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堆积在利曼
作者：舒拉·布尔京，恶熊学 译，昧拾金 校
注：本文写作于2022年4月，中译最初发布于2022年7月，修订中译最初发布于2022年11月。
“我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的人都选择沉默！”在战争的头几周，数百个来自乌克兰帖子都出现了这种呼声。“他们真的支持这个吗？他们不关心吗？我们正在被轰炸，而他们却害怕因为抗议而被罚款？也许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来人快告诉他们！”
在布查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惨案之后，乌克兰人似乎已经不再关心俄罗斯人的想法。但我也不明白，大多数俄罗斯人怎么可能支持这一切。[1]这似乎是一场噩梦，你只想逃离它。
几十年来，每个人都在问，1939年的德国人是否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在想，整个国家，所有这些普通人，是如何决定与完全疯狂的行为为伍的。我突然想到，今天，我们有立场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和我的朋友社会学家阿丽萨（名字变动过）开始在莫斯科四处走动，随机询问人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感受。我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疯狂，每个人都一定对此有所疑惑。我们问的人中有一半拒绝与我们交谈。另一半人通常愿意进行相当深入的交谈。再后来，我与卡卢加和科斯特罗马州的人进行了交流。我们总共进行了五十多次采访。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只是想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人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进入黑暗中，摸索黑暗中的群像。
[1] 2022年3月24—30日，列瓦达中心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https://www.levada.ru/2022/03/30/odobrenie-institutov-rejtingi-partij-i-politikov/），发现据信有83%的俄罗斯人认可总统的表现。美杜莎曾报道过战争时期是否可以信任民意调查（https://meduza.io/feature/2022/03/05/esli-verit-gosudarstvennym-sotsoprosam-bolshinstvo-rossiyan-podderzhivayut-voynu-v-ukraine-no-mozhno-li-im-verit）。4月底，“公共社会学实验室”发布了一份关于俄罗斯人支持乌克兰战争动机的研究报告（https://www.opendemocracy.net/ru/kto-podderzhivayet-voynu-s-ukrainoy-i-pochemu/）；这份材料是通过深入访谈搜集的。
第一章 复读
平均主观意见
两个50多岁的男子在莫斯科公园的一个运动场旁边闲逛，他们解释说，他们参加一支业余足球对，从年轻时每逢周末就在这里聚会。其中一个人真的穿着足球服，尽管他们都没有带球。这两个人喝着蔓越莓酒，吃着烤猪肉。他们都完全支持“特别行动”。
“我朋友的妻子来自哈尔科夫。他们前几天还在轰炸它，但现在似乎已经平静了。”[1]其中一个人说，“好像[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城市。我的妻子伊尔卡和她认识的人聊过——他们似乎躲在地下室里。说有人在开炮。但不是我们的人在开枪——我们的人为什么会做这种事？说实话，我已经厌倦了谈论这个问题。现在他们甚至已经把这里的新冠问题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你走过厨房，妻子坐在那里，电视里放着同样的东西，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您认识反对战争的人吗？”
“每个人都反对战争！您说什么呢？什么，您认为我支持战争吗？我也反对战争！是那些政客，那个泽连斯基……[给所有人]发放武器，[2]这真的很可怕。我当然反对！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怎么能用它来打仗呢？”
“您认为乌克兰的人民支持他们的政府吗？”
“不，我不认为。”
“您认为他们对我们的入侵有什么看法？”
“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情况来看，他们对此非常高兴，”第二个人说，“一切都已经提前计划好了。入侵一个对全世界使坏的大国。我不是政治家，这只是我非常主观的看法。”
这句话我们之后会听到很多次。人们逐字逐句地背诵着国家电视台的宣传口号，然后解释说他们只是在表达自己纯粹的主观意见。与我们交谈的大多数人一样，足球场上的那两名男子总的来说反对战争，却非常支持这场特殊的战争，他们认为这其中没有任何矛盾。
为了让人们脱离剧本，我们会问他们在各个特定时刻的确切感受：当他们得知“特别行动”开始时，当他们与亲友谈论此事时，或者就在我们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刻。这些问题通常使人们感到困惑，我们看到一张又一张不安的脸。有一件事很清楚：人们的感受与他们说的话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您有什么感觉？”
“我完全支持我们总统的决定！”
这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有些奇怪的答案，我们在问人们“您有什么感觉”时，一再听到这个答案。十次里有八次是这样的。通常，这是以挑衅的语气说出的，眉头有点皱，好像我们已经开始了争论。我们会要求人们告诉我们更多，然后他们就会讲述关于北约和乌克兰“纳粹”威胁的故事。
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的某种个人原因而使用这些公式。人们用宣传提供的砖头构建自己的世界图景，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以自己的方式建造，而在这种图景背后，可以把他们自己认出来。
有些人认为，对战争的支持来自于宣传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真的。但人们为什么相信它呢？这些公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众是宣传的受害者，但同时，这也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矛盾
每一次谈话中几乎都充斥了自相矛盾的信念，这些信念让还不适应的我们感到震惊。
“大家都很兴奋，他们搓搓手，挑动一个民族内讧，”一位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就在这里战斗吧，消灭彼此！他们的任务始终是毁灭俄罗斯，吸干它的血。是的，局势很糟糕，真的很难受，但我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今天换了些钱，买进了美元。不过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很快就会不再依赖美元。”
“他们一直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年轻人——法西斯主义和反战之类的。”
“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吗？”[编者注：在本节中，作者的问题用斜体表示]。
“没有，就是说有，但不是我们先动手的。”
“已经别无选择了！”
“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您相信这个吗？”
“我们甚至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在解放他们。”
“但如果那里的人反对呢？”
“好吧，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我们不是在与平民作战。只是碰巧他们就住在发生这些战斗的地方。”
“您过去有没有觉得乌克兰会攻击我们？”
“当然，在体育比赛期间，他们总是会[大喊]：‘吊死莫斯科佬’[3]和‘X你大爷’。此外他们可能已经设计出了原子弹。”
“我们对乌克兰人还不错，不是吗？”
“可有很多人说：‘霍霍尔[对乌克兰人的蔑称]该管管了’。”
“对头！他们确实该管管了！”
“就像他们美国有不同的州一样，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乌克兰、楚瓦什，我们所有兄弟民族都应该团结在一起，基本上就像苏联的各共和国那样。他们把所有这些都打散了，把它分割了。就像一个巨大的企业——你把它肢解成各个部分，然后把它们廉价买下来。”
“您不认为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认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主权国家。他们宣布要独立，那就让他们独立吧！您为什么不让他们独立？”
战争初期，我坐在从莫斯科新铁匠街开往洁净池塘的有轨电车上。一位大约70岁的女人在我对面坐下，突然不知从何而来，开始大骂“叛徒”——那天在市中心某处举行了反战集会。我告诉她，我也是一个“叛徒”，这让她一下子就火了。她转过身来面对我，开始喊出完全疯狂和可怕的愤怒话语。
“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打死！你们是利己主义者！他们不喜欢这场战争！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打仗呢？你们为什么不去打仗呢？去打仗啊！那些霍霍尔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在捷尔诺波尔工作过，那里有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就对我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会把你们这些莫斯科佬都打死！’您觉得这正常吗？说呀！”
这老婆子完全就是在胡闹，她的嚷嚷完全是荒谬的，充满了矛盾。但她的矛盾毫无意义。事实上，她真正想说的东西就隐藏在这些矛盾之中。
我们注意到，人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与其说是靠复读，毋宁说是靠他们的随口一说、口误、威胁、回避、矛盾、语调、眼神和手势。
我们在一个购物中心叫住了一位老官僚和他的妻子，每次我问他一些尖锐的问题时，他都会像孩子一样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站着。他们是一对非常感人的夫妇，善良到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会伤害一只苍蝇。他们热情而真诚地支持战争。丈夫听了我关于哈尔科夫被炸的问题，眼神中充满了恐惧。然后他拿出笔，仔细记下了我记者证上的信息。
犬儒
我们走进卡卢加州一座小镇上的一家小咖啡馆。两个衣着整洁的年轻女子坐在远处的桌子上，她们在区政府工作。她们一点也不介意与记者交谈，事实上，这使她们的午餐更加精彩。
“战争没吓到你们吗？”
“不。我是爱国者，”其中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人愉快地说，“我唯一反对的是全世界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政策。我不为义务兵、乌克兰人或俄罗斯人、士兵或平民感到难过——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运动员！他们不让他们去任何地方！H[某位运动员]一生都在捍卫自己国家的荣誉，每天训练14小时……”
“这比平民丧生更令您难过？”
“是的！”那个女人大声说道，打量着房间，好像在发表演讲。她炫耀着她的犬儒作风，而她的朋友则好奇地偷偷侧目看我。
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这种关于奥运会的咆哮了。[4]这是一个很好的愤怒的理由。接着你就不需要考虑你对城市被轰炸的感受。你只需要记住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员或瓦列里·捷杰耶夫[他可是伟大指挥家！]的伤害，[5]然后战争就会退到背景中。
“我们不是在发动战争！只不过是一些作战行动——解放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部队不去那里，他们的部队就会来我们这里！”
这位女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所有这些陈词滥调，显然对其修辞能力感到高兴。她似乎认为这种力量能够定义什么是真理。我听着她的语调：蛮横而冷漠的语调。
“您为什么觉得乌克兰会攻击我们？”
“万加婆婆预言俄罗斯将在2026年成为全球帝国。[6]而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超级大国，那就不可能有其他办法。纵观整个历史，这只有通过合并领土才有可能实现。”
与我们交谈的人中有四个人提到了预言家万加婆婆，这种前定图景可能对他们而言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占领乌克兰吗？”
“不，我们是在解放它。我们什么土地都不占领。让他们自己瞎搞去吧。”
这个“瞎搞”体现了对乌克兰的不屑态度，我发现这个词非常流行。
这名女子并没有因为自相矛盾而感到不安。对她来说，这一切只是一场乒乓游戏——从容不迫地喷一喷自己的论敌。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问题都不过是敌人的话语，她只想不断把球打回给对手。但我感觉到，说出这些自相矛盾的主张这种行为之中还有某种心理学意义。
“美国人想占领乌克兰。瞧瞧，这是个什么国家啊！”——“谁他妈需要那个乌克兰！他们就是群叫花子……”
“老百姓在等待我们除掉纳粹！”——“霍霍尔一直都恨我们！”
“我们可是一个民族！”——“他们从来就不算是人！”
“那个人发动战争是正确的，早就该管管了！”——“美国搓搓手，然后让斯拉夫民族自相残杀。”
“局面是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欧洲人自己挑起了这一切：‘晋凉，你什么时候才进攻乌克兰啊？快点啊！’”。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会先攻击我们！”——“他们根本不会打仗，把老百姓当作人肉盾牌……”
某人说了一件事，然后马上又说了相反的话，这让人有点恍惚。这似乎是对绝境的一种回应。内心不明白如何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与此同时说一些相互矛盾的话，仿佛就可以安全地与现实拉开距离：仿佛你都不在其中了。
“所以您真的不关心人们正在死去？”我问那位年轻女子。
“我说啊，无论我现在告诉您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即使我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还要想它？最好还是想想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给他们更多的爱。”
那天晚上，在同一家咖啡馆，我们碰到了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时尚年轻人。
“怎么，您不喜欢沃瓦叔叔？[7]您喜欢那个傻瓜泽连斯基？沃瓦叔叔会对付他的，别担心。而我支持他。”
那家伙离开后，我的朋友说她认识他。他是一个毒品大批发商，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做生意，这样他可以“保持低调”。“沃瓦叔叔”会很乐意把他关进监狱服刑15年，而这家伙仍然支持他。
“这只是因为他过得很好，他喜欢现在的生活。”我的朋友解释说。
后来，我与一位年轻的教堂助祭兼商人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他试图向我证明，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因为没有人妨碍他赚钱。他还完全支持“特别行动”，把乌克兰比作一个需要被“强制戒毒”的“青少年瘾君子”。
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过得很好”。他们有财产，会遭到损失，所以他们不愿去想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向权力看齐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样做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没有矛盾
在我遇到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她30岁，在一个小镇的面包店工作。我感觉她被我的问题真实地震惊了。
“您关于乌克兰的事怎么想？”
“怎么说呢，俄罗斯会赢。”
“那里发生了什么？”
“我听说正在那里消灭纳粹。我的邻居跟我说，车臣士兵在那边为我们战斗。一切都好。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赢。”
“那轰炸城市呢？”
“我们的人在轰炸城市？”她停顿了一下，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如此。是乌克兰人在策划这一切，并制作假新闻。”
“那民众会怎么觉得？”
“他们都在往俄罗斯跑。他们在这里感觉安全多了。乌克兰到处都是恐怖分子，他们自己轰炸自己。妇女也好，儿童也好，他们都不在乎……他们就是法西斯和恐怖分子。我们支持和平，不支持战争。我们从来不想要这场战争。是他们想要。”
“乌克兰军队开进俄罗斯了吗？”
“他们已经为这场战争准备了八年。他们挖了战壕，储存了武器。他们的确准备了，不是吗？”
“为了攻打俄罗斯？”
”好吧，不是攻打……但他们不正是想这样做吗？怎么，您支持乌克兰？说实话，我不想再和您说话了。”
我可以看出，她确实没有怀疑她的想法可能与现实不符。她只是相信她在电视上听到的东西，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真正去了解战争的现实，要有不同的想法。她恐惧地看着我，仿佛我是在给她兜售毒品。
我们在商场碰到的两个时髦的小伙子则完全不同。他们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支持战争，支持轰炸城市，支持屠杀平民。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眼神冷峻的年轻人平静地告诉我，他很乐意亲自去杀“他们所有人”。
“早在2016年，当他们拿着班德拉的照片游行时，[8]我以为沃瓦叔叔就要炸掉乌克兰。‘冰雹’火箭应该不停地发射，谁会在乎平民的死活。”
“您真的不在乎他们？”
“当然不。为什么法西斯当初也不关心我们的平民？”
“也许那是因为他们是法西斯？”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法西斯，而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法西斯。”
“平民可以被牺牲吗？
“可以。难道在21世纪应该忍受法西斯主义吗？它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遇不到如此纯粹的人。与我们交谈的其他人能猜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并试图从中为自己辩护。“老百姓自然可怜，但又能做什么呢？砍伐树林自然免不了木屑飞溅。”
[1]谈话是在3月2日进行的，当时对哈尔科夫的炮击仍在继续。
[2] 2月24日，乌克兰国家警察局长伊霍尔·克雷门科下令向各内务机关的退伍军人发放武器。国家警察局后来解释说，由于俄罗斯的入侵和在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发放武器的程序“将被最大程度简化”。后来，乌克兰国土卫队的成员也获得了武器。
[3] https://meduza.io/news/2015/03/24/glava-konstitutsionnogo-suda-rf-predstavil-obosnovanie-prisoedineniya-kryma
[4]在被指控系统性使用兴奋剂后，俄罗斯运动员以“俄罗斯奥林匹克运动员队”的身份参加了2018年冬奥会。2019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执行委员会维持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剥夺了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RUSADA）的相应地位。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重大国际比赛时不能打俄罗斯国旗。
[5]指挥家瓦列里·捷杰耶夫是那个人的亲密支持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捷杰耶夫因拒绝发表反对入侵的声明而被慕尼黑爱乐乐团解除他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的首席指挥职务。3月1日，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拒绝与捷杰耶夫合作。一些外国组织要求捷杰耶夫公开谴责战争，从而继续合作，但这位指挥家并没有这样做。
[6]美杜莎没有查证到这位保加利亚盲人预言家曾做过类似预言。
[7]许多俄罗斯年轻人称那个人为“沃瓦叔叔”。沃瓦是弗拉基米尔的昵称。
[8] https://meduza.io/news/2016/01/02/na-ukraine-proshli-fakelnye-shestviya-v-chest-bandery
第二章 我们和他们
亲戚
有几个彼此相似的60岁左右的凶狠的女人，她们都持有同样不可动摇的信念。她们认为乌克兰拥有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其中一人甚至声称这些武器已经对她产生了影响），尤其惊人的是，除了电视灌输的臆想，她们的话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只有一个被设计得密不透风的现实。
“我们给乌克兰士兵提供吃的喝的，然后我们让他们离开。我认为我们对他们太人道了。他们在那边把我们的战俘活活剥皮。[1]这难道正常吗？”
“我真的很怕他们[乌克兰军队]要开始轰炸罗斯托夫、齐姆良斯克了。他们有那些装备，那些武器，他们被鼓动起来，说着‘杀死俄罗斯人，杀死俄罗斯人’，”商场里的另一位顾客，拉着两轮购物车的六十岁女性说道，“我知道基辅正在发生的事，它是不间断的恐怖。没有人掌权，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进军，并除掉那些准备杀死每一个乌克兰人的同志们，[乌克兰人]只会心存感激。这就是那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消灭乌克兰国土上的乌克兰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妇女中每个人都有朋友或亲戚在乌克兰。自战争开始以来，她们甚至与他们交谈过。只是她们完全拒绝听从乌克兰人告诉她们的内容。
“我觉得乌克兰人是混蛋，”拖着购物车的女人继续说，“我有个朋友在那边，她发信息给我：‘别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他们亲俄，就有人会来迫害他们。如果她说一点关于俄罗斯的好话，就不会有好下场。”
要让这些妇女告诉我们，她们的朋友和亲戚对她们说了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说呢……都是负能量……”
我已经听过这个词了，从我母亲那里。在战争的第三天，我去了她家，她突然开始谈论起点式打击，[2]以及“过去八年他们视而不见”。我开始给她讲轰炸的情况，讲我在哈尔科夫认识的一个女孩，她在炮击的间隙满是恐惧地给我打电话。我解释说，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拒绝去看这个可怕的事情。我母亲怔怔地坐在那里，盯着地板。
“人们已经厌倦了负能量。”她叹了口气。
这句话解释了一些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每当我偶然看一眼电视，他们都在用各种东西吓唬人：移民、“钙罗巴”、[3]班德拉分子——说白了无非因为这些人都是“他者”。我想，观众本身也希望如此。比起人们在九十年代经历的那种对于未知的恐惧，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可以恐惧会让人更轻松。
现在，所有这些妇女都宁愿相信想象中的威胁，而不是她们的亲人在电话中呼喊的真实威胁。
“她给我写的不是她心里想说的话，”莫斯科一家商场的一位女子在谈到她在乌克兰的朋友时说，“都是负能量。她一直在说负能量，而发给我看的都是些……”这名妇女做了一些转瞬即逝的手势和表情，意在传达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朋友故意对她撒谎，因为她害怕她的电话被监听。
“您在乌克兰有亲戚吗？”我们问另一位妇女。
“我有。而且他们在那里被彻底洗脑了。他们对顿涅茨克或卢甘斯克一无所知，他们觉得这完全没问题。但现在一枚导弹击中了离他们家五公里的空军基地，他们就开始喊：‘哦，我的天啊！上帝啊！’”
“你们打电话了吗？谈得怎么样？”
“糟透了。我真的希望我妹妹能[离开乌克兰]来这里，这样我就能让她坐下来，打开俄罗斯24台，让她看一个星期——也许这会让她恢复正常。”
“那您觉得如果他们让您去乌克兰坐下来，您会怎么样？”
“我永远不会去那里！他们太擅长洗脑了！”
结果我们发现，其中一个热情支持战争的妇女有个乌克兰丈夫。
“那他现在的感觉如何？”我们问她。
“他感觉如何？他很担心他的母亲，他很害怕。”
“您认为乌克兰人的感觉如何？”
“您在挑衅我吗？我已经告诉您了，我支持！”
我明白她丈夫的想法与她不完全一样。然而，这只会助长她的信念，让她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我有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朋友，他们在乌克兰有亲戚，”一位退休官吏的妻子说，她看起来显然很善良，“我去了他们家，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如此负面！谢天谢地我们在那里没任何亲戚。”
她知道，如果她有亲人在那里，她将不得不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再保护自己。所以说还是没有为好。
“把这个写下来。我完全赞成！他们有他们的宣传，我们有我们的宣传。我相信我们的媒体告诉我们的东西，”莫斯科一家市场的一名门卫对我敞开心扉，“我中学时代的女朋友搬去了那里，她住在基辅。我们之前通信，差一点就结婚了。然后突然间，我们有了相反的意见。有人炮击了一辆救护车。她认为那是顿涅茨克人[指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人员]故意这么做的。但我们知道，那是他们自己人干的。我们为什么要炮击救护车？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读到这段话，就不再与她通信了。她已经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很惊讶，他竟然如此轻易地对一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产生了恐惧。他就这样放弃了他个人生活的所有计划，就为了觉得自己是对的。
乌克兰人一直在问：“俄罗斯人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答案是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虽然他们是明白的。每次谈话15分钟后，战争支持者会随口提到，是的，我们可能正在轰炸城市，人们正在死去，乌克兰的每个人都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理解一切——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拒绝知道，即使面对来自他们亲人的直接证据。
“兄弟国家”
我注意到，“兄弟国家”这几个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只不过是一些修辞而已。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人可能仍然说俄语，但在俄罗斯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们是“自己人”。兄弟情谊和同属一个民族的感觉并不来自于有共同的语言，它来自于日常的经验、无数微小的联系、电话、共同的事业、生活中的关系。自从苏联解体后，所有这些都比以前少多了。
“我想去打仗，我去了征兵办公室，”一个在市场上卖衣服的人向我承认，“他们他妈的不接受我。”
“您为什么想入伍？”
“想打打仗，开开枪。”
“再杀杀人？”
“我是个司机和机械师，这关我什么事？他们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您真愿意去杀乌克兰人？
那人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对他说英语。
“我不希望他们送我的儿子去。让儿子去抚养他的孩子，我可以去。他有个女儿，加上12月出生的婴儿，我的孙子。我有能力去。”
“[乌克兰人]恨我们吗？好吧，他们有权利这样做。说实话，霍霍尔已经走得太远了，”一位休假的士兵在一家购物中心告诉我们，“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想法了。”
他立即补充道：“谁会想坐在地下室里，在寒冷的环境中饿着肚子？我知道身处‘飓风’[4]之下是什么感觉——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你完全没有防备。这真的很吓人。在两个足球场半径内的人都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我知道战争是什么”。他是“特别行动”的热情支持者。
我认为，如果西伯利亚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脱离了俄罗斯，今天的人们对轰炸新库兹涅茨克或克麦罗沃也会一样平静。
“你们对战争不感到震惊吗？”我在美食广场问两位坐一起的女子。
“不，我支持战争。”其中一个人回答。
“您在苏联时代想象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发生战争吗？”
“当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苏维埃人现在对它没有意见！”
与我们交谈的人不断提出他们遭遇“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个人经历。每一个不愉快的插曲都被视作系统性事件。
“当我们的飞机在埃及被炸时，[5]我有个朋友在那里，有几个乌克兰人住在她的旅馆里，”商场里的一位女子告诉我们，“她告诉我：‘你真该看看他们有多高兴。’我当时就想拿把机枪，把他们都射死。”
“为什么我们不能轰炸他们？”在卡卢加地区的一个市场上，一个卖蜂蜜的大个子老人愤怒地说道。然后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应朋友之邀去利沃夫的故事：“他们说：‘听好了，莫斯科佬，要不是因为你是来做客，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那还是八十年代的时候。现在对我们的这种仇恨更强烈了。”
这句“他们一直恨我们”在三次谈话中出现了两次，就和“这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没有乌克兰民族这种东西”一样。
“乌克兰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完全是人为的！”一个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坚持认为。
“他们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把自己脑袋搞坏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一名女子激烈地和我辩论，她有一个妹妹在乌克兰，“我们会成为更亲密的兄弟民族！”
“在这种事发生之后？”
“没发生过什么‘这种事’！”
当然，对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的轰炸之所以能成为可能，还是多亏了各位宣传者在过去八年里的不懈努力。乌克兰人恨我们的这个想法使人们屏蔽可怕的事实。
在俄罗斯人的脑海中，“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可以轰炸他们”的想法与乌克兰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应该回归祖国的观点共存。
从1990年代开始，人们对毁灭和灾难的普遍感受已经染上了“国耻”的色彩——“俄罗斯人在被迫害”。而近年来的宣传也在努力夸大这种感觉。“乌克兰的恐俄现象”对俄罗斯人来说是种特别的侮辱，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却不想再和我们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转身离开我们，背叛我们，要把我们抛在身后。”
我认为，人们心中敌人的幽灵是无意识的、古老的。一句同时混有“纳粹分子”和“同志骄傲游行”的话在他们看来不包含任何矛盾。卐字旗和彩虹旗只是他者的不同外在表现。“有我们自己人，也有某些总是反对我们的他者”。乌克兰人已经背叛了“我们”，成了“他者”。
在这种图景中，独立乌克兰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是一种完全的二分法：只有我们与他们。宣传者努力工作，以触及潜意识深处的这种古老感觉。但我认为，人们需要它保护由这些新的、完全难以理解的时代所造成的更深层次的焦虑感。
长久以来，俄罗斯一直处在一个神话里：她是邪恶和混乱力量——九十年代、恐怖分子和西方——的抗衡者。这个神话般的形象给了我们生存的意义。如今，当那个人决定给这份“恶”以致命一击，人们尤其难以开始质疑。因为这会摧毁他们的整个世界观。
[1]没有证据或供述表明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人做过这种事。不过3月底，有记者发现了一段视频，据信是乌克兰士兵向被俘的俄罗斯人腿部开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奥列克西·阿雷斯托维奇表示，视频中发生的事“有战争罪迹象”，并且将进行“最严肃的调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莱里·扎鲁日内表示“互联网上流传着据称是‘乌克兰军队’非人道对待‘俄罗斯战俘’的演出视频”。
[2]俄罗斯国防部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声称，它没有对乌克兰城市的居民区进行导弹袭击，而只是对军事基础设施进行点式打击。3月底，乌克兰常驻维也纳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叶夫亨·岑姆巴柳克在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说，俄罗斯军队除去其他轰炸外，还炮击了乌克兰的548个教育机构，包括220所学校和155所幼儿园。由于俄罗斯的炮击和轰炸，一些乌克兰城市的部分区域已无法恢复。在马里乌波尔，84000名居民的房屋被完全摧毁。
[3]由Gay和Europe二词组成，在俄罗斯广泛使用的侮辱性词汇，起先只是表示与据信由欧洲主导的LGBT群体的对立，后演变成泛指欧洲文明的“衰败”，而俄罗斯则保留着“传统价值”。——译注
[4] 9K57“飓风”，苏联产220毫米口径多管火箭系统（MLRS）。
[5] 2015年10月31日，一架科加雷姆航空的航班离开沙姆沙伊赫前往圣彼得堡。它在起飞23分钟后从雷达上消失；几个小时后，人们获悉飞机在西奈半岛上空爆炸。机上224人全部遇难，这是俄罗斯历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飞行事故。“伊斯兰国”当天声称对爆炸负责——但俄罗斯在近两周后才承认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第三章 心声
罪责
“战争开始是谁的错？”我问莫斯科的一位出租车司机。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最初责任一直都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永远无法洗刷这一污点。他们将永远为此谴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能忍受我们。”
人们立即防备起来，像一个打了妻子的丈夫一样为自己辩解。“是她让我这么做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打得那么狠，只是想让她明白一些道理。”人们说这样的话时，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错的，他们无法为之辩护。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不允许它进入自己的意识。如果我们提起无辜的人死亡，与我们交谈的人就会自动回击：“他们不是轰炸了顿巴斯八年吗？”他们不会让自己思考这场灾难，哪怕一秒钟都不行，他们立刻开始寻找可以归罪的人。
“我们做得都对！美国在科索沃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一名35岁的律师在莫斯科的一家购物中心告诉我们。
“他们那样做是对的吗？”
“是的，我是说不……但为什么他们就可以？”
许多人对我讲述了我们[俄罗斯人]莫名其妙、不可原谅的善良。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们吗？这是因为我们的善良。我们信任每一个人，所以他们跟我们扯淡，对我们撒谎，而我们原谅一切。俄罗斯人的灵魂太善良了。”
“他们已经完全肆无忌惮了，他们一直在逼迫俄罗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帮助了所有人。如果发生了地震，俄罗斯的每个人都准备援助。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人道主义援助在哪里？[1]又是靠俄罗斯！谷物、罐头！”
“我们在轰炸[乌克兰城市]？那他们为什么要切断克里米亚的水？[2]我们在给他们提供天然气和食品。他们毕竟是人！不能这样，得让人吃饱。我只是对我们的人道主义感到惊叹。”
战争在灵魂中唤起了一些问题，而它们需要被彻底压抑下去。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善良得反常。这种对战争的童话阐释至少在心理上有一定意义。
“战争爆发时你有什么感觉？”我问一个人。
“西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们，也永远不会喜欢我们。”
主体和客体颠倒了。我们的对话者在过去几年里经历的情绪为他屏蔽了所有的指责。电视不停地在展示我们周遭的一切对待我们是多么不公平。人厌倦了这种感觉，而战争以及与全世界决裂在他眼里成了从这种痛苦关系中获得期待已久的解脱。
在一座小城散步时，我们看到一辆塞满东西的小货车，旁边站着两位老师。其中一个人要搬到亚美尼亚去，另一个人在帮他收拾行李。
“很多人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头，”这位历史老师说，“他们试图找到一些理由，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如此失落。他们重复他们在电视上听到的东西：‘如果北约来了……’但你可以看出，在情感层面上，他们正在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人们会直视你的眼睛，争论[他们是正确的]。现在，他们说同样的话，但眼睛一直在看别的地方……”
焦虑
“现在最糟糕的事情是，这将是哈萨维尤尔特协议[3]的重演。他们会停止战争，达成某种协议，”一位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行动，就没必要看着他们的眼睛。必须战斗到最后！”
“我认为，我们在轰炸自己人，这完全是可耻的。”我回答说，“这和我们轰炸沃罗涅日是一样的。”
当我下了车，司机奇怪地看着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看到过几次这种眼神——它紧紧抓住你，让你知道这个人在你身边感到不安全，把你当成敌人。面包店里那位天真的收银员在我问了几个问题后也开始用这种语气回答我，她不明白乌克兰发生了什么，对我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
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商场里走向桌旁的一位男子。我的同事自我介绍，说我们是记者，并问他对战争的看法。男子向我们俩投来同样紧张的目光，宣布说“我完全支持我们总统的行动”，然后用快餐纸袋挡住了自己的脸。
我们走开了，这时我注意到，他前去与保安交谈。他查获了两个间谍，急着向有关部门报告。
“你们哪里来的？是莫斯科人吗？”他眯着眼睛，站在保安身边，而后者正在查看我们的证件。
“我来自罗斯托夫。”我的同事说。
“罗斯托夫的主街叫什么？”他问道，希望能抓住我们的把柄。
现在那个出租车司机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在想是否应该向谁举报我。我认为他们都是被恐惧所驱使的。这就是迫使他们站边的原因。
“焦虑冲昏了头脑。老百姓正在无缘无故地死去。怎么说呢，也许不是无缘无故，但老百姓还是很可怜的，”卡卢加州市场摊位上的一名男子告诉我，“我们需要根除所有的班德拉分子。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对吗？”他仿佛是在提问，“北约正在爬到我们的边界，对吗？电视上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电视上给的是一套说法，而他们的电视上给的是另一套说法。”我回答说。
“哦，是的。我兄弟现在就在那边。一枚炮弹击中了邻近大楼的前门，死了六个人。他们在指责俄罗斯人。”
这个人很担心他的兄弟，在各种理由之间摇摆不定。
“我昨天和我父亲通了电话，”我同事告诉我，“他真的很激动，尽管他以前对政治从来没有兴趣。突然间他开始攻击我了。‘那个人对你做什么了？是他让你有机会上大学的！[乌克兰]到处都是纳粹！’我说：‘爸爸，你怎么了？’他以前从不相信当局，他一直坚持认为他们都在撒谎。但现在人们都在发抖，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甚至不让自己问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吐出第一个可用的现成答案。他还怕我和我姐妹会进监狱，并试图向我们宣传的一个不太危险的故事版本。”
许多人说他们感到焦虑不安。他们大多是不支持战争的女性。但我认为，矛盾的是，支持“特别行动”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这些人并不关心自己的个人意见，而是希望有可能与别人同患难，去信赖某个人。
我真的对那个人80%的支持率感到惊讶。我认为，这个数字完全不表明有大量的群众支持战争，很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数字只表明人们是多么害怕。
屈辱
“每个人都在羞辱我们，归根结底，”在卡卢加州的市场上，一位卖靴子和裤子的人笑着告诉我，“所有不是俄罗斯人的人总是在取笑我们：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就总是这样。过去的几场战争都是俄罗斯人杀其他俄罗斯人。所有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嘲笑我们，蔑视我们。我想向英国发射一枚导弹。还有美国。这样他们就不会挑动我们内斗了。不，我不赞成战争。但他们把我们当擦脚布实在太久了！”
莫名其妙的屈辱这一动机在战争的支持者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老年人中。
“他们打压俄罗斯人。仿佛我们只是傻蛋，是没有任何道德的人。这几届奥运会上的事情让我受够了。没有国旗，没有国歌。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不能放国歌，不能升国旗，他们甚至不让我们不幸的残疾运动员参加残奥会……”[4]
卡卢加市场的养蜂人烦躁地告诉我：“我们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在苏维埃时代，边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的每个人都比我们过得好很多。我从来没有安宁过！一会儿是切尔诺贝利，一会儿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各种胡说八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提高嗓门坚持道，“我不关心这个国家谁在执政。康米、民主派——这都不重要！我永远都要挣钱养家！我永远能赚得我的面包！再也没人能影响我的道德观了！”养蜂人喊道，很明显，一切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您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里没有什么可感觉的！必须用我们的胜利来结束一切。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不应该有。”
很明显，他对胜利的渴望是对他多年来所感受到的屈辱的直接回应。
“没有人关心俄罗斯怎么想，”养蜂人继续说，“周围除了责备，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是世界级恶棍。”
已经听过很多次这种感叹，没有人喜欢我们。这是某种自卑情节和受害者情结的混合物。看得来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试图去想象一些外部的控告者，并与他门争论。为什么？也许是为了感知自己的正确。或者只是为了能在别人眼里存在。
“我很高兴我的总统终于决定这样做了！够了，你们这些家伙！如果不想尊重我们，就得害怕我们！”
“我们轰炸哈尔科夫是为了让西方国家害怕我们吗？”我请他澄清一下。
我在养蜂人的眼中看到了对这个问题充满恐惧的理解。他不是傻瓜，也不是坏人。
“不应该在我的国家打仗的时候讨论总统的所作所为！如果俄罗斯人民不同意我的总统，我的国家就会输，我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或多或少能猜到他希望得到什么。这是我们证明自己有多牛的大好机会，而没有人会评判胜利者。
许多年来，人们从这种屈辱感中逃向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中我们完成过某些宏伟的壮举。我们伟大胜利的神圣性，我们把世界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事实，让人觉得我们的政府，乃至我们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战争使人们团结起来，给人一种参与感。这是对意义危机、孤独危机的一种回应。
“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完全支持这场行动，”那位嫁给乌克兰人的女子告诉我们，“敌基督将会到来，这您是知道的。敌基督将来到德国，来到欧洲，这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
在我看来，她似乎在等待天启，等待外部世界与她内心挥之不去的噩梦相吻合。我在其他对话中也能听到：好歹会有些事情水落石出了。仿佛这场战争结束了多年的不确定性。
“在多年的停滞之后，战争是一种心理上的解脱，”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这就像监狱里起火了——好歹有消遣了。”
不要沦为错误的
在卡卢加州的一座小城，我们在一位60岁老人家门口停下，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话，让我感到惊讶。从他的语调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我有什么感觉？法西斯需要被杀死。我的祖父曾与他们战斗并杀死了他们。我并不反对乌克兰人民，但那些人需要被杀死，被赶到欧洲去。”
“您对这一点有怀疑过吗？”
“我怎么会有任何怀疑呢！我的祖父打过仗——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像那些法西斯，我们没有袭击。或者，好吧，就算我们袭击了。但我们袭击的是谁？不是人民。我们袭击的是纳粹分子。那里[在乌克兰]有好人。这座房子，”他指着他的门口，“是一些利沃夫来的人为我造的。如果我碰上他们，我会向他们开枪吗？当然不会！”
与我们交谈的许多人不同，这个人并不让人觉得偏激、不诚实或愚蠢。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故事。1979年，他们[士兵]被要求进入警戒状态，什么都没解释。他们的军人证被收走，飞机着陆后，突然告诉他们在哪里：‘你们在阿富汗共和国。’”男子继续说道，“他告诉我：‘我从一个悬崖后爬出来，在我前面三米处，有一个圣战者站在那里，背对着我。我怎么能杀死那个人呢？哪怕去杀一只你养大的小猪，你还得为了壮胆而喝个二两。’他以前甚至从未见过有人被杀，他完全是个新手。他闭上眼睛，扣动扳机，直到子弹用完才停止射击。当炸弹开始落下时——人们当然会害怕，当然会恨我们。”
这个大叔真的让我感到震惊。他明白有一场真正的战争正在进行，平民正在死亡，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他仍然完全支持“特别行动”。他承认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宣传片，却选择相信它。仿佛这些矛盾的想法活在他意识的两个独立部分里，没有交集，没有滋生一丝怀疑。
人们不敢去想象，是我们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准备提出任何可行的解释，以保护自己的好人形象。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死硬地抵赖？为什么他们难以容忍自己错了？我想，这源于一种古老的信仰，即世界终究是正义的。缺乏正义的可能性似乎会夺走他们对幸福的最后希望。
很明显，他们生活在一个纯粹的正义之梦中，事情越是可怕，他们就在周围建立越来越厚的防御工事。为了确保自己是正确的，他们需要把一切描绘成非黑即白。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场战争时，我也有同样的反应，只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一直在想，我不想听到任何与我的观点不一致的事情，比如有些乌克兰人真的对入侵感到高兴，或者乌克兰士兵处决受伤战俘的事。细微差异会毁坏心理上的稳定，使我身体不适。这种情况需要简单化。
我非常害怕自己错了。这个词使我所有的原则都变得毫无价值。我害怕自己会被强加某些其他原则。我认为现在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并在尽力保护自己。
例如，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当他们与她母亲争论战争问题时，她的母亲总是爆发出愤怒的、指责的吼叫。然后，有一次，她突然用不祥的声音说道：
“所以说，我们的士兵都是在白白牺牲？”
悲伤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我认为莫斯科人明显更意识形态化。在莫斯科，对战争的支持是紧张的、不妥协的。在外省，大多数人也支持“特别行动”，但他们更温和，更愿意看到复杂性，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同情。
每当有人被迫直面战争时，对战争的支持就会骤然下降。比如役龄儿子的母亲，或在乌克兰有近亲的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反对战争的人都是忠厚的女性，支配她们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恐惧。
我们发现一位坐在莫斯科基辅火车站外的女子，当我们问她的感受时，她非常震惊地看着我们，仿佛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我有什么感觉？恐惧和悲痛！”
“您能展开讲讲吗？”
“不，我很抱歉，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这太私人了。我有三个儿子……”
她哭了，跳了起来，并迅速走开。
也许有四次，我碰到了那些因情绪激动而无法说话的人。其中一位在林荫道上抽烟。我们谈话时他几乎崩溃了。当我们问他感受时，他恐惧地看着我们。他用颤抖的嘴唇——带着某种希望——开始告诉我们，他真的想离开俄罗斯，但不明白他能和自己家人去哪里。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卡卢加市场上同意与我们谈论战争的多数摊位经营者都反对战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直接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与退休人员或政府雇员不同。
“哦，我甚至都没有任何感觉。我为双方的每个人感到难过。”
“感觉？恐惧，这当然是自然反应。老百姓真可怜，孩子们真可怜，无论他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对兄弟民族这样做真的让我感到很受伤。”
“我不相信任何东西——无论是他们被灌输的谎言，还是我们被灌输的谎言。它现在没影响到我们，但未来肯定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侄子被征入伍了。前天他才收到通知，要去哪里干什么。母亲们要怎么目睹这一切？”
“是的，我离它还很远。我们是俄罗斯民族，我们为任何事都做好了准备。”一位售货员告诉我。
一分钟后，她追上来告诉我剩下的事情。
“如果您不戴记者证在这里走走，大家会告诉您自己的真实想法。都完鸡巴蛋了。”
[1]不解，泽连斯基（至少在公开场合）没向俄罗斯请求过人道主义援助。
[2]俄罗斯国防部此前曾表示，由于乌克兰当局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被俄罗斯吞并后，拒绝从第聂伯河经北克里米亚运河向克里米亚供水，2014年以来半岛上一直面临淡水短缺。此前，克里米亚近85%的水是通过北克里米亚运河获得的。俄新社指出，克里米亚东部的供水问题是通过将克里米亚比尤克卡拉苏河的水转移到北克里米亚运河，并钻取新的自流井来解决的。2022年3月初，官媒宣布阻隔水流的大坝已被炸毁。
[3] 1996年8月31日，莫斯科和分离主义者签署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这被认为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正式结束。根据这份文件，俄罗斯从车臣撤军，该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独立还是继续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被推迟到2001年底解决，且各方承诺不再使用武力。但不到三年后，车臣就爆发了新的武装冲突。它以分离主义者的失败和卡德罗夫家族承认该共和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在车臣建立政权告终。
[4]国际残奥委允许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他们在中立的旗帜下参赛，所获奖项不计入最后排名。
第四章 责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保护自己不受焦虑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减少你所负责的事情的数量。你只要告诉自己，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任何事情，然后你就不必考虑任何事情，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认为这是必然的。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汽车尾气会污染环境，但我们还是继续开车。人们已经接受了战争，将其视为一种必然。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就能知道真相。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妇女告诉她因战争而匆匆逃离了这个国家的女儿，“是的，情况非常糟糕，任卡现在在那边，还有莲娜阿姨的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回来。但是真正的、深层的原因，如果不去挖掘历史，如果不从事政治，我们是看不到的。我想，肯定就是因为别无选择……”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许多人道出的一个命题。女人们会说，她们在为某个人祈祷，但试图不对整个局势发表意见。这感觉就像全体国民都选择做一个什么都不想了解的孩子。
“我们一直希望一切都能顺利结束！我们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结束！”
“[开战]会导致什么？糖不会消失，荞麦不会消失。”
男人似乎对胜利更感兴趣，而女人对此并不十分关心。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试图通过国家提供的，能够安抚她们的镜头来看待这场战争。
“我从未料到会发生战争，”一位律师在莫斯科的一家购物中心告诉我们，“但如果总统决定这样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个层面上还有其他考虑。它可能意味着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救赎。”
在战争初期的某一天，我和我的同事走到一对母女面前，她们正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女儿是莫斯科的一名年轻教师，对战争感到不安。母亲是一位不住在莫斯科的事业单元员工，支持“上面的人不傻”这种观点。
“年轻人都太极端。或许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更冷静一点。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震惊。但我们一直希望这一切都能很快结束。我们只需要换掉他们的政府，然后一切就会稳定下来。”
很明显，她很害怕战争。她希望尽可能快地跳过它。
我们看到，战争真的让他们很担心，却不断听到人们重复那句空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起初我不明白，理解悲剧正在发生是如何与拒绝思考它并存的。
“对危险的最基本反应是什么？攻击、逃跑或麻木，”一位心理学家向我解释道，“那些有能力的人就逃跑。攻击意味着加入侵略者的行列。麻木、装死是一种内部移民的形式。为了生存，避免做出任何公开反应。”
这种麻木的反应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得出任何结论，并试图与其他人融为一体。这些人只是在纸上支持战争。
依附强者
在街上的谈话让我们对公众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与我们交谈者的生活。一些朋友的故事帮我们弥补了这一点，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与[支持战争的]朋友或亲属交谈。他们很了解这些人，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
一位朋友讲述了她的牙医朋友的故事，她自己去她那儿看了很多年牙。战争开始时，这位朋友要求所有支持战争的人在脸书上取关她。她的牙医给她发了这条信息：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在脸书上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但我也真的很难过。我每天都在阅读、收听新闻。我当然不支持这场战争，不支持百姓和儿童身亡。但我不能支持你的立场。我相信，我们别无选择。这场战争很可能本会发生在我们的领土上。与他们[乌克兰人]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我有很多病人来自那里，还有我的老师。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不希望任何人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支持威权国家，我希望有一个沙皇。我不相信言论目田、新闻目田，或者其他任何你热衷的东西。
我的朋友知道她是个有想法的好人，她震惊了。
“你明白吗，我们一直聊天。她是个非常细心的医生。但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独立做好任何事情。俄罗斯人不能靠自己做任何事情，他们永远需要被强迫工作、生活和学习，这是她的信念。他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那个人捡起了这个国家的碎片，并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她说：‘我需要言论目田做什么？在我的生活中，它能为我带来怎样的改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疲惫。’”
我有这样一个矛盾的想法：会不会许多那个人的支持者对我们生活的态度实际上比那些不支持他的人更悲观？我想，我的朋友为我描绘的画面可以被冠以“习得性无助”的标题。
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我认为，如果试图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反正九十年代我们都这么过来了……”
“我的两位医生朋友，一对夫妻，因为战争陷入一场真正的大吵，”我的同事阿丽萨告诉我，“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争吵。战争开始两天后，他们走在街上，他们十岁的儿子问他们发生了什么。宁卡告诉他，发生了战争，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然后杰尼斯开始对她大吼，告诉她不要对他们的儿子说这些话。
他开始说，这都是对的。在此之前，他也曾感到惊恐，但现在他转到了另一边。宁卡说，这显然是出于对他们儿子的担忧。这[战争的真相]似乎太沉重了。也许他认为自己应该做些事，但不明白做什么。他选择了拒绝，再也不回来了。他屏蔽了所有的争论，开始只喊口号。一个多月以来，他们甚至无法就此事进行正常的对话。
他为他们所过的生活付出了大量血汗，他们有社会抵押贷款。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对政府的信任不断增加。然后突然间，咣当！这种事情发生了，迫使他不得不背离政府。他应该怎么做，扔掉他所建立的这整个生活吗？”
“2月24日，我去看我的父母，”一位来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熟人告诉我，“我妈妈说：‘你怎么这副表情？’‘哎，你也知道，战争开始了。’她说：‘哎哟，别提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的外婆教了她的孩子们一些基本规则：领导永远是对的；夹起尾巴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份能安静坐着的工作；沙皇是好的。这就是我妈妈受到的教养。她知道电视上都在胡说八道，但她尽量不去思考这件事。它所描绘的混乱、黑暗的画面对她一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亲生姐妹不和我说话。她当了一段时间公务员，身边人的社媒头像上都是Z字。要是在1939年，她应该会加入纳粹党。她面带微笑看着我，从她的眼里我能看到，她把我当成圣愚了。她的文凭是买来的，而非靠努力换来的，但她认为她比我好：‘我们也全都明白，但我兄弟只会炫耀自己有多聪明。’
“我碰到了她的丈夫。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在笑，他想和我谈谈。我看得出目前的局面让他很享受。战争前一周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基辅炸成废墟？’而现在[战争开打一个月后]则是：‘嘿嘿，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们镇大约有3万人。贴着Z字的车是城镇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没见过一个心存怀疑的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很舒服的。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反正我们已经活得很糟了。”
适应
有一种假设是，一旦棺材开始运抵俄罗斯城镇，人们就会开始怀疑。
我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告诉我：“我来自乌拉尔。几天前我给我兄弟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小镇上，那里的人都互相认识。而他们在一天之内就收到了六具[俄罗斯士兵的]棺材。我兄弟说：‘总的来说早就该把这乌克兰[收拾一下了]……斯大林把所有这些法西斯分子、人民公敌都关进集中营。但赫鲁晓夫把所有班德拉分子和车臣人都放了出来，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一个大国，叶利钦武装了乌克兰并把克里米亚送了出去。如今那个人不得不处理这一切的后果。’”
我在莫斯科的大多数朋友都觉得，在一天之内，他们失去了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东西。我们一直坚持的一切都破灭了。因为这个原因，大量的人离开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
但对许多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和希望。失去过去战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获得的是对自己正确的强大信念，这种信念现在无法被打破，无论有多少座火车站被炸毁。也许生活在某些方面确实变得艰难，但现在有了希望：我们会团结起来，打败邪恶的敌人，让一切回到正轨。
我们很难理解对方。
我的一个熟人让我感到惊讶，她告诉我，在吞并克里米亚后，她曾想离开俄罗斯，但现在她支持“特别行动”。
“早在2014年，我就对我丈夫说，要么我们离开去西方，按照那些价值观生活，要么我们留在这里适应。他不想离开。我哭啊哭，但决定与人民共命运。”
在这次谈话中，我发现许多人支持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机会离开——或者抵抗。
“我们只是上了他们挑衅的当。北约基地、生物武器……这一切都说得通，”我的熟人说，“实际上有没有并不重要……这一切都非常复杂，不是非黑即白的。”
“你不觉得这只是在转移注意力？”
“也许吧。但这是我们的官方立场。”
“但你为什么要顺着它？”
“即使我不顺着它，这又能改变什么呢？你也知道沙皇怎么说来着：主子打架，奴才遭殃。乌克兰其实就是群小孩子。他们如此胡作非为——这就叫自由！”
我可以看出，她的“这一切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不仅仅是为官方谎言辩护，而是有更深层的根源。我的这位熟人知道自己的无助，但认为这是常态；她已经习惯于防御性地生活，习惯于躲进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其中好歹有某些明晰的东西。但如今，当局势让她愈发恐惧时，她会用自己习惯的感觉来为自己辩护：“我不坏（他们自己才是坏的）。”
“谁是正确的并不重要。这就是现实。”
“我早就知道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胜利和失败我们都会共同分担。否则就得离开这里。不满意的人的确最好还是离开，因为不满的人在这里不讨人喜欢。”
“可这代价要由我们来付。”
当她说她要与国家共命运，她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释自己别无选择：她圈子中的人喜欢那个人，支持战争。如果她想和他们共处，她就有义务同意他们的观点。
“这里没有人需要我们！”我的熟人继续说，“他们[西方]根本不关心普通乌克兰人！他们发动这些战争、政变、革命。人对他们来说只是耗材……”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在这位年轻女子的这番话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对西方的真正恐惧：我们是无助的凡人，所有这些自发力量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不要碰我们，不要对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用任何东西来诱惑我们！有人在操纵我们——那就操纵吧。
这次谈话已经发生在布查之后。我的熟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捂住耳朵，赶走各种念头，只要相信我们是对的。
“我从来不骂那个人，尤其是现在，”科斯特罗马州一座小村庄的一位出色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继续说道，“我们的总统还不错，我心平气和。他没有派我们的孩子们去打仗。[1]他派的是专业人员，不是炮灰。你甚至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当他就我们的士兵发表讲话时，声音会颤抖，一下子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我一直认为，不应该由我们来考虑这些事情。我们的孩子们真可怜，但孩子们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经历过车臣、阿富汗，那时孩子们被送去真是让人可怜，我那时有两个儿子……只要不发生战争，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意识到，这个生活非常艰难的女人只是需要相信有一个正常、善良的世界，而有一些好人在掌管这个世界。
[1] 3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承认义务兵参与了“特别行动”。义务兵参战的情况从一开始就通过其亲属的报告而为外界所知，但俄罗斯当局对此予以否认。那个人尤其断言，“只有职业军人——军官和合同制兵——参加这场行动”，“义务兵一个都没有”。
第五章 疯狂
呓语
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坐在莫斯科的“埃里温广场”商场长椅上的人面前。他说的和其他人差不多：这都是一盘大棋。
“在下一盘大棋，穿蓝衣服，穿绿衣服的。某些圈子里在做某些严肃的事情。他们确实干出了许多蠢事，但我不认为偌大一个苏联，人都是白痴。所以就某些问题正在做出决定。在下面有些严肃的事情。电视上播出了一座大白楼，有人接受采访，我看过了，有些不对劲。我也是军人，我服过役，去过一些地方，我们打过牌，打朴烈费兰斯牌，我们也输过。但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我开始觉得无聊了。我厌倦了听这种垃圾话。但这时我注意到，他身下铺了一条毛巾，身边放了几袋垃圾也不知道什么，还有一些残羹剩饭……我意识到这是个疯子。但几乎听不出他的呓语与多数人的呓语有什么区别。
“你们是利己主义者！”有轨电车里的老婆子喊道，她指的是我，以及所有那些去参加抗议的人。为什么是利己主义者？她觉得我们不想帮她。我们是冷漠的、不可理喻的年轻人——我们打算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让她独自面对晚年和苦难。我们是利己主义者，因为我们不和她同在，不想用某些温暖的东西把她罩起来、藏起来。她觉得自己将独自面对完全无法理解的生活。她很害怕——但这不关我们的事。
我意识到，她其实就是个孩子。她感到孤独和无助。她害怕承担责任。也怨恨那些迫使她成长的东西，这让她失去了对真相的那种纯真的、孩子般的感知方式——你只需要顺应自己。她觉得我们的理性是一个谎言，一个让她不能再做自己的谎言。
她想和那些能保护她不受那种寒冷影响，那些能摧毁理性、让她继续做孩子的人在一起。她会全心全意地支持那个做出疯狂行径的人，因为恰恰是那些疯狂行径表达出了生存在她身上引发的情感。老婆子大喊大叫，是为了让我们听到她的声音。“我存在！你们看到没？”这个心烦意乱的小孩喊道。她仿佛是在求救。
在布查惨案发生后，我认识的一位在俄罗斯生活多年的芬兰女子用俄语写了一篇绝望的帖子。她写给那些支持战争的俄罗斯人，问他们如何能带着这些念头生活。她无法理解俄罗斯人怎么能向自己解释这一切。
也是在那几天，我看到了一个老朋友的帖子，她写道，“俄罗斯知识阶层大脑中渺小的、令人尴尬的道德和平主义”让她很不安。
我的朋友对政府没有关闭全部敌对媒体，没有给发布“恐俄”文字的人判处严厉刑罚而感到愤慨。她欢迎新获得的解放——“摆脱了长期以来牢牢束缚我们的对伪善和道德洁癖的幻想”。
我给她打了电话。
“自由派媒体否定俄罗斯是一种文明准则。这当然是犯罪。但如今，大西洋上空发生了剧烈的、惊心动魄的现象级转折！乌克兰人终究是我们的人。如今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俄罗斯是否还会留在世界级文明的名单中。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俄罗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一如既往地走在所有人前面，骑着白马，拿着红旗。我们看到世界从大流行中恢复，这种恢复就叫美元。世界目睹着这一切，咬紧嘴唇：‘俄罗斯，加油！俄罗斯，加油！’”
过了一会儿，我不再关心她言语中的意义。从她的语调中我能觉察到我不是在和人说话，而是在和一种疯狂。她的呓语是一种封闭的、完全逻辑自洽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持续这么久，正是因为我们不轰炸和平的城市！感谢上帝，俄罗斯国防工业制造了足够精确的武器。我们只和乌克兰纳粹军队作战。”
“但马里乌波尔被完全摧毁了。”
“你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乌军藏身居民区吗！”
“当然，但结果俄军轰炸了他们。你明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拜托，舒拉，你怎么能这样？那……那是个宣传性质的问题！”
我的朋友的声音因冒犯而颤抖。我把她拖进了某种可怕的敌对现实。
“告诉我：你真的不明白，他们每天都在那里杀戮真正的活人吗？”
“你想让我承认我是个嗜血的贱人？！”她对着电话喊道，“好吧！我就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但令我欣慰的是，人民和我站在同一边。我当然和我的人民同在。现在你回答我：那个人为什么要开始特别行动？快回答我！”
我们在科斯特罗马的一座教堂里遇到一位知识分子女性，她这样说：“现在的俄罗斯人就像一个被告知自己父亲是变态杀人狂的孩子。他无法相信这一点，他自我防卫，他发脾气，他想出各种理由，他寻找可以责备的人。当然，他自我感觉非常非常糟糕。”
1939
大家都注意到，入侵乌克兰的理由与希特勒进攻波兰时所说的完全一样。确切地说：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边界，保卫帝国的安全，保卫波兰境内受压迫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但泽始终是一座德意志城市。[1]德国有权恢复对德意志领土的主权。自由主义世界在撒谎：我们想要和平，我们耐心地提出减缓军备增长。但波兰中断了和谈，并动员了其公民。我们不是在与平民作战。我们的空军只攻击军事目标。任何使用炸弹或化学武器的人都会得到毁灭式的回应。我们可以与所有人战斗。
当你读到希特勒1939年9月1日的演讲[2]时，你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起初，我甚至怀疑者这是乌克兰方面编的假消息。战争前夜，一条关于乌克兰破坏分子入侵俄罗斯的报道让我产生了同样的慌张：这是对格莱维茨事件的直接仿效。[3]而在6月22日，希特勒向德国人民解释说，边境上有160个俄罗斯师准备入侵欧洲。我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个恶毒的笑话，是历史，还是某些特定的犬儒。
学前班的孩子们站成Z字阵列。反对者的家门上被画了Z字，必须好好吓唬一下他们。这个字母有一种粗鲁的、法西斯式的魅力。它是打破边界与常规的强权与意志的标志。它在语意上与党卫军的SS闪电符号相同。
而与此同时，整个俄罗斯——从那个人到收银员——都认为它在与法西斯斗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20岁的小伙子们正在杀害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说着相同语言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摧毁一座座说俄语的城市，而它们的数百万居民正在逃往欧洲？[4]
俄罗斯的人们习惯于把战争看作一种神圣体验，它可以洗刷一切，让他们复归某种真正的意义，回到他们自身。他们觉得战争会把他们从如今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整个国家都在重复关于“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和“解放”的话语。你会意识到这些话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人们确实在潜意识里想要这个，但他们得不到。所以他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最像自己的人抒发敌意。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做一件它本想对自己做的事。
Z字通常是用圣乔治丝带画的。我认为这是纯纯的精神分裂，是一种真正的临床精神错乱的症状。大致就好比一个人因战争话题走火入魔，穿上党卫军制服，戴上苏军军帽，拿起一面红旗，然后去杀死自己的邻居。精神病医生说，说呓语的人是劝不听的。向一个精神病发作的人解释他的世界观不符合逻辑是毫无意义的，呓语可以表达人身上某些重要的东西，而他们的心理将会保护它。这是一种解决某些内在冲突的方式，而这些冲突是没有自觉的出路的。
“在精神病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诱发性精神病，指的是一个健康人开始相信他的某个亲友所传播的呓语，”我认识的一位心理学家说，“这通常发生在他与患病者隔绝在一起，长时间身处神经紧张状态中的时候。群体性疯狂的生理机制很可能是类似的。”
有一次我和一女二男聊天，他们站在一栋公寓楼的入口处讨论政治。他们是邻居，彼此都很熟悉。那名女子是“特别行动”的狂热支持者，大谈“这八年来你们在哪里”和“纳粹”之类的话。其中一名男字也支持，但并不热情，更像是在妥协。而第二位男子竟然和我一样是反对战争的。谈话完全是心平气和的，但那名女子意外发现自己才是少数派，并且很快就用完了所有的论据。
“但您想想，普通人正在那里死去，”我说，“很难用炸弹逼他们喜欢上我们……”
“我会懂的，那又如何？！” 她突然叫喊道。
[1] 18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被瓜分后，波兰的格但斯克改名但泽，成为普鲁士（后来的德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一座自由市（独立于周围的州），并受到国际保护。与此同时，“但泽走廊”（将德国的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开的领土）成了波兰的一部分。但泽的大部分人口是德意志人。该市与波兰建立了关税同盟，其政府管理铁路和港口，而波兰则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但泽。
[2]希特勒1939年9月1日在国会的讲话，公开宣布开始与波兰的战争。然而，演讲中并没有直接这么说：希特勒多次使用“战争”一词，但每次他都不是指德国发动的军事行动，而是指对方在理论上要发起的行动，或者就是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
[3] 1939年8月31日，也就是德军入侵波兰的前一天，党卫军士兵身着波兰军装，对格莱维茨（现名格利维采）的一家德国电台发动袭击。需要一次挑衅为进攻波兰创造口实。
[4]据联合国统计，截至4月21日，已有510万人离开乌克兰。2021年，乌克兰的人口为4413万人。
原文地址：https://meduza.io/feature/2022/04/24/voyti-vo-mrak-i-naschupat-v-nem-lyudey
未经技术处理的版本：https://standwithukrainecn.wordpress.com/2022/07/17/feeling-around-for-something-human/
附：
此前翻译的亚历山大·格尼斯与马克·利波维茨基就中，利波维茨基对本文的评论：
俄西斯主义自我表述的矛盾性，这是美杜莎网刊登的舒拉·布尔京的一项研究。[2]我还听说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篇文章选择引文时带有偏见。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恰恰是，这篇文章准确地捕捉到在同一叙事流中可以出现完全相反的表述：“那个人发动战争是正确的，早就该管管了。”但马上又说：“美国搓搓手，然后让我们斯拉夫人内斗。”“如若我们不出手，他们就会先动手”，可与此同时“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会躲在平民身后”等等。官方信息渠道中也是如此。这说明什么？我深信，俄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叙事。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什么？它不让我们看到话语或政治建构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在战争支持者的表述中，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现实被完全排除了，由同一台意识形态机器生产的各种矛盾论断在此互相碰撞。也就是说，这些人身处某个茧房中，而他们只是在其中耍弄各种现成的公式。这些公式彼此矛盾的事实并没有困扰任何人。重要的是，其中的每个公式都能像咒语一样发挥作用。我们面对的几乎就是一片精巧打造出来的愚昧黑暗。这种茧房不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编织。所以我认为，与其攻击整个俄罗斯文化，不如具体辨析一下，俄西斯主义在俄罗斯文化的当代形态中有哪些具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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