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讲究“落叶归根”，不管在外风光无限还是落魄潦倒，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然而，在1949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本是山东地区的各级干部，有着光明的前途，却突然纷纷主动要求南下，来到刚解放的南方各省，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再回到山东老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战局走势日益明朗，昔日敌强我弱的情况已经彻底颠倒，然而，随着我党不断取得胜利，组织上开始考虑更长远的问题：相比起北方各大解放区，南方各省要么刚刚解放，要么待解放，几乎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如果仅靠各省自己的力量，重建难度很大，尤其是在管理方面，如果出了差错，很容易导致老百姓对我党产生不信任的负面情绪，后患无穷。
出于这一考量，1948年9月8日到13日，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最终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至少5万名各级干部，随军南下，在新解放区建立党政军机构。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在1949年3月前待命出发。
这年年底，华东局决定，这1.5万人的名额全部由山东负责。这主要是因为山东作为解放老区，不仅解放时间比较早，而且各方面力量相对强一点，更何况当时其它地区的干部十分紧缺，只有山东地区还能有余力支援。种种原因叠加，山东干部南下是最好的选择。
按照规定，南下的干部包括党务、军事、民运、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现在我们觉得干部抽调是比较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南方各省份有的是刚解放，但境内还有不少匪患和国民党残军蛰伏，蠢蠢欲动，企图伺机反攻；有的省份虽然相对安稳一点，但却是一穷二白，重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另外，那时候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也没有条件让所有人坐火车去，很多干部最后都是跟着军队行军赶到南方的。而且，山东人一直比较讲究“安土重迁”，不是遇到什么大事轻易不会背井离乡，山东干部南下，不仅意味着要放弃现在安稳的生活、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更重要的是，没人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家、什么时候能回家。因此，“南下”这件事在当时对于每一位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南下途中
由于路途艰难，一路上干部们吃的是被雨水泡湿发霉了的炒面，有时候连干粮也没有，大家只能靠吃草籽、树叶果腹。此外，饮用水也十分紧缺，大部分人在路上只能喝沉淀的河水和雨水。更苦的是住宿，像窑洞、破庙、船舱这样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临时住所了，更多时候干部们只能在野外露宿，有位干部曾经在日记中写道：1949年12月当晚，同志们宿营在山顶上的草棚里。行军一天，困乏极了，蒙头便睡。早晨起来打背包时才发现，竟然和国民党残兵的死尸睡在一起。
虽然明知道南下必然十分艰苦，但还是有很多人积极响应号召。要南下的干部名单，一部分是组织上选定的，还有一部分是干部主动报名的。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山东各市县不少青壮年还在军中作战，但是人们觉悟很高，听说南下支援后。所有人都知道这次南方之行绝对不轻松，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要求参加，甚至很多小脚妇女也报名了。
24岁的王士英刚当上中共济阳县委宣传部长，他在1939年入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以他的年龄来看，王士英日后必定前途无量。然而，就在他当上宣传部长不到一月，华东局就下发了从山东抽调干部南下的通知。作为青年干部，王士英第一个报了名，成为了县城南下的130名干部之一。
1949年的春节刚过，干部南下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县里给每人特批了3天假期，用来安置家庭。在回家路上，王士英却犯了难：他自幼丧父，母亲一人艰难地把他拉扯大，如今儿子好不容易成才，却要一声不吭跑到南方，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更何况此时南方还处于战火之中，母亲能同意吗？
不管王士英如何为难，他还是回到了家，一进家门，王士英就给母亲磕了个头，然后跟母亲讲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想通过这种方式做通母亲的思想工作。当王士英讲到现在江南人民盼着解放军过江时，母亲突然问道：“你是不是也要南下？”
自古忠孝两难全，面对老母亲的质问，一向口才了得的王士英却卡了壳，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见他这样，母亲叹了一口气。原来，王士英的堂哥和邻居家的孩子也要南下，王士英的母亲很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他也一定会报名参加
王士英是家中独子，父亲又去世得早，他虽然有一腔热情要报效祖国，但也确实担心自己走后母亲无人照料。想到这里，王士英咬了咬牙，说：“娘，你要是舍不得儿去，咱再向组织要求要求。”
让王士英意外的是，母亲坚决拒绝了：“咱不去，谁去呀！你是党培养的干部，应该做大事。”母亲拿出了给王士英新做的棉大衣和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一枚“土改”时分到的银元，母亲一直没舍得花。
带着母亲的担忧和期许，1949年3月1日，王士英踏上了随军南下的征程，一路上他坐过敞篷火车和汽车，也坐过轮船，但更多的是还是靠步行赶路。经过2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5月抵达了仍然战火纷飞的浙江省。
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王士英带领来自济阳和乐陵等地的20名南下干部，接管了新昌县，王士英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这一年，他才25岁。
南下的山东干部除了要面临语言文化不同的困难，当地的种种问题才让他们头痛不已。王士英在新昌待了几十年，为这里奉献了自己的大好青春。虽然没有再回到山东老家，但在王士英心里，新昌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到了50年代，王士英就被调到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担任校长，从此他一直深耕在教育领域，为江浙一带的工业和电子科技领域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山东有句老话叫“少不走南，老不走北”，当时南下的山东干部，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文职人员，到了匪患严重的地方，他们的处境就显得尤为危险
王泮亭（二排左三）
王泮亭是山东寿光人，他本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后来响应号召成为了南下队伍的一员。
王泮亭要去的地方是福建省宁阳县，当时这里匪患猖獗，远近闻名。当地土匪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在大白天就敢公开袭击我党干部，不少战士和干部都死在了土匪手里。
王泮亭随军来到福建时，他只有20岁，到了以后他才意识到，这里的匪患远比自己想象的严重得多。福建山多林密、交通不便，本就容易滋生土匪，再加上蒋介石退出大陆后贼心不死，派了很多特务在福建一带收买土匪搞破坏，得到国民党援助的土匪战斗力大增。
山东干部们来到福建后，先后多次与当地土匪交手，不过谁也没能占到便宜。到1950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援助增加，土匪愈发猖獗，造成我方很大的伤亡。就在剿匪工作一筹莫展时，年轻的王泮亭却兵出奇招，立了大功。
在剿匪行动时，王泮亭带着主力部队赶到土匪“老巢”附近的吴山村，由于村里有内奸，等王泮亭赶到时，土匪们早已得知了消息，逃得无影无踪。眼看这一次扑了空，大家不免都有些气馁，慢慢撤离了吴山村。但是王泮亭分析了土匪的活动规律，认为土匪还会回来。为了不打草惊蛇，王泮亭让其他人继续照常撤离，自己则单独拉出一个排，钻进了密林中等待。
果不其然，等我党大部队撤走后没多久，土匪就回到了吴山村。那时候的山路非常崎岖，七八十里山路来回最起码得走一夜，我军就算以最快速度赶回来也得第二天了，因此土匪们大摇大摆地回到吴山村，打算转移他们掳掠的财物。
土匪们怎么也想不到，王泮亭竟然杀了个“回马枪”，带着一队人马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我方两个班30多人，秋风扫落叶一般把近百人的匪军全部消灭，还活捉了匪首。
这一仗打得漂亮，也在当地百姓中打出了威信，原来很多百姓迫于土匪威胁、不敢帮助我党，王泮亭活捉土匪后，百姓们对我党有了信心，纷纷主动参与剿匪行动。从1950年底到1951年年中，福建省共剿灭土匪7万多人，除掉了一大祸患。
和王士英一样，王泮亭之后也没有再回到山东，而是在福建扎根、定居，只是在他内心深处，魂牵梦绕的还是山东老家的一草一木。
几年间，山东解放区先后有近10万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工作。像王士英、王泮亭这样南下的山东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离开家乡和亲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南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里，终生没有再回到故土。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南下干部们的经历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会磨灭，将始终激励着后辈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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