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母九子”花钱看辽代生育文化
笔者近日收获一枚罕见版“一母九子”辽代花钱。
辽代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辽代崇拜中原文化，宋辽时期，生育文化和求子文化兴盛，一母生九子题材的辽代花钱，常见直径56mm左右，其中一面为：十二生肖，另一面：九子母坐于龙虎椅之上位，东西位各排列三子、下位三子。
宋辽时期，对张仙、注生娘娘、妈祖、金花夫人送子崇拜，形式丰富多彩，所以九子母题材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尤为普遍，一母九子花钱的常见版较多。笔者的这枚花钱尺寸较常见的小，十二生肖的排列基本一样，但是正面排列和常见的不同，上下各三子，西方二子，九子母怀抱一子位于东方。而且在图案的空隙处有草的纹饰，彰显了草原文化特色，笔者经查资料此版为仅见品。辽代铸钱距今千年历史，花钱是辽代铸钱大系中的一个重要支系。辽代的制钱一般都不精良，笔意粗拙，整体风格古朴憨实。但这一枚“一母九子”花钱设计精妙，铜质优良，存世量也极为稀少。因此其文化研究价值极高。
一母九子的母，传说是能多生子，且保佑生子家族的女神，《荆梦岁时记》载：“四月八日， 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九子母的来历，一说是出自屈原《天问》中的一问：“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丁晏《天问笺》云：“女歧、或称歧母，或称九子母。”九子母在古代被认为是二十八宿中的女宿，九子为尾宿，《史记·天官书》云：“尾为九子。”正与《天问》相合。
另一说则与异域流传的鬼子母神话有关，赵邦彦的《九子母考》中考证说：“西汉学者，不言女歧之为九子母；东晋以后，凡言九子母者，无一而不为佛教之鬼子母。”鬼子母，又名“诃梨帝母”“诃利帝母”，为梵文Hariti的音译，又意译为“暴恶母”“欢喜母”等，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一位牧牛女因为在庆祝独觉佛出世的庆典上跳舞而滑胎，便发誓“欲来世生王舍城中，尽食人子”，后来她投胎为王舍城娑多药叉长女，生了五百儿，可是她还是“恃其豪强，日日食王舍城男女”，于是佛教化之，授五诫，“汝于我法中勤心拥护伽蓝及僧尼，鬼女及儿皆欢喜”，鬼子母皈依佛门，成为孩子和生育的保护神，至今印度一些地区，还有拜鬼子母求子的习俗。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流传，出现了《佛说鬼子母经》的译本。
由于名称和含义上的接近，九子母和鬼子母后来逐渐混淆融合。其实，九子母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女仙，鬼子母是佛教在我国流传后出现的，他们不是一回事，鬼子母是外来宗教带入的，不能混为一谈。
辽代实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要随季节的变换在各个草场之间来回移动，这就使契丹人没有固定的生活居所，要临时居住在毡帐之中，便于拆迁移动。这类似于今天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由于地处纬度高，气温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多药材难以生长。这就使得辽朝的医疗条件难以实现突破，从而孕龄女性死亡率较高，婴幼儿的死亡率也很高，从整体上降低了的生育率。所以辽代在精神上生育崇拜，鼓励多生多育是辽国的国策。
言归正传，笔者的这一枚“一母九子”应该是辽代皇家用来描述吉祥尊贵，子孙昌盛，多子多福，吉祥尊贵的期盼和理念。辽代的契丹人的生育崇拜，可以说已经到了图腾崇拜的地步。
此钱存世稀罕，是一枚珍藏品。仔细比较上述两版同样题材的“一母九子”花钱，其尺寸，重量和图案细节上都存在较大区别。此钱熟坑传世，来源于东北地区。其薄锈浓浆，紧实而自然，已生成一层坚实的皮壳。没有把玩流通磨损痕迹，钱币为青铜质地，铜色老旧。从币面、币背整体上审视，观其锈色包浆，一派自然天成之相。将钱币正反面对光倾斜审视，比起以前所见的同类钱币来，此藏品的包浆更为深厚。其次，在锈浆实而可靠的基础上，察其铸体。可见此钱铸体规整，方正圆矩，地章平整，穿轮干净。其币文纹饰缘廓深竣，线条清晰。其铸相上佳，铸体厚重有加。其穿廓公正肥粗，遒劲之感跃然入目。只有经过千年以上的日月演绎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幻，是一枚不可多得的传世珍品。
这枚“一母九子背十二生肖”花钱，已经致臻高分评级。
一母九子是大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俗吉语。通过九这个最大的贵数，以表达子孙繁盛，多子多福，吉祥尊贵的企盼和理念。
这枚花钱整体的风格粗犷古朴，钱体厚大，存世量也极为稀少，其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及经济价值也非其他民俗钱所能比拟的。
2024年元月 写于浙江.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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