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辽代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起来的朝代，其吸收了多个地域的文化，有效地促进了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辽代出土的金银器物是中国北方民族金银器设计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其造型、工艺及装饰纹样与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基于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和赤峰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银盒进行赏析研究，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辽代银盒的历史渊源、造型艺术、材料工艺以及装饰纹样的特征。
力图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探析各时期文化与古代金银器造型纹样之间的联系，展现契丹族金银器多元的文化内涵及独特的设计智慧。
辽代银盒的历史背景
契丹族立足于自身的草原文化体系，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融会众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金银器文化，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精美的文物。
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器文物种类众多、造型新颖、装饰精美。特别是内蒙古赤峰市皇家墓葬出土的大批金银器文物，对于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早期的契丹族经常使用的生活饮食器具便于携带，器具的造型具有草原民族的风尚，与中原地区典型的器具造型不同。
辽代很多金银器的造型来源于契丹族生活中常用器具，到后期其风格也吸收了汉族饮食器具的风格。“盒”是中国古代金银器中常见的器皿，出现于战国时期，在唐朝最为盛行。
其形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上下可以自由开合，盒盖多为圆形、花瓣形、方形以及不规则形等，大多用来储存珍贵药物、香料或贵重物品。形制较小的则用来盛放胭脂、螺黛等化妆品，是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器物。
吐尔基山辽墓是于2003年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挖掘出的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辽代女性墓，从墓葬的造型以及出土的精美器物来看，墓葬的风格更倾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规模等级很高的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价值不菲的文物，其中有一件陪葬品让人印象深刻，那就是辽代龙纹金花银盒。盒盖刻有栩栩如生的双龙纹样，盒身饰有形态各异的鸾鸟，其造型和纹样都非常吸睛。
1992年，辽代鎏金双狮纹银盒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辽耶律羽之墓。其口径14.6厘米、通高8.9厘米、重475.5克，现收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耶律羽之出身于契丹族的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兄弟，经常辅佐辽太祖指挥军事行动。他在稳定契丹政权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地稳定了东丹国动荡的局势，被称为“辽代三公”之一，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也因此，他的墓葬规模十分宏大，整个墓室结构精细、典雅豪华、四壁溢彩、堪称一绝。耶律羽之墓随葬的器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类型涉及金银器、铜器、铁器、陶瓷器、丝织品等。
辽代银盒的美学特征
其通体银质，外有鎏金装饰，盒口呈八曲花瓣形，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扣合，造型优美，装饰华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此银盒继承了晚唐和宋代的金银器加工技法及装饰手段，主要采用了锤鍱、錾刻、焊接和鎏金的技法。其制作流程主要是将一块银板捶击出盒身和圈足的大致形状。
接着用特制的錾刀在盒身及盒盖上錾刻出精美的花纹，再通过焊接把零件组装成完整的盒体，最后用鎏金技法将盒身加以装饰，整体给人一种富贵华丽之感。
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在金银器工艺中采用锤鍱技术，多用于金箔的制作，但直至战国时期才用于盘等小型器皿的成型制作，使用并不广泛。
锤鍱技法主要是利用金、银、铜等金属材料的延展性，反复锤击金属成片状，再放到模型上，捶打成所需要的形制。相较于古代的浇铸法，锤鍱技法的优势是耗材少，利于制作薄胎器物。
錾刻技法是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是辽代金银制作中比较成熟一门技术。錾刻工艺的操作，是在设计好器形和图案后，以特制的錾刻工具在金属器物上加工出千变万化的浮雕状图案。
錾刻技法虽不难，但非常考验工匠的耐心。因为需要錾刻的内容繁多，一旦操作失误会直接影响观感，因此需要工匠拥有纯熟的技巧和较高的灵活性来应对。
焊接技法是一种以热加工金属为主的组合成型工艺，是极其考验技术水平的一种金银器制作手法。焊接使用的工具材料众多，对火焰的控制也非常困难。
首先将需要焊接的地方打磨平整，再将焊接的部分固定好，放入焊料，调整温度持续加热，最终冷却取出焊接器物。
鎏金技法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金属表面加工工艺。其做法主要是将金箔同一定比例的水银进行调和，经过加热后形成液体状的金泥，涂在需要装饰的器物表面。
高温烘烤后水银蒸发，金便紧贴于器物表面，呈现出璀璨奢华的效果。辽代的黄金资源相较于白银来说数量较少，鎏金技法可以改变金属色泽，降低了制作成本，因此在辽代运用得非常广泛。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鎏金双狮纹银盒，比例协调、端庄大方，是辽代金银器皿的代表作之一。辽代工匠在金银器造型艺术中广泛使用了对称设计手法。对称具有平衡感和稳定感，左右对称还有相互呼应之势，形成美感。
银盒纹饰
银盒整体造型打破了常规的圆形，呈五莲瓣形，具有子母口扣合结构，花瓣的造型使盒盖扣合后不易左右偏移，提高了银盒的密封性能。
盒盖顶部呈隆起状，扩大了银盒的容量，盒底有2厘米的外扩圈足，增强了稳定性。银盒通体錾刻了精美的花纹，并均有鎏金装饰，给人一种奢华璀璨之感。
唐代金银器是中国金银器发展史上的顶峰，花瓣形器具也正是在这个朝代出现并兴盛起来的。中国古代认同“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常将器物设计成圆形或方形。
而花瓣形的器具突破了以往造型，推陈出新，使盒这一器物增添了一丝女性的优雅妩媚，造型也更为灵活多变。
到了宋代，花瓣形盒主要是以漆盒来体现的，并且大多为造型高大、层叠丰富的多功能形式。辽代鎏金双狮纹银盒延续了唐代小巧精致的花瓣形造型，展现了我国能工巧匠博大精深的智慧。
辽代鎏金双狮纹银盒虽然体积较小，但通体都有精美的图案装饰，设计者分别针对盒盖、盒侧壁及圈足作了不同区域的设计。
银盒整体呈四瓣斗方莲花型，盒盖边缘处有一圈连续的莲花瓣纹包围，相对的四处方向均錾刻了完整的中型莲花纹案。
花瓣连接处有两枝相对称的卷草纹装饰，在莲花纹与卷草纹之间，有相对称的鸿雁纹。盖面有一朵由联珠纹构成的菱形花朵，在其外侧錾刻了一圈整齐排列的小型祥云纹，与盒盖边缘的八片花瓣造型布局一致。
在菱形的正中央，錾刻了两只栩栩如生的威猛跳跃的狮子，狮子周围以及内外菱花形的角隅间都饰有蜿蜒的卷草纹与缠枝蔓草纹饰。
盒盖侧壁刻有一对双腿腾空的鹿和羊，并与卷草纹交错排列。圈足留白，唯有边沿饰有一圈简化莲瓣。盒盖、盒身及圈足转折处，都采用焊接工艺。全器通体鎏金，因年代久远，有些部分已经脱落，但仍能感受到它的璀璨奢华。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因此对自然纹样尤其钟爱，他们将自然界中美好的事物转化为代表幸福、长寿、富贵等吉祥寓意的纹样运用在艺术作品中。
辽代金银器中的团花装饰基本有重复、连续的表现特征。重复连续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花纹进行多次的运用，以达到排列整齐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秩序稳定的视觉体验。
这种重复性一方面表现了制作技巧的高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契丹贵族对遵守秩序的特殊情结。辽代金银器中的纹样题材众多，喜用满地构图法，线条优美，大致可分为动物纹、植物纹及描绘生活场景的纹样，这些装饰纹样深受契丹族的喜爱。
莲花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了青铜器上，在南北朝前后逐渐被应用到生活中。“莲”通“廉”，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
莲花纹组合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有单双线、凹凸面、正侧面、单独连续等变化众多的表现形式，多采用写实手法表现，是中国传统艺术装饰图案之一。
联珠纹的样式多是由一串彼此相连的圆圈或椭圆形组成，布局呈“一”字形、圆弧形或“S”形排列。
唐代联珠纹造型受粟特金银器影响较多，辽代联珠纹延续了唐代风格，并运用在辽代特有的器物上，形成独具特色的契丹风格。
银盒中的两只狮子表情狰狞，肌肉健硕，一上一下呈奔跑状，尤为吸睛。可能是受辽代的驯狮表演影响，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一件琥珀器也将驯狮表演展现得淋漓尽致。
狮子纹饰本身就是受西域影响产生的，而在辽代出现的对狮纹饰更是受到唐王朝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对狮纹和逐狮纹就是典型例子，使得辽代的狮子纹饰又具有西亚的异域风格。
这种狮纹在唐朝就已经出现，辽代狮纹大多是在效仿唐代蕴意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事实上，狮纹并不是中国的传统纹样。西汉与西域建立联系之后，狮纹才逐渐传入中国。
后来，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各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才令狮纹流行起来。根据构图，狮纹又可分为坐立狮纹、团狮纹及奔狮纹三种。辽代金银器中的狮纹在继承前代装饰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点，是中西交流的见证。
早期的契丹族靠打猎维持生计，鹿和羊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狩猎对象之一，也是契丹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生产资料。
结语
因此，动物纹成为独具游牧特征的纹样。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鹿”又通“禄”的读音，有着福禄、祥瑞之意。“羊”通“祥”，有吉祥之意。
这些纹样被刻画在辽代鎏金双狮纹银盒上，不仅是辽代选择性吸收外来文化的创新精神和智慧的体现，更展现了辽代工匠高超的金银器制作技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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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璐，吴锦程.鎏金飞狮纹银盒及飞狮纹溯源考略[J].文物天地，2020（08）：24—28.
3. 王春燕.辽代金银器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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