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怪的寂寞，其实是人的寂寞 | 一周新书推荐|尾随者|弗里曼|新书|米歇尔|罗斯|达尔文|马克思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尾随者》

默音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2

2017年，默音收到邀请写一则中短篇小说。她觉得自己不太会写中短篇，但毕竟第一次被约稿，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她想到，坐地铁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索性用来写东西，于是她在地铁上用手机写下了《尾随者》的前半部分，短句比较多。在这篇写完后，她有了写作中短篇的“手感”，陆陆续续写了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其他篇目。

这八篇小说以“尾随”为关键词，分别是《镰仓雨日》《酒狂》《暗香》《尾随者》《附加值》《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模仿者》和《迷恋》。在后记中，默音说它们本质上都是“家庭小说”——小说这一表达方式基本是以故事的形式聚焦个体遭遇，但故事的主人公不可能是无根之树；也可以称之为“城市小说”，其中镶嵌了她自己居住近三十年的上海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局部，有几篇的背景被放在东京，主人公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旅居者。

“我永远也不用警惕最糟糕的事发生了，因为2020年6月10日就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人的一生中总有这么一个最糟糕的日子，神灵保佑，我再也不希望有一天比它更糟糕。”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哀痛笔记》是为了纪念父亲在新冠大流行初期去世而创作的哀歌。阿迪契用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深爱的亲人去世后自我的分裂，构建了一个哀悼的叙事。

由于新冠封锁，尼日利亚机场的开放日期先是推移到当年八月，接着又是九月，葬礼不断推迟。阿迪契的母亲展现得坚忍不拔，“已经......以平静的寡妇姿势坐在沙发上”。后来，她又不顾孩子们的抗议，坚持实践当地人的哀悼传统剃光头：“所有能做的事情，我都会为爸爸做的。”阿迪契的兄弟每周都必须去殡仪馆检查是否能办葬礼。阿迪契本人对葬礼的拖延深感担忧：“对于大多数伊博人来说，至少是我父亲那一代人，被剥夺像样的葬礼几乎是一种存在主义恐惧。”

中国的妖怪和日本妖怪是什么关系？妖怪有什么样的历史变迁？妖怪会在哪里、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本书中，作者张云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中国古代有“妖由人兴”的说法——有人的地方才有妖怪，妖怪生长在人心和现实生活的缝隙之中，妖怪是人的面具，是人的另一张脸。张云写道：“中国的妖怪，天生对人世带有一种浓浓的好奇和亲近。很多时候，它们站立于山峦、高树之上，渴望地打量着面前那个浓浓烟火气的人世，急切地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为何如此？因为妖怪寂寞。”某种程度上说，妖怪的寂寞，其实是人的寂寞。

张云认为，妖怪本来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寄托着人的喜怒哀乐、是非善恶，它们对人类的态度就是人类对自身的态度。他在梳理中国妖怪时注意到，虽然大多数妖怪都是纯粹可爱的，但是妖怪和人相处到最后，绝大多数都被人攻击、背叛甚至消灭，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妖怪本身就被认为是不合常理的、违背正常社会价值标准的。

以众议院文职人员本杰明·布朗·弗伦奇 (Benjamin Brown French) 1828-1870年在世期间保存的11卷日记为基础，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妮·B.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在本书中系统地揭示了1830年到美国内战期间国会中的肢体暴力。那几十年中，高风险的政治斗争总是伴随着辱骂和口角，正如美国这个国家暂时地在妥协性的策略下获取平静。国会中的翘楚也有丑陋的时刻——咒骂、咆哮、威胁和个人侮辱十分常见，斗殴也平常到像是例行公事。到了美国内战期间，武装起来的北部和南部国会议员更是成群结队地在众议院内大打出手，用威胁、拳头和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国会议员们每天早上前往国会大厦前都带着刀和枪。

当时，代表与被代表的政党或地区有着密切的认同。每一次侮辱和威胁都被视为对选民所在州以及整个北方或南方的侮辱和威胁。国会中的斗争也是奴隶制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的一部分。在大部分时间里，南方国会议员都是攻击者，因为他们遵循荣誉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轻微的侮辱也可能引发打斗，蔑视暴力的北方人被认为是胆怯或懦弱的。不过，到了1850年代，随着奴隶制日益根深蒂固，北方国会议员誓要采取行动反对南方的欺凌和恐吓。

好莱坞影星格蕾丝·凯利成名之前住在这里，她曾经在大厅里赤裸上身跳舞。年轻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也住在那里，在她的半自传体小说中，她将其写成主角在实习期间入住的酒店。20岁时作家琼·狄迪恩在伯克利大学休学期间住在那里，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并在纽约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琼·狄迪恩给加利福尼亚州的男友打电话，告诉他，她可以从酒店房间的窗户看到大桥。事实上，这座桥就是连接皇后区和曼哈顿的皇后区大桥，这家酒店就是巴比松酒店。

巴比松酒店是历史学家保利娜·布伦的同名历史著作的主题。该酒店1928年首次开业，有23层共720间客房，是严格的女性酒店，禁止男性走入大堂，而此时距离美国女性拥有投票权还不到十年。从这时起，到1981年酒店实行男女混合（2007年改建为公寓）住宿为止，纽约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变化，女性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塞德曼对社会学理论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诠释，包括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一直到当代的后现代转向，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如吉登斯、布尔迪厄、沃勒斯坦，还有英国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和美国的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等。作者结合写作时的社会环境与背景，对各个理论进行了评述，认为任何社会学的抽象理论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起源，而且植根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他谈到，社会学的宗旨其实并不在于积累知识，确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或打造一套社会学体系，而在于融入有关社会世界当下与未来面貌的持续对话和冲突。

本书曾经出版过一个中译本，名为《有争议的知识》，于2002年出版。在2024年新版本的译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康看来，“首个中译本的书名‘有争议的知识’是不妥的，原书各版题名中保持不变的核心词汇‘contested knowledge’，强调的不是知识有瑕疵、尚存争议，企求不存任何瑕疵、消除一切争议、解释全局问题的那种理论体系，比如帕森斯式的学说，肯定不是本书追求的目标。毋宁说，这是一部‘知识在争议中’的风云激荡史，是一部学界学人置身时代并直面时代而不以学术独立、皓首穷经自我安慰的‘从辩求知录’。”

在20世纪80年代，中世纪历史教授、西方符号学专家米歇尔·帕斯图罗注意到了中世纪画像中那些穿着条纹服装的人物：几乎全部为负面人物，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还是想象中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骑士还是妓女。但在后来的画像中，又出现了一些正面的、越来越高贵的条纹面料或辅料。因此，他想要对欧洲社会中的条纹和与条纹服装相关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且不只限于中世纪和现代初期，而是将研究扩展到一个更长的时期内——从古罗马时代到20世纪。

据此，本书分为了“身着条纹服装的魔鬼（13—16世纪）”、“从水平到竖直，再从竖直到水平（16—19世纪）”和“当代条纹（19—21世纪）”三个部分，探讨了条纹的起源、地位与在特定社会中的传播途径。书中还有附有许多插图尤其是中世纪彩图，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在本书中，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马克-安德烈·瑟罗斯先讨论了微生物和植物共生，再讨论微生物和动物（包括人类）共生，然后宏观地谈到了微生物共生对进化、生态和文化的影响。

他看到，本书的前奏是“共生”和“互惠共生”，这两个概念在科学史上出现得很晚，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相反，互相伤害的关系很早就被发现了：人们知道寄生关系，其中涉及使人类致病的真菌或细菌；知道捕食关系，其中存在一种导致一方主角快速死亡的极端情形；知道无处不在的竞争关系，其中的个体为了存活，面对相同的资源会互相妨碍，这种互相妨碍的关系就是基于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动植物依赖与微生物共生的观念形成得更为缓慢，甚至比共生和互惠共生的概念还要晚。人们对微生物的看法直到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才有所转变：我们周遭的生物、日常习惯和生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微生物所构造的。读过此书，读者会惊叹于物种间的互动和微生物功能的多样性和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