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白银帝国的架构
西班牙帝国是以封建财政为基础。欧洲封建早期的贵族集团是由一个大字不识的大老粗组成崇尚的是武力。
武力固然是权力的基础，自己不识文字连账目都看不懂，又以文职官员为主体的官僚团队主持行政，对自己治下的土地、人口、各种自然资源不甚了解，只能把息从们召集在一起，宣布把东边的地给张三，把西面的给李四。
大家只要保证对他效忠有急事时帮忙，平时进贡。大体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中自治。君主当然也给自己留下许多地产来经营，并对于治下零零星星的集市贸易征税。
要而言之封建君主对治下的资源控制非常粗疏 颇像是在中世纪落后的休耕制度中种地许多潜在的资源只能荒置了。
当君主面临大规模的战争时，自然要向自己的封臣求助。但是，封臣们和君主也都属于大老粗，对手下领地中的资源同样不甚了了，这样调集的资源往往难解燃眉之急。
于是，君主就不得不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向商业城市中的大财团借钱。这些大财团是职业的生意人，精明得很。他们看到君主长年累月地揭不开锅，怎么会相信君主有朝一日突然又有钱还债呢?
所以，说服这些财团借给君主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就渐渐衍生出了包税制度(taxingfarming)。这种制度，是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和商业秩序的结合。
在这种制度下，君主向商人借钱，商人并不指望君主如数偿还，而是要君拿自己的部分主权作抵押。
比如，有些君主借钱的代价，是把购买自己领地中的某些产品的垄断权力交给债主，或者赋予债主在自己的辖区内经商免税等特权，甚至还可以把未来几年自己领地中的收税一次性地卖给商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是一笔好交易。首先，君主等着打仗，急需钱用，等自己未来几年的税收是等不及的。另外，良好的税收制度需要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大量的经济社会信息，否则根本不知道税源在哪里。
到了中世纪盛期，社会经济的变动非常大。那些大老粗的君主贵族们，对这些变化则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他们就利用君主等着钱用、并低估了自己领地内资源的机会，通过借给君主一大笔钱，把君主对于自己辖地内的某些主权(如税收、贸易等等)依据买下来，并运用这些主权建立一套自己的税收和贸易制度，把收上来的钱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君主因贪图眼前之利而丧失了对自己未来的财政资源的控制，更要依赖向商人的借贷。商人则进一步要君主让出更多的主权作为抵押。久而久之，君主的权力就空洞化了。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形成的轨迹和中国非常不同。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如税收等，大量包给民间的商业集团。
到了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逐渐把包税人发展出来的一系列财政体系吸收到了国家机构中，最终摆脱了包税人的影响，转型为现代国家。
但是，另外一些国家，则没有完成这种转型，让包税人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把国家职能私有化，阻碍了现代国家的生成。西班牙就是后者中的一例。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曾经特别论及西班牙的牧羊行会(Mesta)在王室财政和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王室赋予Mesta特权，每年按季节驱赶他们的羊群由北向南跨越西班牙内陆，然后再回到北方。羊群一路走一路吃，养肥了自己，沿途的庄稼则被践踏。
在地广人稀的生态环境中，这种生产方式相当有效率。但是，当人口的增长提高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后，牧羊行会的权利就妨碍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既然羊群可以肆意践踏农地，农民就无动力改进耕作。
为什么西班牙长期以来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畜牧业?按照诺斯的分析：牧羊行会的特权其实就是一种包税制度的产物。牧羊行会每年给王室上缴一大笔贡金，由此获得了跨越整个王国的游牧权利。
要改变这种制度、保证农民的耕种权，当然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这却未必符合王室的利益。
一套立足于农业的有效税收财政体系的成本非常大。至少在短期内，把这些成本从税收总额中扣除，王室的实际获益恐怕比不上从牧羊行会获得的稳定贡金。王室自然没有改革的欲望。
王室给牧羊行会的优遇，和西班牙的传统经济结构以及卡斯蒂利亚王国在“再征服”的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结构有重要的关系。
中世纪毛纺业的中心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以布鲁日为中心的“低地国家”,一是北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西班牙北境北岸是伊比利亚半岛和布列塔尼半岛之间的比斯开湾。从比斯开湾北上穿过英吉利海峡，就到达了布鲁日。这为把西班牙的羊毛运送到欧洲毛纺业中心提供了方便的航路。
唯一能与这一羊毛出口竞争的就是英格兰羊毛。西班牙的“再征服”,是个由北向南的过程，充当前锋的又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再征服”很快就为牧羊者打开了中南部广阔的游牧区，使之能够随着季节逐水草而移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而对羊毛贸易的垄断权力，又交给了布格斯(Burgos)的商业集团。布格斯地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北端，是这一王国崛起时代的首都。
这里的商业集团从一开始就和卡斯蒂利亚的政治与宗教权威结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盟，并且借靠近北部的比斯开湾之利，和活动于大西洋贸易的外来商业集团有着广泛的联系，得以疏通出口贸易。
随着“再征服”的南进，这一集团也就控制了从北部比斯
开湾一直伸展到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区的羊毛生产和贸易，并且阻断了本土毛纺业要求限制羊毛出口和毛纺织品进口的诉求，使原材料出口压倒本土工业的发展而占据优先地位。
十五世纪末期的摇钱树
到十五世纪末期，布格斯集团就成了王室的一棵方便的摇钱树，每年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再征服”使卡斯蒂利亚王国最终南下定都于安达卢西亚西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a)。塞维利亚为一个港口城市，经五十英里的河道就到达位于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出口海域加的斯(Cadiz)湾。
要知道，中世纪的欧洲有两大经济中心，一个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一是低地国家的城市群。
十五世纪，这两大中心终于可以通过航运来沟通，必经加的斯湾扼守的航路，塞维利亚自然也成为五方杂处之地。除了西班牙的商人外，低地国家、莱茵地区、法国南部乃至意大利的商人都群居于此。
其中热那亚商人最为突出。他们不仅拥有巨大的资金、掌握着先进的航海技术，还领先于非洲贸易，勇于远洋探险。为卡斯蒂利亚王室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来自于热那亚，也不是偶然。
按照中世纪的商业惯行，这些商人按照自己所来自的
地区聚居于塞维利亚，形成类似租借地式的“族团”(Nation)。这些族团中往往有自己的管理、仲裁、治安机构，并且通过与当地政府的集体讨价还价获得族团的商业权利。
塞维利亚由此成为西班牙国际贸易的核心。从美洲的发现到开发，西班牙王室依靠
的是这一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哥伦布发现美洲虽然是靠卡斯蒂利亚王室的支持，但当时王室因为刚刚完成“再征服”,在财政上已经筋疲力竭。
西班牙王室认为自己是美洲的发现者。美洲的主要殖民地，特别是银矿所在的那些殖民地，都在帝国的控制之下。
在美洲相关的港口设施、集市贸易中心，也都由帝国主持。所以，西班牙帝国为美洲贸易建立一套“中心市场”体系，也就顺理成章了。具体的办法是：把濒临大西洋与地中海接合处的塞尔维亚作为“中心市场”。
欧洲所有从事美洲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先到这里报到，然后再驶向美洲的港口。从美洲驶返欧洲的商船，则必须先进塞尔维亚的港口，然后才可以转运到欧洲的其他港口。后来因地理的便利，这一中心市场从塞尔维亚转移到加的斯，但其垄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一五○三年，在哥伦布往返加勒比的几次航行之后，王室看到了美洲的潜力，建立了垄断性的“贸易会馆”(CasadeContratación)。这一会馆制度的起源大概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北非海岸建立的“贸易据点”(Fondaco)。
“贸易会馆”的目标是通过本土的大商业集团建立对美洲贸易的垄断。
会馆对于所有进入西班牙的货物要抽百分之二十的关税，有些关税甚至超出百分之四十，只有在萧条时节为了吸引贸易才减低关税。
会馆还为所有参与美洲贸易的西班牙船只提供秘密海图，开办自己的航海学校，甚至一度还提供贸易的司法仲裁，好像是政府的贸易部，可谓一手遮天。不过，随着美洲开发的急剧扩展，会馆越来越难以独撑局面，亟待更多私人资本投入。
于是，会馆逐渐退居为管理部门，直接投入贸易的塞维利亚商人集团组织起来，于一五二二年向政府提出建立由海军武装护送的商业船队，以避免海盗之祸。一五六一年，这一船队终于成行。
接着，他们又和会馆合作，组织商业船队按照预定的日程在塞尔维亚和洲之间往返，并对运往美洲的货物抽税。到了一五七三年，西班牙王室为了对付荷兰地区的反叛而耗尽资财，塞维利亚商业行会就渐渐演变成美洲贸易的包税商，通过对政府提供及时的财政支持而承揽了税务责任。
这种包税商对政府贸易管理部门的接管是全方位的。
从负责商船登记的书记员，到率领商船远航的船长等的，都成为被购买的职位。
这些职务虽然名义上要从政府领薪水，但是薪金远不够支付这些职务的“成本”（包括购买职务的开销）。于是，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私利也就形成了制度化的腐败。
结语
表面上看，在这种垄断之下建立起来的大西洋白银体系都牢牢掌握在西班牙王室的手上。王室甚至限制外国的商业集团卷入美洲贸易，把垄断权都交给了西班牙的商业行会。
但是，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政策，却带来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外国商人迅速主宰了美洲贸易。美洲的白银大量泄漏给西班牙的竞争对手，特别是英格兰、荷兰和法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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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薛涌.白银帝国:破碎的秩序[J].书城,2010(10):18-27.
[3] 李红霞. 浅析罗马帝国初期西班牙的城市化运动[C]//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都市文化研究（第14辑）——城市精神：一种生态世界观.上海三聨書店,2016:16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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