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楷、行、草三种字体密不可分、层层递进，练好了楷书再去写行、草。在普罗大众看来，“楷书”是一切字体的根基，也是最适合入门的字体。我们小时候学写字时，老师、父母叮嘱要“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书写技巧掌握得不错以后，再去写行书、草书，会显得得心应手且“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当今书坛不少人轻视楷书，甚至有“三流书家写楷，一流书家写狂草”的说法。大型书法展最终的获奖作品，也很少有楷书。
其实，不少所谓的书法“大师”，他们极力主张“个性”“创新”，于是书写狂草，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掩盖基本功不扎实的事实。他们缺乏足够的临帖经验和扎实的功底，只能选择草书这种欣赏门槛较高的字体“糊弄”观众。
纵观书法史，那些一流名家“五体皆通”，从不认为楷书“低级”。苏轼曾说：“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草如行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苏轼认为，楷书好比是站立，行书、草书是快走和奔跑，没有人能在学不会站立的情况下，完成走、跑动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苏轼被一件作品“震撼”到了，它就是“草圣”张旭的《郎官石柱记》。
作为草书界成就最高的书法家，很多人对张旭有刻板印象，认为他“只会草书”，殊不知他的楷书更见水平，苏轼称赞：“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曾巩也评价：“而《郎官石记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如动容周旋中礼，非强为者。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
张旭楷书取法于魏晋诸家，并从北碑楷书中汲取用笔技巧，能看出其书法的真实水平。《郎官石柱记》由陈九言撰文、张旭书丹，镌刻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发现于陕西西安，字字精谨自然。
《郎官石柱记》主要取法于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四人。起笔藏锋，落笔后衄挫动作明显，行笔以中锋为主，笔画饱满有力，粗细对比明显，勾挑含蓄自然。起笔、收笔沉着、提按顿挫明显。将此作与钟繇《宣示表》、王羲之《乐毅论》、虞世南《演连珠》等对比，能发现诸多相似之处。
比如结字之宽绰舒展，得之于钟繇，体圆意润、中和流美的转折、勾挑，则受虞世南影响。结构高低错落、欹正险绝，则是受欧阳询影响，而笔画的提顿、方笔，则蕴含几分魏碑风采。
《郎官石柱记》笔画、结字、章法均无可挑剔，笔笔有来处，字字见真章，是我们学习楷书的上佳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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