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司马懿，魏武帝曹魏时期的杰出谋士和将领，他的洛水之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诚誓言之一。然而，有关这一誓言后果的解读，引发了对道德和伦理深刻的思考。
司马懿的洛水之誓，是他对魏武帝曹魏的忠诚表白，誓言终身为国家、为家族付出。然而，这样的誓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道德困境和伦理抉择？
一、刘秀指洛水发誓，信守诺言之后声名远扬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实行的改革激起民变。绿林军成为反抗王莽的主力。公元25年，刘秀联合其他反王莽力量，击败王莽，灭新朝，西汉光复。刘秀在诸侯拥戴下继位为帝，建国东汉，是为汉光武帝。
光武帝上台后，面临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的艰巨任务。各地藩王和割据势力盘踞一方，刘秀联合铜马军和其他反王莽余部展开收复天下的行动。公元25年秋，他亲率20万大军进攻洛阳，对抗大汉之土上的最大障碍——10万大军的朱鲔。
朱鲔原本侍奉汉朝宗室刘玄，后来刘玄被杀，他才转而侍奉王莽。此人武艺高强，为人刚毅果决。光武帝对他爱才，数次派使者慰问，想拉拢他为援。但朱鲔揪住刘秀年幼时跟从兄长刘玄举兵造反的仇怨，态度强硬，拒不投降。
两军对峙一个月后，刘秀决定退让，向朱鲔承诺，只要他投降，自己一定宽大处理，不仅不加害，而且保留他的原有封位。为了取得朱鲔的信任，刘秀最终在洛水边指天发誓，只要朱鲔交出武器，自己绝不食言。
面对国君亲自发誓，朱鲔信服了刘秀的诚意。他带领洛阳城10万大军，向刘秀军打开城门，完成投降。刘秀也恪守诺言，没有加害朱鲔和他部下，还真的封他为扶沟侯，他的手下也没有受到惩处，只是抽调一部分有意愿的士卒编入刘秀大军。这样的做法既赢得人心，也为刘秀下一步行动提供更多助力。
这样一幕在古代尚武的年代绝对属于罕见。光武帝信守诺言的仁德与作为，赢得朝野和百姓的拥戴与信任。“汉光武帝”的美名因此而来，对刘秀完成统一大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洛水之誓。
二、司马懿弑君篡位，违背洛水誓言令人唾弃
时过224年，公元249年。司马懿此时已任司马公、领枢密，掌握实权多年，但他的几个党羽被曹爽打压，而风头正盛的曹爽则要求他交出军权，并迁他至郊外的华林苑。70岁高龄的司马懿感到十分愤怒和不甘。
1月8日，曹爽与朝中官员前去高平陵祭祀魏明帝。司马懿趁机率军攻入洛阳，控制皇宫，发布诏书逼迫曹爽让位，意图完全控制朝政。但他的行动即便打着皇太后之名，也难以在道义上站得住脚。于是魏帝曹芳在外头集结力量抵抗，司马懿实际上是强行“坐庄”且毫无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可言。
面对曹爽手握重兵的威胁，年迈体弱的司马懿也不免心生惧怯。这个原本受人爱戴的老臣，也在权力和恐惧心理的共同作用下露出狼子野性。他派出心腹前去劝降曹爽，许诺“只要你交出兵权，爵位财富都可保全”，并在洛水边对天发誓。
然而这一次的誓言无疑比刘秀年代更加空洞和虚伪。曹爽方面完全不知，面前的老人已然狼子野心毕现。他指望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德和诚信的底线，选择了投降。
哪知司马懿立刻撕毁誓言，将曹爽全家老少悉数杀害。接连着又有王凌等朝中重臣被他设置陷阱，辞退交出兵权后同样被诛杀。这样的背信弃义之举令军中将士和朝野群臣极为愤怒，司马懿的处心积虑也暴露无遗。
但他为了权力已然丧心病狂。甚至在名义上的君主曹芳还在世时，司马懿就屡次明里暗里逼迫年轻的傀儡皇帝曹奂(曹髦)禅让帝位。
在遭到后者一次次强烈反抗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更是直接在台城门当街杀害了这位可怜的皇帝。
司马懿周旋权术，残害君臣的行为毫无人性底线。浑然不觉自己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奸贼，其所作所为彻底动摇文化根基中的道德准则。
三、曹爽为何选择相信一个70岁的老人
曹爽面对洛水誓言，为何还是选择相信司马懿的承诺呢？其实，在高平陵之变以前，司马懿在朝中和民间都有极高的声望。他的家世显赫，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司马防是曹操的心腹大将。而他本人跟随魏国两代君主，立下汗马功劳，深受恩宠。
特别是司马懿平定最大威胁孙权的南征北战中，掌控军政大权，也让其声望达到巅峰。他经历三朝，辅佐两位年轻的君主成长，忠心耿耿，深受敬仰。
之前10多年，他还因被当权派的年轻权臣曹爽打压，而遭到贬斥，远离权力中心。看似温和儒雅的他，一直表现谦逊低调。
即使在发动政变那一刻，司马懿的党羽也打出“清君侧，匡扶社稷”的旗帜。试图在群臣和百姓心中树立忠良救国的正义形象。
所以，当他如古代圣人一般指着洛水发誓时，曹爽自然选择了信任。甚至朝堂上许多重臣也认为司马懿不会做出违背道义的事。
然而司马懿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彻底的背信弃义。他不但背叛人民和朝野的信任，甚至是亵渎洛水河神。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在中国社会的道德魂上狠狠敲下惊雷，引发不可逆的崩塌。
四、司马氏集团兴风作浪，中国历史无法回头
司马懿的政变虽然初衷或许是夺权后上书明帝，实现他心中理想中的朝政。但权力的扩张往往像滚雪球，不断累积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恶果。
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接力执政后，更是肆无忌惮。他们联手威胁控制年轻的晋惠帝，并把持朝政大权。司马昭还在太安二年当众弑君，杀害傀儡皇帝曹奂。
此时的司马氏兄弟已然权倾朝野，野心膨胀。这样背信弃义，行径骇人听闻的司马氏集团直接引爆的嘉平之乱。以毌丘俭和文钦为首的一干重臣纷纷举兵反抗司马氏的暴政，却也都以失败告终。
三国时期鼎足而立的魏国，最终在司马炎的登基大典上划上句号。西晋正式完全落入这个以兵变起家的世家集团手中。尽管司马懿的初衷也许不在夺权，但他开创的先例成为推动司马氏膨胀野心的导火索。
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历史的天平就彻底被这个奸诈权谋世家的所作所为打破了平衡。它向兵权势力的方向急速倾斜，皇权神圣性和人伦道德遭到践踏。君主正统与天命观念更是变得无比脆弱。
这股否定传统价值，动摇文化根基的浪潮不仅席卷三国鼎立的年代。也在南北朝的纷争中不断加剧和蔓延。直至隋唐中兴。甚至在之后王朝的更替过程中，有志篡位者以兵变夺权、弑君称帝的事例比比皆是。
可以说，司马懿开启的这场“系统性道德坍塌”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向衰落深渊沉沦的历史常态。正如后人所说，“自司马氏篡魏以来，人不守信、神不守灵”。
五、结语:道德正义需建立在内在品质的基础上
司马懿的洛水之誓，无疑成为中国历史上公信力崩塌的一大分水岭。它开辟了一个君王不再神圣，人君可以被杀害的先例。也让后世的权臣更加敢于诛杀异己和主子。
但在痛批一个老奸臣的同时，我们也应反思作为臣子和百姓自己的角色定位。正如司马懿的奸诈所暴露的那样，道德信用本不应仅仅建立在形式上的宣誓和承诺之上。
君主需要荣格自重，发扬仁政来赢得民心。同时也应警惕权臣建立私党，防微杜渐。臣子更需要时刻检视内心，防范权力的扩张和腐蚀人性。只有这些品质作为内在品格的支撑，外在的承诺和信用才能真正成立。使命和操守不应被任何外在压力战胜。这也许正是中国历史教训的本质。
洛水之神如果有灵，想必也早已对人间之事失望透顶。但我们作为世人，又岂能让道德正义就此一蹶不振？任由历史的车轮无情碾压？祈盼中华儿女抛弃司马懿的遗毒，重建文明道义，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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