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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在一处古建筑门前，有三位老人相约在这里见面，他们的年龄都已经七十多岁，头发花白，眼神中透着坚定，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
他们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看上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但其实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而之所以显得如此熟悉，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统特务。
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他们没有一起前往台湾，而是从此隐姓埋名生活在大陆，直到64年后的2013年，他们才又在大陆联系并找到了同为军统特务的“同事”，并在见面地点留下了一张合影。
作为军统特务，他们多年来都经历了什么？
在大陆隐姓埋名生活64年之后，他们相约见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戴老板的“女老乡”
这三个人中，陈庆莲是十分特殊的一位，之所以说她特殊，不仅仅因为她是女性，而且还因为，她是军统局当家人戴笠的老乡。
陈庆莲和戴笠同是浙江江山县人，只不过命运比戴笠坎坷得多，她一岁的时候，父亲就生病离世，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严重的年代，开明的母亲并没有把她留在家里干活，而是含辛茹苦供她读书。
可惜她小学才刚刚读完，日军就来到了她的家乡，因为江山县是戴笠的故乡，所以即使被日本人占领之后，当地的军统组织依然稳固存在着。
戴笠身为军统局的负责人，喜欢重用自己家乡的人，于是一直有派人在江山县各处招收新人。
陈庆莲的母亲听说此事之后，萌生了让女儿加入军统的想法。
母亲心里十分清楚，在战乱中让一个女孩去参军意味着多大的风险，但是为了让女儿不再留在老家做亡国奴，她还是含泪替女儿向军统报了名。
当时还没有成年的陈庆莲，在母亲的劝说下，背上行囊含泪告别了母亲，从此加入了军统。
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陈庆莲先是被分配到了密本股，参与密码本等机密文件的打印和保管工作，期间学到了很多密码知识。
由于能力出色，又是戴笠的老乡，后来直接被调到了军统总部工作，在译电科做一名译电员，她的上司就是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
虽然陈庆莲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她所从事的情报工作，犹如没有硝烟的战争。
抗战中一场战役的胜败不仅取决于武器装备、兵员素质和战术，而且还取决于战场情报，在二战中，破译敌军的电报是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陈庆莲就负责这项工作。
在日军准备偷袭珍珠港的时候，陈庆莲所在的译电科，在姜毅英的带领下最早破译了日军电文，得知了日军的企图，使得美国对中国方面的情报机构刮目相看。
另外在抗日战争中，陈庆莲一共破译过日军800多份电报，这些电报先后来自多个战场的多个日军部队，她以柔弱的身躯，在拳拳爱国心的驱使下，在情报战线上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陈庆莲作为一个年轻姑娘，周围工作的不少年轻小伙子对她存在好感，但是她都一一拒绝了对方。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抗战爆发时，戴笠命令军统全体还没有结婚的人，抗战胜利之前，所有人都不准结婚，因此出于军统的纪律，陈庆莲根本就不想考虑谈情说爱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工作的繁忙和对家人的牵挂也让陈庆莲无暇考虑个人感情。
“当时国家打仗，我也没什么心思谈对象，我想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把工作做好，一个是把工资寄回家给我母亲用。”
当时陈庆莲的母亲在浙江江山县老家，那里是日占地区，生存十分艰难，陈庆莲非常担忧母亲的安危和生计，经常给家乡的亲朋写信询问母亲的近况，每次拿到信得知母亲安好后才放下心来。
在那个战乱年代，陈庆莲就这样以弱女子之身，一面为国家的抗战做着贡献，一面努力顾好自己的小家，母亲是她在外工作的精神动力，也是她最大的牵挂。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陈庆莲才得以重新回到老家，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母亲，母女相拥喜极而泣。
陈庆莲当兵不图升官发财和大富大贵，她只求对得起国家，抗战胜利后，她认为自己尽到了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她打算留在母亲身边专心尽孝。
后来蒋介石兵败逃亡台湾，有军统的同事劝陈庆莲跟着一起走，陈庆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解放后，陈庆莲曾因为军统的工作经历而被下放劳动，而政府考虑到她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几年后就将她释放了，政府在粮食局为她安排了工作，她从此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本来对于军统的那段经历，陈庆莲几乎已经忘却了，而2013年的一个电话，让她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
一天突然有志愿者联系到了她，一名曾经也在军统工作的老人，想要和她见面，这个人叫戴以谦，他就是三人中的另外一个人，他在军统中的身份，比陈庆莲更加特殊。
戴笠的小侄子
戴以谦不仅是戴笠在江山县的老乡，而且还和和戴笠属于同一个戴氏家族。
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戴以谦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后来刚一成年，他就怀着抗日的热情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虽然和戴笠是亲戚，但是毕竟关系不近，年龄差距又较大，所以在戴笠的众多亲戚中，戴以谦只是普通的一个。
他也没想过借助戴笠的权势来谋求晋升，他只是觉得能够作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就足够了。
人有时候想要什么的时候却得不到什么，不求什么的时候，却反而会意外得到，戴以谦不想攀附戴笠，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戴笠主动重用了他。
戴笠作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当家人，会经常到部队进行视察，监督部队的工作，这天戴以谦所在的铅山办事处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戴老板要来视察。
大家都非常重视，专门开会进行准备，而戴以谦也十分好奇，想见见自己的这位十叔，但也并没有打算主动认亲和攀谈。
而戴笠在来到之后，聊天中听别人说戴以谦是自己同乡，便主动和戴以谦聊了起来，这才发现眼前的这个年轻后生竟然是自己家乡的小侄子，两人不禁寒暄了一番，戴笠询问了戴以谦的一些基本情况。
戴笠在精神上把蒋介石奉为自己的绝对领袖，在用人上也模仿蒋介石的风格，蒋介石喜欢重用自己的老乡，而戴笠也是如此。
几个月之后，戴以谦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让他马上收拾东西到重庆的军统总部报到，这让他十分意外，不知道自己在办事处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被调到军统去了，可是命令不可违，他还是收拾衣物去了重庆。
到重庆总部之后，戴以谦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十叔戴笠把自己调过来的，在办公室里，戴笠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咱们是一家人，在这里好好干，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说。”
起初戴以谦十分感动，以为戴笠是十分器重他，打算好好重用和提拔他，而到了后来他才知道，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一切，都不过因为是戴笠的用人喜好。
在军统局总部，因为戴笠对自己家乡的人更加放心，所以他身边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浙江江山县人，尤其是机要部门、收发电报的部门等。
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江山县人更加受戴笠信任，而且还因为江山话难以被外地人听懂，必要的时候他们使用老家话交流，可以起到保密的作用。
起初戴以谦只是一个普通的机要员，因为踏实肯干，很快就成了戴笠身边的秘书。
随着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戴以谦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作为戴老板身边的红人之一，很多想和戴老板拉近关系的人，都来走他的门路。
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戴以谦的家里经常会有提着礼物上门的客人，来求他办事。
戴以谦为人忠厚，一心埋头工作，对迎来送往、曲意逢迎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因此只要是能回绝的，他一律回绝。
1946年戴笠在空难中死亡，新的特务头子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狠狠打压戴笠的心腹，戴以谦和江山县老乡们处处受到排挤。
这时戴以谦才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他想要尽快离开但是久久没有找到机会。
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部队宣布起义投诚，戴以谦所在的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为了监督军队，开始频繁派特务到部队中督战，清查国民党部队中的共产党人，防止部队投诚。
戴以谦被派到了傅作义的部队进行督战，他认为自己脱离军统的时机来了，于是非但没有阻止傅作义部队投诚，反而拥护和跟随，最终终于通过参与起义而脱离军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解放后戴以谦脱下军装回家做回了农民，平静的日子过了九年，但因为曾经的过往而突然被捕。
出狱后父母已经去世，他从此孑然一身，过着孤苦的生活，但他毕竟还是对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当地政府后来把他安排进了养老院。
坐在养老院里戴以谦开始回忆过往，想当初自己的十叔戴笠是多么风光，如今其老家门前也是冷清得可怜。
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戴以谦多么想找到和自己遭遇相似的人，在心理上也可以互相安慰和鼓励，于是他就联系到了陈庆莲。
戴以谦和陈庆莲两人当初都曾在军统总部工作多年，一个是负责机要文件管理的机要秘书，一个是负责破译电码和发报工作的译电员，两个人的工作是有过多次交集的，只不过两人并没有直接来往过，因此未能相识。
但是他们都是同样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阴差阳错进入军统，并且在最后蒋介石败逃台湾之时又明智地选择脱离国民党阵营并留在大陆的人。
而和他们经历相似的人还有一个，他叫祝仁波，也就是合影中的第三个人，这个人的身份也非常特殊。
军统的无线电专家
祝仁波的舅舅名叫陈一白，抗战时在航空委员会做官，担任过防空总台长。
祝仁波出身于上海，上海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他才十岁出头，亲眼见证了淞沪会战时中国军民如何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日军。
少年时期祝仁波在上海上学，饱受日本孩子们的欺凌，含泪品尝了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他发誓长大后要参军报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陈一白
得知舅舅陈一白在军统的无线电训练班做教官，祝仁波一天都不想再多等下去，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他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收拾行李去投奔了舅舅。
当时他才十五岁左右，个子不高，年龄较小，舅舅陈一白不方便把他安排在作战部队，就把他留在身边，跟着自己学习无线电技术。
祝仁波恰好是一个喜欢捣鼓机器的人，几番学习下来，把发报机研究得非常透彻，再加上舅舅的指点，很快成为了优秀的无线电维护员，进入作战部队参与电台维修工作。
在战场上，电台是极为珍贵的通讯设备，所在部队的通讯是否能及时恢复，完全取决于他的抢修速度，祝仁波时常有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另外在工作中，祝仁波还亲眼看见有战士为了保护他和电台，而倒在炮火之下，每每这时他都会一边忍住眼里的泪水一边不停地抢修电台，虽然他不是一线作战人员，但是他也见证了许多生离死别。
作为技术人员，祝仁波心里想的只有参军报国，后来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败退台湾，祝仁波不想离开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就找理由离开军统，回到了家乡。
解放后，祝仁波因为曾经军统的经历而被审查，后来下放到农场劳动，当时缺少技术人员，农场里的拖拉机等机器都交给他来保养和维修，在劳动之余，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机器上。
作为技术人员，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从机器中找到快乐，体会着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起初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村里人还有意疏远他，后来发现他总是热情地为村里维修东西，没有什么坏心眼，便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
身为技术人员的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每天与机器为伴就让他十分满足，就这样他安安心心在农村一直住了下来。
直到后来戴以谦联系到了他，他才又回想起了过去在军统工作的经历，萌生了出远门去和戴以谦、陈庆莲见面的想法。
2013年10月，戴以谦、陈庆莲和祝仁波三位老人，相约共同见面，他们怀揣着对过去抗战岁月的怀念，彼此握手寒暄，还留下了一张合影。
他们聊起各自过去的经历，仿佛只是发生在不久前，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国家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百姓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战乱和饥饿之苦，这让曾经参加抗战的他们感到由衷高兴。
虽然他们过去因为参加过军统而走过一些弯路，但是他们也都为自己曾经对抗战做出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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