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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手札

加缪至今能在法国还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被许多人视为精神导师和人杰楷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将真情实感的人生阅历,转变成追求正义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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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重读加缪的人生之书

作者 |苏州大学 陆洵

图片 |网络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法语文化的大熔炉中,他的杂文、小说和戏剧将哲学思想与文学美学完美结合,探索人性中的本质特征和人类生存的普遍境况。他的写作主题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荒诞、反叛与爱,所以他的作品中也相继呈现出人性之恶的丑陋面貌、人类团结的巨大力量,以及芸芸众生对世界感性之美的认同。

1957年秋,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并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了获奖感言。他在这场演讲中特别强调了作家肩负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用文字还原他们的苦难。艺术家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理应怀着谦卑的态度,为真理和自由服务。加缪眼中的作家孤独地栖息在象牙塔尖,宛如信天翁一般,但他笔下的艺术并不孤独:“对我来说,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快乐。它是感动尽可能多的人的一种方式,通过构建特殊的形象,展示共同的苦难与欢乐。”所以他认为“艺术家不要孤立自己”,因为“艺术让艺术家服从最普遍的真理”。

《局外人》

作为一名青年译者,我与加缪作品的结缘源于2016年底。当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星座号》入围当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因而受法国驻华使馆之邀,赴北京东景缘参加颁奖典礼。期间,我偶遇与会的时任三联书店编辑颜筝女士,她提议我翻译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推出的由著名插画师穆尼奥斯配图的插图版《局外人》与《第一个人》,我欣然应允。

2018年,在三联书店的力荐下,我凭借伽利玛绘图版的《局外人》获得了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奖译金。7月的法国艳阳高照,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后,我坐上南下的高速列车,来到普罗旺斯重镇阿尔勒。阿尔勒是法国著名的文化艺术古镇,始建于古罗马时期,古城区的竞技场、剧场等建筑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郊区的卡马格是法国国家自然保护区。一百多年前,温暖明亮、色彩艳丽的阿尔勒迎来了荷兰天才画家梵高。在短短十五个月期间,画家就地取景,把自己对生命的激烈感悟化作二百余幅画作。我访学之地是国际文学翻译学院,恰巧就坐落在梵高文化中心。其时,每天的生活是下楼穿过梵高花园,去古城的集市逛逛,看看当地的人间百态。回到梵高文化中心的居所,便是在自己的电脑前,敲打着《局外人》的译文。加缪生前也喜爱南法的阳光,曾在普罗旺斯的卢马兰购买了住宅。这座小镇风景如画,周围遍布葡萄园和橄榄林,具有历史风情的城堡、教堂与农舍点缀其间,让人神往不已,如今的卢马兰已被誉为法国最美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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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地中海充沛的阳光、迷人的沙滩,一直都是加缪的精神家园,让他屡经贫困、疾病、战争的磨难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本真的热爱。在他的笔下,地中海有苦难,也有阳光。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激烈对抗之后,真实自然地热爱生活才是生命的常态,这也正是《局外人》想要表达的重要信息之一。

第一个人

我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第一个人》中的翻译工作之中。在这部作品里,加缪不再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解释殖民历史,不作刻意的政治分析,因而它可能是加缪所有作品里最不具“批判性的”,却是最深刻、最美丽、最动人的,也是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不了解《第一个人》,便无法完整地了解加缪的思想。也只有读懂了《第一个人》,才能感受加缪的传奇人生。

《第一个人》讲述了主人公小雅克在阿尔及尔贝尔库特区贫穷的童年生活,讲述了他一字不识但正直刚强的祖母,以及他忍辱负重、对他关爱倍加的母亲,也讲述了一直支持他、鞭策他、关心他的老师贝尔纳先生,这位老师正是加缪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的化身。1957年11月19日,加缪刚刚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便给他写了一封百感交集的感谢信。加缪充满苦难和阳光的儿时岁月,是贫穷的、困苦的,但也是自由的、高贵的、充满恩情的。加缪在北非的这段人生经历让远在巴黎的萨特和波伏瓦也心生羡慕。

不过,加缪不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家境优渥的文艺青年,他认为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名地道的地中海人,所以即使他与许多知识界名人同处巴黎,也无法与主走到一起,只能匆匆擦肩而过。最终,法国学院派的精英似乎很难对加缪这位真实、孤独而纯粹的人产生共情,心生嫌隙乃至后来的相互指责也在所难免。可以说,加缪身上生发出一种萨特可能无法想象的生活理想,也代表着法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象。

“我要讲一讲我所爱的人。”加缪在《第一个人》的注释中如此写道。《第一个人》是加缪去世前正在撰写的小说,体现了作者宏大的创作计划。他曾经说过:“作家们总是抱着找到艺术奥秘的希望,艺术普遍表现为谦逊恭敬,而又从容不迫,最终借助血肉之躯和真实的生活而让人物焕发生机。”

寻父是《第一个人》的核心主题,但包围着这份沉重内核的,却是加缪记述的一段段鲜活的回忆,他用场景、姿态、声音、动作来呈现,往事信手拈来,回忆恍若新生。我觉得作为一名译者,能否克服时空距离,对作者书写的内容感同身受,在内心深处与作者产生共情,这一点对于深刻理解作品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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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傅雷翻译奖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董强教授曾经这样评价我翻译的《第一个人》:“在《第一个人》中,加缪保持了《局外人》的冷峻文风,但与冷峻之下炽热、刺眼,引出无意识下几声枪响的地中海阳光不同,《第一个人》携带而至的,是对母亲、对恩师、对阿尔及利亚的无限温情。这种在原文中无处不在的气息,我们在陆洵的中文译本中,同样可以强烈感受到,恰如阿尔及尔阵阵漠然而热切的风。”

加缪擅长将生活的艺术与写作的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至今能在法国还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被许多人视为精神导师和人杰楷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将真情实感的人生阅历,转变成追求正义的文学作品。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人与作品是不可分割的,今天,我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加缪,其实也是在重读他的人生之书,寻觅他作品中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4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