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辽代是北京地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自会同元年（938）石敬瑪进献幽云十六州开始，北京就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行政区域，此后的辽金元三朝，北京经历了由陪都到首都的过程，逐步成为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因此，众多精彩绝伦的辽金元文物在北京地区被发现，尤其是“以释废”的辽代，更是有着大量佛教文物出土。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出土自北京市密云区冶仙塔的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
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为常见的双口净水瓶，瓶高24.1、口径1.3、腹径8.2、底径5厘米，重344.5克，通体饰绿色低温铅釉，间或泛有葱白，有细碎的开片，胎质细密、洁净。整件器物较为修长，无柄。
肩部有一注水口，为大口钵式流，圆腹敞口。颈部细长，流口收缩。颈上部为辽代常见的十二道弦纹，中部出檐，檐上贴六瓣莲叶装饰的相轮，其为佛塔建筑的构成部分；下部为四段竹节纹装饰，其中竹节和弦纹的凸棱处釉色呈黑色。
腹部长圆，其下内收，圈足微微外撇，无釉，底微微外凸。尤为少见是瓶身贴塑了华丽的莲瓣形璎珞纹装饰，交错的璎珞纹一直延至瓶的下腹部，并在肩部注口之下阴刻有“杜家”二字，这在全国的辽代器物中都极为罕见。
这件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无论在釉色、釉质以及造型上都十分精美。
这件净水瓶1988年出土自北京市密云冶仙塔塔基残址内。⑴密云冶仙塔位于密云城区东北2.5千米的冶山之上，始建于辽代重熙八年（1039），现塔已毁，仅存塔基地宫。原塔的形制为八角形的砖砌二级三重檐式。塔高12米，直径约6米。
198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密云县文管所对塔基进行了清理发掘。塔基地宫内共出土文物40余件及大量铜钱，大部分器物为陶瓷器，多已损坏，完整的仅有8件，其中以这件净水瓶的品相最佳。
据专家推测，此件净瓶应为辽代高僧的随葬物品，2004年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移交给首都博物馆，定为二文物。
净水瓶的来由及宗教意义
净水瓶也叫净瓶，梵语称为军持，多以陶瓷或金属材料制作。最早为古代印度的常用携水器物，用以饮水及净手。净瓶在中国最早的记载在东晋时期，法显《佛国记》载：“……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
法显亦以君墀（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这里面提到的军持和澡灌，闰唐代，对于军持的记载有更为详尽的内容。玄奘《大唐西域记》载：“揖稚迦，即澡瓶也。然则军持之名，措稚讹文，又省迦字。
释家以之洗手，故曰澡瓶，亦曰净瓶。”“凡水分净触，瓶有二枚。净者咸用瓦瓷，触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触乃便利所须。净则净手方持，需安着净处，触乃触手随执，可于触处置之。”
这里可以看到，早期的净瓶用以饮水及净手，以瓷器为材质，其形制一般为双口，一口在颈部的尖台之上，用来饮水，连盖，另一个口在肩腹部，用来注水冶仙塔出土的净水瓶即这种双口样式。
净瓶不止出现在佛教徒的生活中，同时也是佛教神祇的主要持物，上升到了法器的层面，是诸如弥勒佛和观音菩萨的固有法器。如唐代长安宝庆寺七宝台石雕十一面菩萨像叫下垂的左手就持有一个净瓶，类似的图样随处可见，充分反映了净瓶在佛教中日常应用的频繁。
绿釉璎珞纹净水瓶的样式研究
目前已知最早的净水瓶出土实物为1975年江西新建隋墓的青釉净水瓶，此瓶长束颈，颈上有尖台，上有一出水口，椭圆鼓腹，颈腹间有一注水口，通高23厘米，隋代具有明确纪年且学术界无疑义的军持就只有这一件。
唐代的净水瓶出土大概有十余件，圆鼓腹形制较多，如洛阳香山寺出土的白釉净水瓶和洛阳东郊出土的蓝釉净水瓶都是圆鼓腹的样式。宋代的净水瓶出土数量较多，仅河北静志寺、净众院塔基就有26件之多，其中有白釉24件，五彩1件，绿釉1件。
同时期的辽代净水瓶的代表作是冶仙塔的这件绿釉净水瓶，以及辽宁南塔地宫出土的白釉净水瓶。这两件器物样式相仿，均为直口，长颈，长鼓腹斜收，肩部有一注水口。对比隋唐与宋辽净水瓶的样式，除了从圆鼓腹到长鼓腹的明显变化外，注水口也从垂直向上变为斜出。
这种变化应该是受到了佛教文化世俗化的影响。的佛教法器也向着符合时代审美气息的物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进行演变，这种由圆鼓到长鼓的变化更加符合宋代尚消瘦、偏爱修长的审美情趣。懊恼风情，春着花枝百态生。”
注水口的变化，与民间水壶的样式相仿，方便日常使用。“杜家”这款净水瓶应是受到了宋代的影响，从而形成这样的造型，极具时代特征。
大多数出土的净水瓶多为素面，偶有莲瓣或花草纹的装饰，很少有华丽的样式，而类似本文中的璎珞纹净水瓶，目前仅此一件，十分珍贵。
璎珞在中国通常指的是佛像上的装饰，据白化文先生考证，这个词语来自梵文，一般指的是印度贵族佩戴的项饰或者胸饰，在中国也表此意。辽代出土有许多的璎珞饰品，多数为玉制品，占的比例很大，绝大多数在契丹贵族墓葬之中。
邸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的数组琥珀璎珞，尤其是两套双层璎珞是目前仅见的保存完整的辽代多重璎珞。从使用情况来看，璎珞配饰在辽代契丹贵族社会中男女通服，早、中、晚期都有发现。
璎珞佩饰之所以在辽代风靡盛行，与辽时佛教兴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密切和契丹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冶仙塔出土的绿釉净水瓶上贴塑的璎珞样式也是多重样式，外围是圆形宝石，内中为多层细链，与琥珀璎珞可谓是异曲同工，可以说符合辽代贵族的审美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绞胎枕，枕面由三朵圆形团花构成，其底部刻有“杜家花枕”字样。苏州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绞胎枕，枕面由一组圆形团花和两组花蕾状纹样构成。
枕底刻有“裴家花枕”字样。由此可知，这种绞胎枕当时被称为“花枕”。“杜家”“裴家”字样显然含有“广告”“商标”性质。国因此，笔者推测，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上的“杜家”与“花枕”上的“杜家”性质相同，应为烧制商家的名号。
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胎体为红色陶胎，上面施了一层绿釉，应该是一件低温釉烧制的陶器。其呈色剂应该是金属铜，烧制温度比较低，必须在釉里加入铅，使它的熔点降低。
这样的器皿会采用比较低的温度烧制，汉代已经用金属铜作为着色剂烧制绿釉陶器，宋代陶器用绿釉装饰已经比较普遍。辽代的陶瓷烧制技术，直接继承了唐宋时期北方陶瓷的传统工艺，并结合契丹民族游牧的特点，烧制出独具特色的辽代陶瓷。
辽代的瓷窑址主要分布在辽所统治的区域内，如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林东窑、辽宁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龙泉务窑等，陶瓷的品种十分丰富。辽代绿釉以深绿色为主，古朴大方。
上海博物馆所藏唐代“杜家花枕”出自河南省境内巩县窑，巩县窑产品基本上可分为低温釉系和高温釉系两种。低温釉系的品种有三彩、绞胎及不同釉色的单色釉陶器唐代河南境内巩县窑的色釉瓷器以白釉瓷为主，数量居于首位。
数量居于第二位的便是绿釉瓷，且器型种类较多。色釉瓷器的器表装饰，是在优美、适用的造型基础上加以美化的艺术手段。主要采取了贴、印、刻、塑、镂、划以及把造型与装饰合而为一的技法。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色釉瓷器上开始出现莲花、莲瓣纹并日益增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烧造出不少带有异邦风情的器形和装饰。上述器物造型与装饰图案大多模仿西亚和中亚地区的风格，但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中。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开创了新的境界。其中明显与佛教不染尘世的教义有关，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冋由此，笔者大胆猜测，首都博物馆藏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可能出自河南境内窑口。
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带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是为什么会在佛塔里发现这件器物。这主要是因为辽时佛教的兴盛。契丹族的宗教是原始的萨满教，其信奉的神十分广泛，既有自然界诸神也有祖先的崇拜，是一种自然宗教。
而随着辽人建国，原有的氏族制度被封建制度打破，旧有的宗教信仰已经无法来正常维护朝廷的统治。与此同时，随着与汉人交往的不断深入，在汉地大为盛行的佛教传入辽，成了一种新的信仰选择。
而作为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的汉人以及渤海人都信奉佛教，因此辽代的统治者也开始推崇佛教，以此来拉拢汉人，有利于自身的文化及经济发展。
辽太宗十分信奉观音菩萨，据辽史记载，天显十年（935），辽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因此，北京辽代塔寺之中出土了诸多的精美文物，集中反映了辽代的文化及审美面貌。
结语
璎珞原就是古代南亚次大陆盛行的装饰品，随后流传于西亚和中亚地区，随着佛教传入中原。这种装饰体现了身份与地位，是各国贵族争相佩戴的首饰。而契丹贵族也深受影响，制作了多于历代的璎珞制品，用来彰显富贵。因此，中西的频繁交流也为璎珞这一图样的盛行提供了客观环境。可以说，这件出土自北京密云冶仙塔的辽代绿釉璎珞纹净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宗教、文化艺术价值，是难得的辽代艺术珍品。
参考文献：
[1]张春明。基于形状文法的明代璎珞纹样再生设计与应用[J].毛纺科技，2022,50（07）:78-86.DOI:10.19333/j.mfkj.20220302909.
[2]程艺鹏。浅谈璎珞纹在明青花瓷上的运用方式及其美学意义[J].陶瓷研究，2019,34（05）:113-115.DOI:10.16649/j.cnki.36-1136/tq.2019.05.032.
[3]丁炳赫。小议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J].文物天地，2023（02）: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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