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让子弹飞》上映时，在影坛向来狂傲豪横的姜文，难得“做小伏地”了一次。
他向着一位耄耋老人说：“马老是我的保护神。古人有言：‘信马由缰（姜）’嘛。”
姜文口中的马老，本名马识途，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当代文学的巨擘，是《让子弹飞》电影原著《盗官记》的作者。
2024年3月28日，噩耗传来，马识途逝世。这时，离他过完110岁不过两月有余。
听闻消息后，近年低调许久的姜文，难得发声，他说：“110岁是个喜丧，可还是让人舍不得。老爷子文武双全了不起！”
马识途
马识途的一生，皆是传奇，戎装与笔锋，伴随他勇闯百年岁月。
《盗官记》这部小说，收录于马识途的小说集《夜谭十记》：“太阳还是会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转动着。”
这部作品，从动笔到完稿，贯穿了马识途的革命事业，三度搁置，又三度执笔，在第四次重拾写作后，终于落成。横跨四十年的创作背后，是马识途以革命家、文学家的身份见证时代江河滚滚流动的磅礴历史。
解放前，他当过地下党，在革命事业里九死一生，同时笔耕不辍；在解放四川时作为先行者直抵成都，所向披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老时，他将自己的余生倾注在文字的方格里，把笔锋当作自己的武器，“乘着余霞满天的光景，大写特写。”
2014年，在百岁之际，马识途给自己写了一首四言诗，诗的末尾，他回看了自己的一生：“不耐沉默，胡乱说话。君子坦荡，乃大傻瓜。阎王发令，小鬼来抓，大限一到，跟他去吧。”
如今，老马已踏上归途，但今日升起的太阳，依然闪耀。
救国梦
马识途，本名马千木，兄弟取名排行来自论语“刚、毅、木、讷近仁”，1915年1月17日，出生在重庆忠县。
在忠县时，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作为区督学，但因为家贫而将祖传酒坊重新开张。无论酿酒的糟房有多少，马家糟房生意照样兴隆，父亲告诉他们秘诀：他从不像其他糟房一样给酒掺水，“‘诚朴’二字就是发家之道。”
除了“发家之道”，父亲还教给他为人之道：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这两“道”也成为马识途为人的注解。
马识途/图源：人民文娱
马玉之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为人智勇，被四川军阀刘湘重用，先被调到大邑县，后来在雅县任县长。那里都是民风彪悍、军阀与土匪混战的乡土之地。
马玉之上任之际，身后随从着一群手枪队。弱肉强食的角斗场里，往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胆怯之人受欺凌。好在，马玉之智勇双全，在跟土匪搏斗之后，剿灭了洪雅县最大的土匪帮，自此在民众心中种下了威信，稳固了他作为县长的地位。
1937年，马玉之调往大邑县赴任，万人送行。后来，马识途根据父亲的经历和那个年代的动荡，写成了《盗官记》。
马识途16岁时，在本族子弟“十六岁必须出峡”的要求下，父亲把他“赶”出去闯世界。
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天下，看到无数军阀混战、杀人如麻、国耻不断的事，他早早立下雪耻救国、振兴中华的志愿。他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走出夔门时，写了首诗：“辞亲负笈出夔关，三峡长风卷巨澜。此去燕京磨利剑，国仇不报誓不还。”
在浦东中学求学期间，马识途（后排右二）与老师、同学合影/图源：马识途《百岁拾忆》
在北平，马识途的抱负获得了更清晰的图景。上高中时，老师们认为，旧中国之所以衰亡，是因为工业落后，这让马识途的救国梦获得了一条具象的路径——工业救国。
然而，就在当年秋天，“九·一八事变”，沈阳被日军突袭。消息传到学校，十几位东北籍的同学在操场上抱头痛哭，马识途也哭了，在忧心国家前途的同时，救国欲望更如燎原之火。
在这危急关头，当局政府节节退让的政策，让马识途更心生失望不满之情。
在日军逼近北平之时，他不得不爬到火车顶上逃到上海，但山河破败未能动摇他的救国梦，无论是之后就读注重理科的浦东中学，还是后来就读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他都坚持着自己的工业救国梦——下决心制造出新式的高爆炸性的炸药。
但是，他发现学长们毕业不是当买办就是进机关做“文抄公”，看不到“救国”的半点路径，加上国民政府毫无尊严的步步退让，马识途意识到工业救国不过是梦幻泡影，中国需要更彻底的改变。于是，他在中央大学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就此走上进步道路。
1951年，马识途在成都人民代表大会上/图源：马识途《百岁拾忆》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前，马识途离开南京抵达武汉，找到了董必武，继而赴黄冈上党训班。培训结束后，马识途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处报到，不久之后办理了入党的手续。
入党那一天，他“真切感到热血沸腾”，并正式将姓名从马千木更为马识途，寓意着“找到了我的理想道路”。
天亮了
入党后，马识途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
分配工作时，钱瑛告诉他，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秘密工作，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耐得住寂寞。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非常危险，是敌人重点抓捕和杀戮的对象，“我们已经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你有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
面对钱瑛的问题，马识途毫不犹豫地回答“有”。
那时，他的座右铭是“相信胜利，准备牺牲”——坚信事业一定会胜利，随时准备着为信仰赴死。马识途总是说“人无信仰，生不如死”，正是坚定的信仰给了他勇气，因而能抵抗住恐惧，在紧要关头保持沉着。
坚定的信仰，让马识途在紧要关头也能保持沉着/图源：视觉中国
信仰也让他遇见了爱情。大学时，他遇到了同样抱持着工业救国梦的刘蕙馨，一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起去采石场向工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一起成为地下党。但他们的生活并不像谍战剧一般精致、精彩，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与随时可能来临的危险。
马识途曾在采访中透露当年地下工作的情形，“我有一顶罗宋帽，可以翻转过来戴，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我还有件可以翻过来穿的两用风雨衣。眼镜也是两副，黑框眼镜和假金架子眼镜，我嘴唇上两撇胡子也是为了紧急时刮掉。”
或许，幼时父亲对他“胆大心细，智圆行方”的叮嘱，也帮助他躲过了无数危险。他回忆说，“我知道特务盯梢有时怕被盯梢者发现，会临时又换一个特务来盯梢。被盯梢的同志如果不留心，以为再也没有人盯梢了，便贸然去找人或回家，结果上当受骗，带来惨痛后果。每次脱险后，我都按平时的规定，一定要走三条偏僻小巷，再也没有人跟我时，我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但是，无论如何心细也无法完全规避危险。1941年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中共鄂西特委妇女部长的刘蕙馨和他们才一个月大的女儿一起被捕。同年11月，刘蕙馨牺牲，女儿下落不明。
幸而，1960年，马识途历尽艰辛找到离散近二十年的女儿，她被一对工人夫妇抚养成人。
1962年，马识途全家合影，后排中间为失散二十年的长女吴翠兰，于1960年找回/图源：马识途《百岁拾忆》
2011年，年近百岁的马识途去湖北参加纪念刘蕙馨英勇就义七十周年的活动，并作诗：“暌隔阴阳七十年，今来祭扫泪涟涟。我身愿作恩施土，雨夕风晨伴夙缘。”
2011年，刘蕙馨烈士牺牲七十周年摄于恩施烈士就义处。马识途和长女吴翠兰及外孙女安海涛、外孙女婿任文北、重外孙女安家莹合影/图源：马识途《百岁拾忆》
后来，马识途的另一位妻子王放也是他的革命伙伴，彼此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目标。
他曾如此提及爱情：“我们过去恋爱的时候，是有共同理想的，而且是准备把生命赋予这个理想。这样的爱情，我真的享受过。”
十几年九死一生的地下工作之后，终于迎来了解放。马识途穿着解放军的制服，作为贺龙将军率领的解放大军挥师南下解放四川的先行，坐在最前头的吉普车里，领着大军，越过秦岭、巴山，直抵成都城下。成都大街上人山人海，地下党的同志和群众一起，在前头边跳边唱，背上写着“天亮了”。
“说真话，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和职业革命家相比，马识途的作家身份似乎更广为人知。
对这个身份，他总是抱着谦虚的态度，在领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时，他说：我是一个革命家，终身革命。但我在文学创作中没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这自然是客套话。文学，在他作为革命家的终身事业，是一种抚慰，一种滋养，其中，离不开不少名家雅士的相随。
马识途在动荡岁月里，付出了很多，他被下放、挨斗，妻子含恨而死，子女扫地出门。在失去人身自由的6年里，让马识途痛苦无比的，还有失去阅读自由。除了特定书籍，其他书籍几乎都被扫荡一空。幸好因缘际会《鲁迅全集》得以留下。那几年，读《鲁迅全集》成为马识途最大的安慰。
在一段时间里，读《鲁迅全集》成为马识途最大的安慰/图源：视觉中国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对于马识途来说，不仅是困顿时的安慰，早在年少求知、报国梦起之时，已成为马识途精神的领航员。
马识途最开始与文学结缘，与鲁迅有关。
他早已在初中时拜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崇拜之情在那时已在心里生出。到了1935年，他在上海读高中，马识途就像海绵一样，胡乱吸收着各种文化知识。其中读得最多的是进步的文学书刊，更是天天翻阅《申报》，继续找鲁迅的杂文来读。
此外，他与鲁迅还有过“两面之缘”。
一次是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上学时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
有一天，同学邀约马识途到和平门外的师范大学里听讲座。到了才知道，那可是鲁迅的演讲。
那是一个个头不高、身形消瘦却精神炯炯的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介绍词，没有客套话，便开始演讲起来，一如他干净凛冽的文风。
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马识途说：“能得到秘密通知来听鲁迅讲演，我也算是进步分子了，我很高兴，还有点得意。”
但在那之后，要第二次见到鲁迅先生，已是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一代民族精神的旗手，告别了人世间，但他的烈烈忠魂，早已在字里行间，熔铸到无数中国人的脊梁里。而马识途就是其中之一。
马识途/图源：北大人
对于自己与鲁迅的缘分，马识途说：“虽然只看见过两次，却一直是我的人生途程上立的一块丰碑。”他以鲁迅为榜样，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抱着临渊履冰的心态写了许多杂文，这也成为他屈辱时光的伏笔。
经历了动荡的十年，许多人因此变得谨慎小心，也是应有之义。所以，时过境迁之后，有记者找马识途要文章，马识途思前想后却仍觉不妥，不是担心专栏名称引人遐想，就是担心因“闲话”受累。
但到底是没忍住，那一股责任感，让他无法停止。他拿屈原自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于是决定“我到了这样的年纪，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管它呢，写吧。”他便又开始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
马识途的另一位精神导师是巴金，他经常提起巴金老人的话：“我努力说真话。我说的不一定都是真理，但是我力求不说假话。”
马识途在送给巴金的一本书中附言：“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将付出什么代价。”
1993年，马识途（左）与巴金/图源：巴金故居
2015年，巴金离去，马识途再次说：“而今而后，我仍然要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马识途出版《那个时代，那些人》一书时，再次致敬了巴金先生：“我写的都是我回忆得起来的事实，或者偶有错误，我无法去查对了；最后还想说一句，又一度想学巴金，我说的是真话。”
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记录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都是马识途加诸自我的责任。继而也让他对文学产生了责任，他说：“文学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来利用、作为满足物欲的一种工具，它是一种净化灵魂的工具。”“如果一直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和工具为政治服务，我们的文学永远不可能发展得很好。”
谈笑有鸿儒的岁月，也被他记录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以趣味与缅怀的复杂口吻，回忆了他与闻一多、汪曾祺、杨绛等人的往事。
他为才女杨绛后来名气被钱钟书盖过而叹息，欣赏汪曾祺的才气，也直言“并不赏识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这种直爽和耿直，一如闻一多对那些上门求他刻章、却只会花钱附庸风雅、满肚肥肠的俗人态度，“不向达官贵人乞讨了”
马识途在108岁时，出版了忆人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2016年，杨绛以105岁高寿离去时，106岁的马识途作诗一首：
百岁作家有两个，杨绛走了我还在。
若非阎王打梦脚，就是小鬼扯了拐。
途中醉酒打迷糊，报到通知忘了带。
活该老汉偷倒乐，读书码字且开怀。
在被问及长寿秘诀时，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活过了百岁，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给我的通知书搞丢了。”
或许，他终于收到了通知书，带着百年历史风华与文人风骨，在另一个世界，与杨绛等师友相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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