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昆明主城五区陆续披露了申报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的计划，其中，普自村二期、昭宗片区两个项目落实了借款，还有多个项目已发布了招标计划，征迁与回迁房建设有望近期启动。可见，专项借款解决了关键的资金来源问题，昆明新一轮的城改又将烽烟再起。
根据公开信息，截止目前，新一轮城改的项目达32个，明确列入和有可能涉及到改造的城中村已达50多个。
值得注意的是，昆明各区披露的专项借款城改都是以项目来称呼，其中有些项目就包含了多个城中村，如昭宗片区明确有4个城中村，巫家坝片区则有可能囊括10多个村子；其次申报专项借款是分批次的，比如盘龙区计划申报15个城改专项借款项目就分为两个批次，而没有明确申报计划的区，以后列入申报计划的项目还有可能增多；最重要的是，目前除了普自村二期和昭宗片区的借款落地，还没有其他申报借款成功的项目，也就是说，申报了也不一定能获得借款。退一万步，即便借款解决了前端的拆迁，盖好了又卖给谁呢？
放眼昆明楼市，最多时100余个烂尾项目，其中超80%都是城中村改造。有人不解，楼市如此不景气的当下，为何还一定更要开启成本，本就高昂的城中村改造呢？是嫌昆明的烂尾楼还不够多？
可以这样理解，当前世界上，大都市的贫民窟是城市化发展的伴生品。城市有多发达，贫民窟就有多大。不是那些贫民不想离开贫民窟，而是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分配机制必然要求他们在贫民窟。这是所有世界上大都市的固有顽疾。
城中村的改造，无论是拆了重建还是进行修补，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那些住在城中村（实质上就是大城市的贫民窟）的人（除了房东）失去了居住地。这就意味着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底层人员必须要找到相应的房子进行租住，根据供求关系，势必造成该城市房租价格的上涨，势必造成这个城市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成本和中低端服务业成本的上升，会造成这个城市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企业的成本上升，从而造成这些企业的破产，最终造成这些中低层人员的大量失业。
而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破产倒闭会最终造成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失去支撑。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外移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这些大都市产业空心化进一步严重。由于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外移，导致资本离开这些中心城市，产业空心化会进一步严重，没有了这些产业的支撑，房价就会彻底失去上涨的动力。
城中村改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改造的资金从哪里来？未来改造之后的房子由谁来管？由于城中村的租住人员都是底层人员，这些的收入不高而且还经常面临着收入不连续的困境。很可能这些房子建好了，管理企业由于无利可图，收租成本过高，没有企业肯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由于企业对于这些城中村改造不看好，导致前期资金筹措困难的现象。
更为主要的是，与社会主流的发展趋势相违背。由于互联网的大发展，商业活动的数据集中而人员居住的分散同时发生。在大城市的CBD地区，甲级写字间的空置率呈现上升趋势。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写字间的空置率达到20%。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趋势会进一步上升。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未来人们居住地会从集中到分散。大型城市，尤其是超级大都市为代表的集中居住方式，向更好的居住体验，更加人性化的分散性居住转变。人们的工作模式会逐渐依靠互联网，而生活模式逐渐开始分散。大都市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城中村改造可能就是改一个寂寞。随着城中村改造，那些房东们拿到钱，离开大都市，房客们被迫离开大都市，到三四线城市发展。
城中村改造，可能是中央为了“稳”楼市，“稳”经济不得不推出的权宜之计。想着通过城中村改造，提供大量的就业，提供大量的需求，来稳住经济下滑的趋势。然而，这样的手段却明显文不对题，中国当前面临着的问题是，传统的需求和传统的业务萎缩，而新的就业、新的供给却没有形成。要想“稳”经济，首先要稳“就业”，要稳就业，就要首先稳定新增就业，要稳定新增就业，就要提供新增产业，而要提供新增产业，就要提供新行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会在新世纪成为主流的行业，科学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会成为就业的主流，国家应该顺应这种趋势，在科技基础建设上下大功夫，在提供新的科技创新和科学基础研究岗位上下大功夫。
当然，也有专家这样说，广东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城中村改造，一方面是修复内需和消费潜力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和释放内需的必然选择。对于房地产来说，城中村改造能够构建先租后买的消费新格局新模式，也能够逐步让新市民年轻人外来人口升级自己的住房消费，从而为商品房市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但是，比如咱大昆明，如果不明确如何吸引外来人口，不明确如何提高居民收入，缘何来说“升级”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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