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8年，清朝的处境异常艰难，面临了三方面的巨大挑战。首先是英法联军的再次入侵，掀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防线全线崩溃。咸丰帝匆匆带着皇室成员逃离京城，留下恭亲王奕䜣来应对危机。
同时，国内南方的太平军崛起，以其强大的战斗力在东南地区占据了多个税收要地，严重削弱了清朝的财政收入。这不仅导致清朝财政捉襟见肘，还迫使朝廷必须将主要兵力用于镇压这股势力。
第三重打击则来自北方的沙俄。沙俄趁清朝南忧北患之际，出兵入侵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沙俄的策略相对英法和太平军更为狡猾，他们主要通过威胁和恐吓来达到目的，几乎无需过多交战。例如在1858年，沙俄仅在瑷珲城对岸放了一夜炮火，便成功恫吓黑龙江将军奕山，迫使其签订了《瑷珲条约》。
到了1860年，沙俄再次利用清朝的内乱和英法联军的进攻，通过威胁手段迫使清廷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展现了其外交上的狡诈和强硬。
兴凯湖地区的界限问题尤其复杂。条约中规定，以松阿察河的源头至兴凯湖再到白棱河作为边界，但白棱河的确切位置却成了一个争议焦点。据称，清朝地方官员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未果，而沙俄方面则坚称某个不为人知的小河即是白棱河，借此非法占据了7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9世纪中叶，清朝正遭受内忧外患的重重打击之时，沙俄以其精于谋略的外交策略，巧妙地扩张了在远东的领土。特别是在1858年至1860年间，沙俄以一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在边境条约谈判中取得了巨大的地理优势。其中，兴凯湖地区的边界划分尤为复杂，并成为了一场外交与地理知识的较量。
清朝代表在谈判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沙俄方面坚称存在一个名为“白棱河”的河流，应该作为兴凯湖地区的边界。然而，清朝的实地调查和各种地图搜查均未发现这一名称。清朝代表质疑，这条河流究竟是从何而来？
面对这一质问，沙俄代表原本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后来却突然改变说法，声称土尔必拉河即是他们所说的白棱河。为了支持这一点，他们展示了《中俄北京条约》的俄文版本，其中竟然提到了白棱河（土尔）。令人惊讶的是，该条约的中文版本和附图中均无此河流的记载。
究其原因，沙俄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们意图通过虚构地理名称来扩大对兴凯湖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沙俄代表的这种策略，实际上是在利用地图和文字游戏来扩张领土。
白棱河的命名及其所谓的位置，沙俄可以随意指定。一旦有冲突，他们便以武力威胁来强行占据优势。据实际地理调查，白棱河很可能指的是兴凯湖西南的白珍河或白志河，而沙俄的随意改动，导致他们非法占据了7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朝官员在沙俄的武力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篡改事实。
在19世纪末，清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势力明显削弱，这使得沙俄更加大胆地在边界问题上占尽便宜。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虽然两国已经划定了边界线，但沙俄并未就此满足。他们的代表和探险队员们不断越界，悄无声息地侵占更多土地，利用界碑的模糊和失修，持续推进他们的领土扩张。
清朝地方官员对这种侵占长时间无所察觉，直到1881年，新一轮边界勘测中清朝代表吴大澂发现了沙俄的这一行为。吴大澂坚定不移地反抗沙俄的侵略，并最终在1886年促成了《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和《中俄珲春东界约》的签订，这两份文件重新确立了边界，将沙俄强占的土地部分归还。
然而，在《中俄北京条约》的谈判中，清朝未能派出像吴大澂这样坚决的代表，导致兴凯湖的大部分水域和周边土地被沙俄占据。谁代表清朝参与谈判，对结果的影响极大。
沙俄对淡水资源的重视是他们帝国扩张策略的一部分。自17世纪中叶夺取贝加尔湖并在其西南岸建立伊尔库茨克城开始，沙俄就一直把控制淡水资源作为战略重点。他们的探险队不断向东扩展，寻找新的淡水资源。
例如在中亚，沙俄很快发现了具有独特地理特征的巴尔喀什湖，其西侧为淡水，东侧为咸水，沙俄迅速将其纳入领土，这片曾经属于清朝势力范围的地区，最终也被划入了沙俄的版图。
兴凯湖的情况同样表明，沙俄在战略上对淡水湖的重视。控制了淡水资源的沙俄，可以确保其军队在新占领的土地上长期驻扎，从而巩固其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这些策略的执行，都体现了沙俄在地缘政治上的老练和冷酷，也显示了清朝在外交和边界管理上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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