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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广田内阁实行华北强化增兵以来，无论日本内阁的对华外交唱什么调子，日军在华北的实力却一直在加强。
1、七七事变发生的背景
外国军队在华北驻扎，始于八国联军强加给中国的《辛丑条约》。至一九三七年春，日本驻军早已超过原规定的各国驻军总数与驻兵范围，而且强化了组织，增强了作战能力。
驻屯军司令部为最高机关，配属有步兵、辎重兵、炮兵、工兵、电信兵和北平、天津、山海关三个守备队，以及宪兵队、骑兵、坦克车、航空、汽车、摩托、化学兵等，并配备有军犬、军鸽、无线电台、军用艇等，具备了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
在日本国内政潮澎湃之际，日本不少报纸大肆刊登主张“讨伐”中国的文章。
四月十五日，《读卖新闻》刊登消息，称中国正对日备战，将对日宣战。还煞有介事的刊登一幅所谓中国对日作战图，以煽起日本国民仇视中国的情绪。
十六日，又刊登消息，称南京政府操纵伪国、蒙古、朝鲜的反日运动。《夕刊帝国》于四月十五、十六两日连续发表号外，捏造事实，称中国藐视日本，鼓吹对中国要实行讨伐。
《日日新闻》于四月十八刊登《反对吾人的大陆政策，断不能容许》的文章，称中国正促请英、美等国组织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制度，构成了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故日本要坚决予以排击”。
日本报纸甚至把冯玉祥离泰山、宋哲元回山东老家，都说成是中国对日备战的举动。这种吠影吠声的宣传已将战争气氛造得十分浓重了。
近卫以贵族的地位、军部的支持而出任内阁首相。但是，他也无法解决政治经济危机。
军部、政党、军阀、财阀、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国内范围已经无法调和了，只有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让这些势力在侵略战争中去满足各自的欲望，才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这样，由日本国内动荡而造成的华北局势的一时平静，到近卫内阁组成后仅一个月，便出现了第二个“九一八”。
2、抗战的舆论准备
五届三中全会标志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全会确定的一些积极原则在慢慢实现，全国政局为之改观，向着团结抗日的方向迈进。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以王宠惠任外交部长。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情报局长李迪俊连带辞职。交通部长顾孟余辞职照准，由俞飞鹏接任。亲日派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汪精卫影响政局的力量削弱了。
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日外交“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便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对日本政策的一大进步。
由于南京政府态度坚定，绥远抗战取得了胜利。三月十五日，在归绥举行盛大的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军民大会，国民党中央特派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前往参加，蒋介石、孔祥熙也派代表出席。
蒋介石、汪精卫、林森、阎锡山、傅作义等人，都以不同方式热情颂扬了抗敌将士保卫祖国、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鼓励将士为开辟中华民族的新路而献身。
六月四日，蒋介石在庐山表示，国内军事已经结束，要集中全国人才，调整机构，增进效率，统一建设，改革教育，筹开国民会议。
国民党中央由中政会、教育部发出二百余份聘书，邀请大学教授、各界领袖参加暑期庐山谈话会。周恩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以各界领袖的名义受到邀请。双方对如何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已经进行了多次讨论，对红军的改编、边区的建立等问题都有了初步一致的意见。
3、内政的逐渐统一
蒋介石对陕西善后的处理是极不公正的，耍了很多手腕。不过他也注意到了防止内战再起，采取了一些照顾各方利益的措施，使东北军，西北军在整编及换防过程中未发生武装冲突。
东北军的安置虽有很大的强制性，但仍留有相商的余地。
杨虎城将军协助中央对西北军作了劝说工作，服从统一安排。
三月十七日，东北军发表：
《致西北同胞告别词》，表示：“我们今后决将以埋头苦干的精神训练自己，充实自已，期望在最短期间成为国家劲旅，以备将来在政府整个国策之下，效命于国际战场的最前线。”“我们希望…大家一致地努力为国家民族的光明而奋斗”。
四月二十七日，行政院会议决定：
（1）甘肃省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呈请辞职照准，任命贺耀组为甘肃省府委员兼代主席。（2）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省绥靖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何柱国为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
（3）派刘峙、王树常、于学忠、商震、陈诚、孙连仲、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刘茂恩、沈克、檀自新、缪徽流、刘多荃、吴克仁、董英斌、米春霖、胡宗南、曾万锺为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以刘峙为主任委员，整理委员会设在开封。
陈诚专程赴开封，与东北军将领商讨整编办法。
六月一日，召开苏皖豫三省整军会议，决定东北军按中央统一规定整编，各军长为：
四十九军长刘多荃，五十一军长于学忠，五十三军长万福麟，五十七军长缪徽流，六十七军长吴克仁。编外人员分别安置在河南、江苏两省绥靖公署。
六月二十九日，杨虎城由上海乘船出洋，西北军也按南京的统一编制整编。
南京政府对四川军队也进行了整编。
七月六日，在重庆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决定在重庆设川康整军委员会，以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副主任，委员有重庆行营参谋长、代主任贺国光，第六路军副总司令、四十五军军长邓锡候，二十四军长、西康建省委员长刘文辉等川康各高级将领。四川是全国军制最杂乱的个省，经过整编，实现了“国军化”。
在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形势下，这种统一是积极的、必要的。
南京政府为统一财政金融，着手整顿并安定各省财政，制定了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全国预算，以求工业发展、农业复兴。
着重整顿了粤、桂、湘、豫、陕、晋、甘、川等省财政。久未统一的广东货币，也于六月十九日起将广东历年通行的毫洋券，以国币照加比率于一九三七年底以前陆续收回，与全国货币统一。经过整顿，金融组织愈见健全，市场流通趋向稳定。
4、逐渐强硬的外交交涉
日本报纸赞扬五届三中全会宣言中“彻底肃清共产党”，“不改变对外政策”两点，但同时又引起日本的极大不安。
上海《每日新闻》评论称：
“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对日政策，是外表退让，内容强硬之政策”。“三中全会系使中国坚决准备对日抗战之转变关头”。
近卫内阁以假象示人，外相佐藤在议会上大讲中日和平亲善。儿玉秀雄率日本经济考察团来中国，曾引起南京对日本的和平幻想，给以周到的接待，但也保持了一定的警惕。
四月十二日，日本再次与宋哲元交涉修筑沧石铁路问题，宋哲元极力回避。同时于四月十四日组织了冀察赴日考察团，由张自忠率领赴日考察。此后，又以中日经济合作名义组织惠通公司，张允荣为董事长，儿玉秀雄为副董事长。
该公司在华北各大城市设立机场，日本在该组织的掩护下刺探军事情报。
这说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虽有警惕，但尚缺乏足够认识。不过对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南京政府没有再对日本妥协，而是采取了维护主权的措施。
六月十八日，王宠惠在南京接见日本记者，全面回答了中日关系问题，着重中明：
（1）中国宣传抗日精神并非提倡无原则的排日，两国感情不能专责一方。苟有侵略中国者，不论何国，我国民必起而主张抵抗。
（2）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问题，强调如果涉及中国，第一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第二须征询中国意见。
（3）北方冬省与其他各省一样，均为中国领土，国家法令自当同样推行。尊重各国在华北的权益。
（4）中日关系调整应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平等互惠精神，循外交途径解决。（5）华北应先解决走私问题，至于政治问题的处理，只须日本具有解铃系铃之决心，解决至易。
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实为南京政府外交上的一大进步。
5、华北抗战局面的形成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也在与英美拉关系。
由于日德签订反苏公约。使英国担心日本利用这一条约既对付苏联，也对付英国，因而幻想通过谈判“重开远东新政”，与日本协调关系。
日英接近却引起了南京的不安。美国在中国的竞争当时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对日本企图限制它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的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
南京政府为争取英美的援助，孤立日本，先后派出中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特使孔祥熙、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等赴英，商洽中英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五月十九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在向前迈进。中日关系的徘徊与中美、中英关系的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安事变后，刘少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在华北加强了东北救亡组织，而且也大力加强了对二十九军的争取、团结与教育工作。
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在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环境中，走了一段两边取利的道路：
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派日本陆军中佐中岛、少佐松井充当顾问。
对南京政府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
经南京政府批准，二十九军扩编了四个混成旅，得到了一些装备，领到了五十万元的国防事业费。
二十九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
二十九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他们憎恶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不容许二十九军倒向日本。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对二十九军作团结工作，在上层与基层都有中共党员开展秘密工作，帮助二十九军克服了时局给他们造成的困难，使二十九军在西安事变后发生很大变化。
一九三七年春，日军在平津一带频繁演习，二十九军在平津民众的要求下分别在北平红山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
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一千多名男女学生参加。共产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调练工作。七七事变前，三十七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一三二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
三十八师驻扎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一四三师驻防察哈尔省，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
这件事对华北有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它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有任何争议，日本对华北的一切分化手段已彻底失败。
6、为何发生在七月七日？
近卫内阁登台后，华北局势顿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惠通公司的飞机在华北各大城市间飞来飞去，但不是为中日经济合作，而是为军事侦察。
日军在北平周围频繁演习，不断向二十九军北平驻军挑衅。丰台至卢沟桥之间是反应最敏感的地区。
丰台是北平的南大门，原有二十九军一个营驻守。经过多次中日武装冲突，二十九军撤退，日军牟田口联队的一木清直大队占据了丰台，北平南大门遂被日军掌握。
平东已经伪化。平北有密云日军的向南威胁。唯有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及桥头的宛平县城，还有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扼守，成为北平通向内地的唯一孔道。
宛平城驻军为二一九团的一个营，其余二一七团、二一八团及二一九团一部均驻守在卢沟桥附近。
日本欲夺取华北，必先占北平，而欲占北平，则必夺取卢沟桥，以完成对北平的四面包围。
为夺取卢沟桥作准备，丰台日军经常以二十九军为假设敌，侦察地形，构筑掩体，反复进行武装演习。
开始，每半月或一月演习一次，后来增加至三、五日一次；由虚弹演习改为实弹射击，不仅白天演习，夜间也演习，甚至多次要求武装部队由宛平城通过。
日军还以北宁路局局长的名义，要求测量、圈购大井村地区的民田，修建兵营与机场。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按捺不住武装侵略的狂热了。
近卫刚一上台，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中将，便于六月九日向东京发出绝密电报，力主对华全面开战，反对与南京政府达成任何外交妥协。
电报的结论是：
“从对俄国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而华北驻屯军则在北平搞了一次中日军官“联欢会”，与东条的密电形成鲜明对照。
六月六日，中南海怀仁堂中日军官对酒欢歌，挥拳舞刀，口唱“中日亲善”，实则项庄舞剑。
华北日军制造的这股和平烟幕，正是为了掩护他们谋划事变的阴谋。
就在这一时期，平津间以至东京的日本军政人士，都在盛传日本浪人要在华北搞第二个柳条湖事件，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甚至预言，“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毫不掩饰的说，可能发生事变的传言是确实的，而且有人说出事的时间可能在七月七日。
这些表现说明，日本陆军已经有了一个周密的制造第二个“九一八”的计划。
近卫内阁组成一个月，右派各党争夺激烈，前景暗淡。内阁除商决了一项日“满”一体经济发展方案外，其他均无所为。国家现金外流如故，入超继续增加。
近卫为了挽救内阁命运，只有抓住“大陆政策是一切国策的根源”这条救命符，朝着发动对华战争的道路猛进。
七月上旬，南京政府召开的庐山暑期谈话会准备进行，冀察平津地区忙于国大代表的推选，日本认为这是“北支中央化”，实不能容忍。而此时华北当局为日本的和平烟幕所迷惑，缺乏应变准备。
宋哲元为躲避日方的压迫，回山东乐陵老家去了。国际上，欧洲忙于内部事务，无力顾及中国。日本军部认为，这正是以反对“华北中央化”为名，占领华北，进兵绥远的最有利时机。于是日寇轰击卢沟桥的炮声响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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