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考古学作为出土资料的提供者，为东周社会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在社会形态研究范式之下，考古出土的东周时期的金属生产工具、武器，在社会形态研究中被作为生产力标志进行解读，成为一类重要的证据。
而在研究范式转型之后，出土文献更是极大地补充了传世文献中对部分社会制度设计与运作细节介绍的缺失，其中所包含的法律条文、户籍账册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认知。
对其进行的释读与梳理催生了大量东周社会研究的课题和成果，也使得东周社会研究不再过度受限于传世文献，能够深入较为细微的时空范围中，部分摆脱了被动式的总体概括性论述。
出土文献中的其他内容，也对东周社会研究有所推动，如出土的日书作为民间日常行为的时令规范与禁忌手册，提供了东周基层社会信仰的绝佳样本。
秦简中的各类文书，为研究东周下层社会中的行政控制与社会分层贡献了诸多案例；不同篇幅的铜器铭文，或验证了“物勒工名”的制度，或为东周社会思想提供了不同于传世文献的独特文本。
帛画与遣册，为丧葬行为和丧葬思想提供了重要考察视角。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研究范式之下，基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在方法上往往与基于传世文献的研究相同。
侧重于文字释读及其与传世文献的相互验证，几乎不关注其考古发现时的情景，对考古发现的金属工具与武器资料的使用也被大幅剥离了出土情境。
考古学在此类研究中，不过是出土物一个可被大幅忽略的标签。这种情况与特定时期对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所能发挥作用的认知是相符合的。
作为以物质遗存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除了以地层学、类型学及其他方法为考古出土物提供时空标尺之外。
以物质遗存本身、考古遗存出土情境为对象的考古学分析也可以较为独立地进行东周社会研究，并产出的研究范式中，考古学所能独立进行的东周社会研究就更加多样化了。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同特征和共存关系的物质遗存的总称，而将一定的遗存组合与特定人群相对应，则是考古学得以研究社会的基本假设前提。
借助对遗存与遗存的组合，亦即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分期，就可以推测不同人群之间的时空关系，从而还原一定的社会历史面貌。
如对东周考古时期部分墓地的研究中，就能以此讨论不同族群相互融合的情况。对同一墓地中不同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多寡、形制的差异进行的分析，则可以部分复原社会分层与组织形式。
对遗存与遗存组合的分析，可以将着眼点集中于随葬品组合与墓葬形制等考古学文化因素之上；不同墓地在考古学文化因素上的互现，同一墓地或墓葬中不同考古学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既是广义上文化交流的体现，也可能是不同政治实体、不同社会阶层互动的结果。
在东周考古中，对不同封国王侯墓葬所进行的此类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还可以用来判断这些封国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政治关系与政治史进行考察。
若将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单位进行更为细微的限定，如将青铜器视为各类纹饰、造型特点、铸造技术等各类文化因素的组合，结合前期构建起来的各文化因素年代发展序列，可以发现在商周时期社会上就已出现“复古”的行为和思想。
即便不借助考古学文化概念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考古遗存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分布与相互关系也能为进行一定的社会研究提供帮助。
在社会形态研究范式中，考古学对于东周社会的独立性研究成果，往往只能是对照具体标签性指标进行的综合性资料整理。
东周社会研究中考古学使用的障碍和出路
一味地批评文献史学在对东周社会的研究中较少使用考古学的相应研究成果，显然并不合适。由于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文献史学研究者想要较为顺利地使用考古材料、理解考古学研究成果，实际上面临着诸多障碍，而这些障碍又与考古学的学科特性密切相关。
在考古学中，遗物和遗迹的排列与研究是以形态与结构比较为基础的，但这些形态描述和结构分析要顺利进行，又需要以若干理论性假设作为预设前提，而这些假设往往有着近似于默证的色彩。
将指称物质遗存组合的考古学文化与特定人群相互对应的研究方法即属此类。而作为考古学判定相对时间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类型学也是以器物形态变化朝特定方向稳步进行这一假设作为前提才能运用和操作的。
若忽视这些假设前提，则往往无从理解考古学的研究逻辑。若研究者因无法理解而对考古学整个学科加以排斥，则其使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就无从谈起了。
考古学的术语体系本就具有特殊性，“这套术语如此晦涩拗口，以致当考古学家们津津乐道地运用它们互相交流思想时，旁听者则如坠五里雾中”。
而随着资料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又不断地从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概念和术语，同时一些原有的概念和术语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
组合的考古学文化作为最基本的术语就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些内涵被重新界定，一些名称被废弃不用，还有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在不断被识别出来并获得命名。
对考古材料的解读需要运用各类其他材料如民族学资料、历史学资料、社会学资料等进行类比，这些类比是新的假设前提和术语体系能不断进入考古学的基本方式。
若未曾对考古学的研究进展有持续性关注，单单是不断变化的术语体系就会给研究者造成巨大的使用障碍。
还有一些考古学研究成果，原本就是运用历史文献对考古材料进行解读而分析得出的，若忽视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直接使用，则该成果或被视为对文献的一般性补充。
或被视为对特定文献的具体验证，从而形成对历史文献的循环论证，这使得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相互验证的效果大打折扣。
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能够被保存下来，再被考古活动发现，都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考古学的这种局限性使得考古学研究者在进行推论时不得不更为谨慎。
在一些历史学研究者看来，甚至是不下定论。这种表述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他学科研究者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顺利使用。
要在东周社会研究中更好地使用考古材料，意味着不但要继续使用经由考古出土所获得的简帛文书等出土文献，要对出土文献的考古学情景加以关注，更要对考古材料的范围加以扩展，将考古学对东周社会的研究成果一并计入。
要消解或减轻使用考古学研究成果中的障碍和困难。但是，虽然需要部分历史研究者能够对考古学的术语体系、推理逻辑和学科特性多加熟悉。
若要求所有的历史研究者都能转型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者，这显然并不现实；一厢情愿地指望其他历史类学科的理解，也并非考古学普及和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
在东周社会研究中，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曾经得到较为有效的使用，其与文献史学在社会形态框架的指导，或共同对一些社会制度进行协同研究，共同对东周社会形态的判定与转变进行验证。
社会形态的判定、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上层建筑中社会阶级的划分、官僚制度、社会流动性、社会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等，共同构成了梯次层级、相互衔接的研究体系。
在此体系下，不同材料和学科之间相互配合，并得以互现验证。文献史学与考古学在解释性术语体系上的共享，是学科良好分工与配合的最根本性基础。
但是，随着社会形态相关研究热度的逐步降低，东周社会研究中考古材料使用的这种情形已经逐渐消失。
东周时期的文献相对商周时期与新石器时代已属丰富，但相对于更为晚近的历史时期，其数量依旧显得十分匮乏。
随着对文献的发掘与梳理，对东周社会的研究出现了两个倾向：一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思维框架，寻求从以往不为研究者重视的角度对既有文献进行再梳理。
二是在整理新出土文献时，往往通过将研究视角限定在一个更小的时空范围内，以小区域社会历史案例为基础，来探求东周社会的不同面相，这颇类似于近代史研究中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转向。
在考古学对于东周社会的研究中，对诸社会制度的研究与前一种倾向相近；在基于诸多遗址个案的研究中，则与后一种倾向较为类似。
在东周社会研究中，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出现了趋同的现象，但这种趋同并不意味着二者处于同一社会解释框架之下。
在新范式之下，由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各自使用了庞杂的研究视角，不仅在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在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之间，都没有实现术语体系共享。
结语
在东周社会研究中，在不同范式之下，考古学都可以作为单纯的原始材料提供者，以从属性地位参与研究。
运用考古材料独立进行的相关研究则随着研究范式的变化，数量与类型在不断增多。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一直存在的隔阂，也随着考古学独立研究的增加，有逐渐强化的趋向。
加强对考古学术语体系与逻辑推演模式的了解，固然有助于消除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的隔阂，却并非唯一途径，也不可能由此大幅促进两个学科之间的互动，实现相互的校验。
通过对东周社会研究范式转变中考古学角色的回顾，可以发现，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在社会形态研究范式下，由于共享一套解释性话语体系，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尚属良好。
参考文献
1.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2.易建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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