，1974年，甘祖昌的三女儿甘公荣中学毕业。那年，她和甘祖昌的孙子、侄子一同面临选择：是继续求学，还是返回农村劳作。那时，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机会升学到高中。在家族聚会上，甘祖昌与家人讨论这个问题，他鼓励他们应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出选择，无论何种选择，都应为之努力和坚持。
在1976年的春末，甘祖昌的家中突然来了一位客人，是甘公荣的班主任。他带来了一个提议：如果甘家能联系县文教局，也许学校就能获得更多的高中升学名额。甘公荣，表现出色，自然符合升学资格，但如果班上其他同学因此失去机会，那么这样的成功又有何意义？
甘祖昌沉吟了好一会儿，最终拒绝了这个请求。他召集家中三个孩子，对他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凭自己的力量前行，不能因为自己的便利而剥夺他人的机会。”尽管甘公荣一时难以接受这种做法，但她从父亲的话中逐渐领悟到了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性。
甘公荣最终没有上高中，而是选择留在农村，成为一名农民。她的勤奋和智慧使她很快成为了村里的农业专家，不久后被推选为妇女队长，乃至公社团委副书记。她在这些职位上的表现，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和爱戴。
至于甘仁荣，当地大学的门槛本应为她敞开，但甘祖昌得知一位家境贫困的退伍兵也希望继续学业时，决定让位。他亲自打电话到县里，请求将女儿的名额让给那位退伍兵。这一行为深深影响了甘仁荣，她不仅没有抱怨，反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中，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社区领导。
当龚全珍于1976年退休时，小女儿甘吉荣本可以顶替母亲的职位。但甘祖昌认为，依靠家庭的力量获得职位并非真正的成就。他对女儿说：“真正的能力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甘吉荣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她放弃了顶替的机会，转而自己考取了大学，后来成为一名教师。
1985年的冬日，甘祖昌病重。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将全家人聚集在床前，从一个旧铁盒中取出三枚他在红军时期获得的勋章和几张苏区时期的纸币，这是他的遗产和精神财富。“这些是我留给你们的，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勇气，一种为公平和正义奋斗的精神。”
甘祖昌去世后，他的子女们继承了这份精神。尤其是甘公荣，她不仅在农业领域成为模范，更多次荣获全国、省、市的劳动模范称号，成为父亲精神的活生生体现。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了一个关于坚持原则、努力奋斗和诚实守信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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