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丽叶·巴克
英王亨利五世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纵然作为国王，他仍有国王所需要的权谋和野心，但其王权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约束。为了让神喜悦，亨利五世做了许多秦式皇权不可能做的事情，而英国王权的这种行为模式，对于英国率先进入近代具有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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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五世的加冕礼于1413年4月9日举行。那一天也是耶稣受难日。
那个日子因肆虐整个王国的暴风雪而被长久地铭记，“漫山遍野的大雪淹没了人、动物和房屋，甚至淹没了山谷和沼泽，造成了巨大的危险和大量的生命损失”。
在那个年代，人们把一切事情都看作“上帝之手”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亨利五世不会让这种迷信挡住他前进的道路。
正因为他是篡位者之子，他决意不管他人的质疑，并建立他王权的合法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精心打造了一个完美的中世纪君主的形象，加冕礼则是他策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按照传统，加冕礼被视为教会的圣礼之一。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涂油礼（授予新国王神圣的以及世俗的权威）和加冕宣誓。
自从圣油被“发现”以来，涂油的举动便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根据传说，圣油是童贞玛利亚赐给圣托马斯·贝克特（St Thomas Becket）的。
她向他预言，一位涂上这些圣油的国王将会收复他的先祖所失去的诺曼底和阿基坦的土地。他会将异教徒驱逐出圣地，并成为最伟大的国王。
直到被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重新发现”之前，圣油一直被藏在伦敦塔，正好可以用在亨利四世的加冕礼上。
这个故事无疑是兰开斯特王朝政治宣传中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这个故事还是亨利四世没能实现这一预言的事实，都没有打消亨利四世的儿孙们在他们的加冕礼上使用圣油的念头。
他的儿孙们也没能实现这一预言。即便是最接近童贞玛利亚所说的目标的亨利五世也使用了武力，与这个预言的细节并不符合。
可以看到，预言特别指出，诺曼底和阿基坦将会被“和平地”和“没有使用武力地”收复。
加冕仪式的另一部分也同样强调了国王的责任。这便是在圣坛前的加冕誓词。其中，国王承诺要谨遵法律、保卫教会和公正地对待他的所有臣民。
别有含义的是，亨利四世试图凭借加冕礼的这个环节来为他的篡位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他控诉理查二世打破了他要为这个国家带来“良好统治”的承诺，因此不配再做国王。
在这里，亨利强调的是国王的责任而非权利。这一举动的危险性马上便显现了出来。他让自己成了命运的人质。纵观他的整个统治生涯，他没有能够履行的承诺都将被反复提及，成为人们反对他的借口。
亨利五世将两个本质上有缺陷的理念转换到了一个有利于他的位置。这是他的惯常操作。
在他看来，毫无疑问，他是被上帝派来统治的。像理查二世一样，他坚持认为威严并不是源于他自己，而是源于他的地位。
理查要求，当他看向他的廷臣们时，他们都必须下跪行礼。而至少有一处原始资料显示，亨利不允许任何人与他对视，并因此罢免了他的法兰西元帅。
尽管亨利个人更偏向于简单（几乎是禁欲）的生活方式，但当他认为有必要之时，他便会精心装扮，穿上庄严华贵的服饰。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他将在山顶的亭子中接受阿夫勒尔“反叛”城镇的正式投降（当战败的法兰西人靠近他的时候，他便能够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
他安坐在王座之上，王座的上方则是华盖（由金色的优质亚麻布制成）。他带有王冠的凯旋头盔挂在他身旁的骑士枪之上。
然而，当他首次进入这个城镇的时候，他便下了马，以一种谦卑的朝圣者或忏悔者的姿态赤脚走向圣马丁（St Martin）的堂区教堂，并为“他的好运气”而感谢上帝。
亨利的品格与言行举止甚至令他的敌人们也印象深刻。被派去与他进行谈判的法兰西大使们在几年后归国时为他高唱颂歌。
据他们描述，他身材高大，是个十分出色的人物，又有王子的做派。但是，他对待每个人（无论他出身哪个等级）的态度都是和蔼可亲而彬彬有礼的。
不像绝大多数的人，亨利并不会发表冗长而空洞的演讲或者随意而不敬的亵神言论。他的回答总是简短有力而切中要点：他会说“这不可能”或者“应当这样做”。
如果他要起誓，他就会呼唤基督与他的圣人的名字。他们最为敬佩亨利的是，无论是面对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总能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
他能够从容面对军事征战中的挫折，并用如下的话语来鼓励他的士兵们：“正如你们所知的那样，战事无常。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得到一个好结果，你们就必须时刻鼓起你们的勇气。”
在阿金库尔的战场上，这样的理念始终激励着亨利和他的手下们。
亨利能分清自己作为个人和国王的不同角色，这也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像大多数现代评论者那样，他们能够看到，他入侵法兰西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扩张野心，而是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去保证王位的“正当继承权”。
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人与现代的评论者们有时都会为他的这种双重人格而感到困惑。
一旦他感到底线被触及，自己的自由受到了侵犯，那个友善、坦率直言且平易近人的士兵“哈里”就会迅速地转变为一个冷酷、粗鲁且傲慢的独裁者。
有关亨利的编年史记述大多距离他统治的时期很远。这些编年史家写过亨利年轻时是如何地疯狂而虚度了自己的青春的，又是如何在他的加冕礼上戏剧性地转变为一个冷静、公正和正义的国王的。
尽管因为莎士比亚的创作，这些故事蒙上了一层真实性的面纱，但在当时人的记录中，只有从亨利的朋友诺里奇主教理查德·考特尼（Richard Courtenay, bishop of Norwich）的评论当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一丝对亨利品行不端的暗示。
他认为，自从亨利成为国王之后，他便变得道德高尚了。这些故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的真实性，而在于它们以一种传闻逸事的方式展示了加冕仪式中所发生的精神转变。
涂油礼将一个普通人转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他的一部分为世俗人士，而另一部分为神职人员。他被上帝选中，成了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尽管亨利坚信，他的君权是上帝授予的，但他也极其强调他的加冕宣誓，并将其作为他国王身份的核心。
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几乎把它看作一个宣言，或是一个政府的施政纲要”，并且致力于它的实现。他会维护法律，保护教会，并且公正而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在他继承王位的那一刻起，他便说得很清楚，即他要与先前20年的人生划清界限。
在亨利加冕礼的前夜被他册封为骑士的年轻贵族当中，至少有5人是在反对亨利四世的叛乱中死去或被处决之人的儿子或继承人。
其中，最重要的是21岁的马奇伯爵埃德蒙·莫蒂默。他曾经是理查二世所指定的继承人。在两次为罢黜亨利四世而实施的阴谋当中，他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人们希望，他能够取代亨利四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他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囚禁中度过，但在1409年之后，他便被不那么正式地囚禁在未来的亨利五世的内廷当中。
现在，亨利已经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他不仅赐给了埃德蒙自由，还册封他为骑士，并且恢复了他的所有地产。他允许莫蒂默在他任期内的首届议会当中拥有一席之地。
尽管在两年以后，他将卷入贵族反对亨利五世的阴谋，但正如他向国王所展示的一样，他个人的责任感一直都没有变过。在他的余生中，他始终对亨利保持忠诚，并为王室竭诚效劳。
对于另一个潜在的对手23岁的约翰·莫布雷（John Mowbray），亨利五世也展现了他的宽宏大量。这同样获得了不错的回报。
莫布雷的父亲与亨利五世的父亲曾爆发过激烈的冲突，致使两人都被理查二世流放。他的哥哥托马斯·莫布雷（Thomas Mowbray）则在 1405 年因叛国罪被亨利四世处决了。
直到亨利四世去世的前两周，约翰才继承了托马斯的地产。亨利五世一登基就恢复了他的世袭头衔，让他担任司礼大臣。
这并不是一个空名，复职的时机也是精心安排的。这样一来，莫布雷就能在加冕仪式上扮演他们家族的传统重要角色，并向公众展示，这两个家族的世仇终于结束了。
亨利五世也开始就恢复亨利·珀西（Henry Percy）和约翰·霍兰（John Holland）的地位展开磋商。
亨利·珀西年仅 19岁，他是热马刺哈里的儿子，也是诺森伯里亚伯爵的孙子。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死在反对亨利四世的叛乱中。
18岁的约翰·霍兰是亨廷登伯爵（earl of Huntingdon）之子，他的父亲在1400年被亨利四世处决。
在为国家挑选大臣之时，新国王也展示出了智慧与老成。他组建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团队。亨利五世之所以能够在阿金库尔取得胜利，这些人功不可没。
无论何时，只要发现青年才俊，他总是想要提拔重用他们。与此同时，他也留下了为他父亲竭诚服务的老臣。
这些人既有可能是政府官员，如主事官约翰·韦克林（John Wakering，亨利在1416年将他提拔为诺里奇的主教），也有可能是大贵族，如威斯特摩兰伯爵拉尔夫·内维尔（他被任命为苏格兰西境戍边大臣）。
在另一方面，亨利也让他自己的亲信们担任重要职位。早在他作为威尔士亲王时期，他们就已经聚集在他的身边了。
在国王开始统治的第一天，他的叔叔（同时也是长期的盟友）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就取代了60岁的阿伦德尔大主教，担任英格兰的大法官和掌玺大臣。身兼这两职让博福特成了英格兰王国最有权势的大臣。
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大主教的侄子）代替约翰·佩勒姆爵士（Sir John Pelham）担任英格兰的财务大臣，并被任命为五港同盟总督和多佛尔的主管，构成了守卫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年轻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比彻姆已经展示了自身杰出的谈判技巧和军事才华。他被任命去完成几个重大的外交使命，并在1414年初被委任为加来长官，而这一职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谋士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亨利拒绝了对另一些人的提拔。那些人可能期待着从新国王这里获取官职、荣耀和利益。
亨利·博福特的理财能力、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以及他在下议院的强大影响力，让他成了一个模范大法官。但是，这一职位仍然不能填满他无止境的欲望。
当阿伦德尔大主教于1414年2月19日去世时，博福特便将目光投向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然而，亨利并没有任命他，而是任命了亨利·奇切利（Henry Chichele）。
相较于阿伦德尔和博福特等贵族而言，他既是一个新来者，也是一个局外人。
亨利·奇切利正是新国王所想要留在身边的教士。他是一个伦敦人，他的兄弟们都是十分杰出的伦敦市议会议员。
他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大陆法专家。他曾担任驻法大使，还是国王在罗马的代理人和比萨公会议（Council of Pisa）的代表。
自1408年起，他已经开始担任威尔士圣大卫教堂（St David’s）的主教。在1410至1411年间，作为威尔士亲王，亨利主导了御前会议，而奇切利就在其中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利被免职之后，奇切利也离开了此地，这充分说明，他已经是亨利亲王的手下了。
当奇切利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已经52岁了。无论是作为官员还是外交使节，奇切利都拥有丰富的经验，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上，他都是国王的叔叔的对立面。
首先，他可靠、可以信赖，并且世故老练，对教会与国王忠心耿耿，对满足自己的野心则没有多大的兴趣。
再者，不像张扬且世俗的博福特，他非常虔诚，有点过分自律。这一点正是亨利本人所拥有的品质，而他也十分欣赏带有这样的品质的人。
亨利本人十分虔诚，不会任命一个没有将教会的精神利益牢记在心的人为英格兰教会的领袖。
通过低调而有效地履行外交使命和处理教会事务，奇切利充分地回报了亨利五世的信任。
他被任命一事也向其他人发出了警告。这表明，无论他们的身份等级有多高或者为国王服务效劳的时间有多长，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指望新国王能够主动给予他们赏赐。
博福特本应在1414年便吸取这个教训，但他是在几年之后以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接受了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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