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昨天晚上好像做噩梦了。想起来了，睡前看了个帖子，网友轮番回忆小时候从父母那里经受的“被抛弃的恐惧”。五花八门，又大同小异。比如有人说：“记得在小时候，我妈生气的时候疯狂把我往门外退，我大哭抓住大门死死不放，哭得声嘶力竭。”还有人说，这是中国小孩的标配。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我不该故作诧异。看到这些发言，我首先回忆了一下自己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当然没有赶出家门这种操作，我们这代家长跟上一代相比，也极少会体罚孩子了。在集体意识中，体罚已经变得不合法，这应该是一种进步。但表象的变化，不足以让我们感到安心。
我小时候，我妈吓唬我们的惯用话术是，“再不听话我就下关外了”。关外就是东北，我们那儿历史上有闯关东的传统。小孩自然不懂关外什么意思，只知道那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不过我可能没有由此感到被抛弃的恐惧，至少记忆中没有，只记得甩出这句话时我妈通常是无奈的表情。但小时候的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已经无从考证，因为我们会不断修订自己的记忆，没准那种恐惧已经沉到潜意识里了。
中国家长，或者说，至少是上一辈的家长，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假设中的抛弃来对付孩子呢？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因为无力管教而抛弃孩子不仅是违背道德、触犯法律，而且是承认自身的无能。拿这些威胁孩子，究竟有哪些精神含义？
最基础的一点，是对公共世界的蛮荒想象。我打你骂你，但怎么都会管你吃管你住，你到外边去只会饿死街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似乎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外边有一个温暖有序的公共世界，可以为每个生命拖底。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极度有限，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在有意利用这种社会现实，对孩子进行心智灌输。
如果外部世界不是足够冰冷残酷，孩子怎会心甘情愿接受粗暴的教育方式？同样，在棍棒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如果看到的世界依然是冰冷残酷的，那么他只会反过来认同当年的棍棒。
于是我们发现，个体、家庭与社会，并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假如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我并不关心社会，我只负责安心过我的小日子，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想象中的家庭和自我究竟是什么样子。
可能许多中国家长的心智模型里，都有一个小小的秦始皇，底层代码里深深嵌入了两个动作，一个是修长城，把危险挡在外边，把外边等同于危险；另一个是焚书坑儒，不要跟我讲道理，我就是道理。时间从我这里开始，世界在我这里结束。家庭是一个末日生存般的地下堡垒。
我们虽然读了很多书，努力做一个文明的家长，但秦始皇真的离开我们的身体了吗？我重新回忆了一下自己和孩子的相处，不由得一身冷汗，我发现秦始皇并没有绝迹。
噩梦，像伏地魔一样，变着花样重新登场。
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富足、安全得多，摄像头无处不在，但我们能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吗？对于目前的公共空间，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保护，而无法参与和介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会内化进我们与孩子的相处中。家庭的堡垒性依然存在。
我们下意识地追求无止境的安全。身体的安全，对自然的磕磕碰碰大惊小怪；精神的安全，担心孩子从外边学习脏话和不好的习惯；经济的安全，时刻考虑得准备多少钱，才能抵御未来的无尽风险；还有最重要的，未来的安全，几乎所有父母都在为孩子的每一步做精打细算。
我们很少思考，保护和控制的边界在哪里。但有一件事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如果一个孩子的未来足够安全，那么这样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那么多孩子到了中学便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不就是路已经修好，但愿意走路的人已经消失了吗？
我们对孩子施加的无尽的保护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对外部世界无力感的一种补偿。历史倒了一个模，依然粘在我们身上。这种事情总会让人感到疲惫甚至无望，但觉知到历史的巨大惯性，本身就是一项成就，它可能还是我们从噩梦中醒来的关键一步。我们这代家长要做的，是练习负责任地放手。
昨天看到一个说法，所谓开悟不是一次性获得的东西，而是每时每刻都要练习的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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