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份的某天，在吐鲁番某汽车连内，一个青年战士在停车场内走走停停，眉头紧锁，仿佛有特别烦心和难以抉择的事在困扰着他。
这个青年就是我（肖志康），距离我1972年12月4日离家，已经在部队待了满满6年。我之所以如此纠结，源于一封家书。
信中，父亲告知我，我表叔调到我们县里的化肥厂了，他已经帮我打听了，过完年四五月份他们厂里会招一批人，虽然是临时工，但很有机会转正成为正式工人。父亲让我1979年春季退伍，这样回家能赶上进厂的机会。
我叫肖志康，195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家中共有5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一个。家里从祖辈开始，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境贫寒。
我的两个哥哥一天学都没上过，后来大队开了社员扫盲班，他们去上了几天课，但也就局限于会写自己的名字，能算个简单的加减乘除。
我舅爷家的表叔是1957年的中专生，毕业后就端上了铁饭碗，成为了国家干部，是我们十里八乡的人人称羡的对象。
父亲受此刺激，觉得只有读书能够跳出农门，于是咬着牙将我送到了学校上学。但从1959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来了，河南是重灾区。特别是1960-1961年，基本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人都快活不下去了，还怎么读书。于是我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等到1963年，生产逐渐恢复，但此时我已经12岁了，勉强上完小学，拿到了小学毕业证，就彻底告别了学校。
此后，我就一直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虽然劳动力多，但每年分到的粮食连果腹都非常困难，每年四五月份夏收前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只能靠野菜度日。
那时候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当兵。可是那几年当兵的竞争异常激烈，公社分到生产队的当兵名额有限，我一直未能如愿。
1972年冬天，当我不抱任何期望时，命运女神却垂青了我。这次，新疆后勤部队在我们县大规模征兵，总人数超过200人。
分到我们生产队的有三个名额，为了这次能顺利当上兵，父亲给队长拿了一包红糖，我才成功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名额。
1972年12月1日，我终于拿到了《入伍通知书》，摸着这薄薄的纸片，我长舒一口气，自己终于可以暂时走出农村，去见识外面的广阔世界了。
12月4日，我们县的新兵们整装待发，相比较许多战友们乘坐的闷罐车，我们这一趟运气不错，竟然是加开的客运专列。虽然条件和现在的火车高铁没法比，但在那个时代，没有出过远门的我们对一切都十分新奇，感到新鲜。
专列一路上走走停停，途中上人下人，花了4天4夜，才到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下车后我们又转乘运兵的卡车，才抵达我们的团部的驻地-新疆昌吉。
因为这次新兵较多，总共组建了两个新兵连，分别由三营的九连长和十一连连长担任新兵连连长。
后来听说，当时这两个连长是“竞争对手”，所以这次新兵连训练都想在上级面前“露一手”。结果我们这批兵的训练强度很大，让我感到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然农村兵都很能吃苦，经常干农活也都有些力气，但在训练方面总是洋相不断，我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
在训练起步立定走、跑步走立定时，我的两个老乡战友，平时走路都走得挺好，结果一进操场就慌了神。走着走着就成了顺风步，他两个人这样走还不算，很容易将其他人拐带骗。
连长每次三令五申，不耐其烦的给他们纠正，可刚纠正过来，走一会儿又出了错。他们也是满头大汗，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因为我练习的不错，连长就让我跟他们俩结成帮扶小组，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他俩调教过来。
第一次紧急集合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的新兵，在急促、尖锐刺耳的哨声中，完全反应不过来，一片兵荒马乱。
慌乱中，有的战友连衬衣都没来得及穿，只穿着空心棉衣就往外跑。有的同志更是连鞋都穿反了，更有甚者还有裤子穿反的，无法系皮带，只能用手提着裤子，匆忙往外跑。
到了集合点，大家互相瞅着对方出的洋相，场面一度很喜感。连长本来想要大发雷霆，结果一看这场面，也只能是哭笑不得。
三个月的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也完成了从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初步转变。在这种热情似火的集体中，大家都精气神十足，说话也不再像之前唯唯诺诺，而是大声坚定了许多。
从新兵连出来后，我被分到了三营9连的炊事班打杂。当时我们部队的正式驾驶员数量严重不足，我在炊事班只待了四个月就去司训大队接受培训了。
当时团里的司训大队也才组建一年多时间，只培训了两批学员，各个方面也不像后来那么正规。教练开车的技术没得说，但理论水平嘛，只能说马马虎虎。
战友们的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从小学毕业到高中毕业的都有。我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上学时候学得挺用心，所以基础还不错，特别是对机械有一种“直觉感”。
大家对车都不熟，甚至有些人还有些畏惧，这时候这种“直觉”就起了大用了。教练讲完后，我理解接受得很快，而且还能用自己的话总结。
教练见我总结得非常好，就让我跟大家传授自己的心得和经验。我也没有藏私，认真跟大家分享。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这届培训班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为此还受到了表扬。
从司训大队培训完，我们这一届有10名同志都拿到了正式驾驶证。回到9连后，我被分到了1排2班，1972年春节过后，我便分到了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汽车兵。
我在部队里面干得如鱼得水，不但个人驾驶技术过硬，而且和战友们关系也处得很到位。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津贴，大部分我都积攒下来寄给了家里。
凭借着这些钱，家里的条件终于有所改观，两个哥哥也都顺利娶上了媳妇。而且由于我的军人身份，父母在老家也能被别人高看一眼，这也让我很欣慰。
一晃就到了1978年，我此时在部队里也已经待了6年了。这六年，我临时被抽调去司训队做过教练，也到机修班当过班长，现在已经是2班的班长。
但我此时成了27岁的“大龄青年”，父母对我的婚事很着急，希望我赶快成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只有我成家了，他们这一代的任务才算结束。
我也在考虑自己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提干的话，我除了专业技能和人际关系还不错之外，资历方面差得还很多。当时连队里，超过8年的老兵不说比比皆是，但数量也不少。
他们也是文化水平不高，但手底下专业技术过硬，这几年陆续提干的都是这一批老班长。我如果走这条路，还得再熬几年。但像这样一直超期服役，说实话我心里也是没底，随时都有可能被强制退伍。
但如果我选择退伍回家，一方面是我习惯了部队的生活，喜欢这种集体生活，回去后也不一定习惯；另一方面是回家也不一定能有合适的工作安排，我想找到对口的工作也不太容易。
父母的催婚加上前途的不确定性，让我那段时间有些坐卧不安。到了下半年，排长悄悄找到我，说今年情况可能会有变动，听说上面已经同意转志愿兵了。
我一听大喜过望，如果能转志愿兵，我就可以在部队长期干下去了。志愿兵属于是“职业军人”，虽然不算干部，但服役年限满了之后，复员回家也是能安排工作的。而且志愿兵的工资一级就有三十六元，在部队里面吃饭穿衣都不花钱，能省下不老少。
果然如我们排长所言，1978年11月份，军委那边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义务兵改为志愿兵的实施办法》，我第一时间就向上面提交了转志愿兵的申请。
正当我忐忑不安地等着上面通知时，父亲的来信到了，信中他说的事让我一时之间有些患得患失。
按照我的专业技能，去了化肥厂凭借一手开车的本事，转正应该不成大问题，而且距离家近，以后成家了还能照顾家庭。
我更倾向于留在部队，但是我的申请提交上去了，能不能通过我也不知道，万一没通过，就得再往后排，工作不等人，以后再想有那种机会就只有碰运气了。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给父亲回信，但去与不去，还是得给回个话。我决定不下来，就去找了我们排长，他只问了我一句话。
“志康，你是想留部队还是回老家？”
“如果能留下来，我肯定愿意在部队啊！这么多年了，我早都习惯部队生活了。”我脱口而出道。
“那行，只要你愿意留，转志愿兵的事，我去给你问。”
有了排长的话，我心里也踏实了不少。我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让他谢谢表叔的善意，到时候我回家探亲时，再上门酬谢。但79年的春季，我肯定是不会退伍的。
我不知道父亲收到这封信后，会不会失望，会不会说我傻，希望他能理解我的想法吧！
就这样等啊等，终于在79年开春，排长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说他托人帮我问了，我的申请已经批了。
我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连忙向排长表示感谢。他倒是没有放在心上，只是说这么多年战友，他能帮肯定会帮的。我也没有再说，只是将他这份帮助之恩深深记在心底。
我顺利的转成了志愿兵，和我一起的还有4名战友。有一些老同志，还是将宝押在了提干上面。
可惜在1980年，由于政策的转变，除了部分人通过进教导大队培训提干成功，其他人最后提干无望，只能无奈选择退伍。
1979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在旁人的介绍下，我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婚后，我返回部队继续服役，一直到1985年大裁军，才复员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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