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运动时期，北京和上海是受影响比较大的城市，北京以学生为主，上海以工人为主，闹得沸沸扬扬。当时还存在着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助着混乱，走上政治舞台，就比如说陈敢峰。
他比较特殊，在上海这座工业城市，却靠着学生的身份获得了关注，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九大候补委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能达到这么大的成就，正常时期想都不敢想。
只是呢，这种非正常途径获得的巅峰注定持续不了多久，1978年他就被捕入狱，1980年更是被开除党籍。
那么，他当年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陈敢峰1943年出生于福建莆田，他幼年正是国家最为动乱之时，吃了不少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命运才得到蜕变。
当时国家给了广大穷苦百姓读书的机会，陈敢峰非常珍惜，成绩在校内一直名列前茅。1963年，他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城建系，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当时的高等学校教育资源是非常稀缺的，毕业后能分配到不错的工作，如果不是大运动，他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奈何啊，时代洪流滚滚向前时，个人的意志显得极为渺小，很容易就被卷入其中。
1966年，北京那边贴上了“大字报”后，所有高校都乱套。上海这边则是工人走在前列，许多工厂都涌出“造反派”组织，随后学校才跟进。
当时上海大专院校联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红代会”，还在读书的陈敢峰因为思想激进，说话做事也比较有水平，因而被推举为“红代会”负责人之一。
学生们时间多、易蛊惑，又是最冲动的年纪，因此在上海出名的张某、王某等人经常会利用陈敢峰他们去进行“夺权”活动。
1966年11月，北京一位红小将头目带着人来到上海搞“串联”，两拨学生合编了一篇批判《解放日报》的文章并要求《解放日报》发行。
这种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没有批准，结果陈敢峰就带着一批人去“占领”了解放日报社，阻止报纸发行，这在当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1967年的“一月风暴”，陈敢峰也是急先锋，为“造反夺权”做了许多事。凭借这些“功劳”，他得到张某重用，1969年时成为同济大学革委会主任，相当于一把手。
一个26岁的年轻人，竟然可以成为那些搞了一辈子研究、学问的老教授的上级，相当荒唐。也是在同年，他参加了九大，当选为候补委员，更厉害的还是在次年，他一跃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上海当时就是直辖市，陈敢峰这个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级干部，放今天来看，想都不敢想，也就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了。
不过，职务虽然高了，但他地位却不高，跟那些同时期在上海工作的同级别干部完全没法比。没办法，毕竟他还是太年轻，没什么资历又没特别的手腕，当张某等人利用完他以后，慢慢就将他边缘化了，这也是他不太出名的原因。
1976年10月，那四个人被一举粉碎，本来余党还想要在上海发起叛乱，中央察觉消息，及时派出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上海，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局势平稳了下来。
之后革委会的成员基本逮捕的逮捕、遣散的遣散，陈敢峰由于后来没办法参与到核心层，所以第一时间只是被分配到上海第5钢铁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
不过随着中央对“两案”的逐步审理，陈敢峰当初的事迹也一一暴露出来，组织随即在1978年将陈敢峰批捕，两年后将其开除党籍。
有时候不在核心也是个好处，陈敢峰出狱的时间比起以前那些“老同事”都要早，重获自由时才40多岁，还在上海浦新建筑装潢经营部工作过。不过再往后，他也没什么音讯，泯然众人矣。
如果陈敢峰能够脚踏实地的走，按照他的条件和能力，也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干部，只可惜时代的影响，加上一步走错，后半生轨迹就完全改变了。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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