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都说人老多情。那种情，是对亲人和朋友的记挂，是对已故亲朋好友的缅怀。晚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心中想到的一个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叶挺将军。
如果叶挺将军没有失事，也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有两个叶帅，一个是叶剑英，另一个就是叶挺。在授衔的时候，毛主席就曾难过地说：“开国元帅中，本还有一位‘叶帅’……”
周恩来：叶挺曾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完之后，中央的人事安排顺利完成，周恩来总理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医生说：“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周恩来总理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转了不少，身上也恢复了一些力气。于是，周恩来总理便又开始工作了。
7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根据目前健康稍好的情况，适当减少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鉴于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情况，为了尽快将他的病治好，医院没有听从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
对此，周恩来总理也知道大家的良苦用心，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坚持将资源让出来一些，服务其他的人。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坚持下，还是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了适当的减少。
后来，为了让周恩来总理从病床上起来后，可以有个地方休息，工作人员便给他定做了一把可以半躺的椅子。
对于这把椅子，周恩来总理也很喜欢，便留了下来，但却提出要由他来付钱。然而，制作椅子的工厂却不愿意收。
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找办理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谈话，要他说服工厂将钱收下。那位工作人员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下来，但却没有去办，说是不好向工厂交代。
最终，还是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服务科出面，将这把椅子买下来，算作公家财产，这件事情才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到了秋天，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一天，在从睡梦中醒来后，周恩来总理突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由于这种茶也算不得什么名贵的茶叶，工作人员一时不解，觉得十分奇怪。然而，为了满足周恩来总理的愿望，工作人员还是为周恩来总理买回来一桶，给他泡了一杯。
喝完后，周恩来总理带着满足的且难过的神情，对工作人员说：“谢谢同志们，我想喝六安瓜片，是因为想起了叶挺将军。抗战初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喝了这茶，就好像见到了叶挺将军……”
周恩来总理和叶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很早便已经相识，两人志同道合，风雨同舟，是一对革命的老战友。
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由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团、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及从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人员共2000余人，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全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力量，是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都有党小组。
在选择团长的时候，周恩来首先想到的便是好友叶挺。
叶挺曾在孙中山的警卫团中担任过营长，其革命经历和军事才干都十分合适。尤其是1924年孙中山派遣他到苏联学习期间，叶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叶挺回国后，受到了陈独秀的接见。不久后，叶挺正在党组织的派遣下，在广州参加工作，接受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领导，并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
11月，叶挺在惠州前线接到命令，由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先后参加了攻占攸县、醴陵、平江、中秋辅车站、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的战斗。
在独立团出发前，周恩来特意约见叶挺，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北伐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谈话期间，周恩来对叶挺说：“现在，有些国民革命军部队对北伐战争仍然存有种种顾虑，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
后来，在叶挺的指导下，独立团党支部对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并用这些话对独立团进行政治教育，使独立团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打出了叶挺独立团的赫赫威名，叶挺本人也成为了北伐名将。
年底，叶挺升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
1927年7月，在南昌起义的准备阶段，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担任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指挥前敌的一切事宜。而叶挺则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期间，周恩来和叶挺就南昌起义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磋商。对于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叶挺对周恩来说：“我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
那时候，在看完刘伯承起草的起义作战方案后，叶挺一言不发。对此，刘伯承感到十分奇怪，便找到熟悉叶挺的周恩来询问情况。
听了刘伯承的话，周恩来笑着说：“哈哈，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啊！”
8月，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
在部队转战到汕头附近的时候，周恩来因身染病痛，发起了高烧。得知周恩来的情况后，叶挺十分担心，亲自率领部队，掩护周恩来及机关人员突围脱险。
期间，因为周恩来的病没有好转，叶挺便和聂荣臻守护在他的身边，陪伴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转移。
后来，叶挺和聂荣臻带着周恩来辗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一直待了半个多月。然而，由于缺医少药，周恩来的病情未见好转。对此，叶挺和聂荣臻都非常着急，趁着敌人搜查松动的时候，通过偷渡的方式，秘密地将周恩来转移到香港，为他治病。
后来，聂荣臻接到新的任务，前往省委军委主持工作。叶挺也在党的批准下，前往挨门探亲。
临行前，叶挺握着病情有所好转的周恩来的手，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12月11日，叶挺又和叶剑英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
起义期间，叶挺率领教导团主力，迅速打垮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俘虏了600余敌人，缴获了部分武器，后又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并返回广州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并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
仅仅一天后，广州起义的部队便在敌人的反扑下，不得不撤离了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
广州起义失利后，在《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中，叶挺被列为第七个受处分的人之一。
对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次同志的严厉的处罚是不对的……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
不久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1928年3月，周恩来在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
会上，周恩来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并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
此外，周恩来还宣布了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并对广州起义重新作了一个决议，肯定了广州起义的历史功绩。对此，叶挺十分感动，被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折服。
1928年6月，叶挺来到苏联。
在莫斯科，叶挺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一些人对他进行的“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于是，在非常苦恼的时候，叶挺选择了脱离党组织，离开莫斯科，到德国生活。
在欧洲生活的那段时间，叶挺虽然经历了一个困惑与迷茫阶段，但他的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叶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带着家人返回澳门居住。在澳门，叶挺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时刻准备着找机会报效祖国。
那时候，叶挺虽然对一些人的指责不满，并做出了脱离党组织的选择，但在他的心里一直将周恩来当做自己的知己。
周恩来也对叶挺充满了信任，在党内为他说了公道话：“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周恩来的话，表达了他对叶挺的信任，同时也表达了对叶挺的关怀。让叶挺的心里十分感激。
后来，在提到周恩来的时候，叶挺动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也。”叶挺所说的这些话，饱含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深情厚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立即感到回到祖国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准备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没有长征而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
后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以取得合法地位的指示。
经过艰难曲折的谈判过程，蒋介石终于同意了将南方的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但却要求由国民党的军事将领来出任这支部队的军事主官，并在部队中派入大量的国民党人员。
对此，中共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后来，蒋介石迫于抗日的压力，又提出：“什么时候找到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能胜任军长，什么时候就成立这个部队。”
为了让这支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考虑到叶挺的“非党人士”身份和赫赫有名的北伐战功，以及蒋介石对他的欣赏，加上他的心向着共产党，是新四军军长的最佳选择，中共派张云逸秘密前往澳门，找到叶挺，向他转达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意见，希望他能够参加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中来。
听了张云逸的话，叶挺当即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抗战的洪流当中。
不久后，周恩来在上海新亚酒店秘密与叶挺会面。关于这次会面，有资料记载：
“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他（指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叶挺特意找了陈曾经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弟、正在上海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诚，向他表明愿意带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队伍，并建议这支队伍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沿袭北伐时期的“铁军”第四军的传统。
后来，陈诚找到蒋介石转达了叶挺的建议。由于蒋介石对叶挺的军事才能十分欣赏，加上叶挺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是无党派的身份，便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9月28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宣布：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授中将军衔。
10月，新四军成立，叶挺正式就任了军长。
11月，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将近10年之久的叶挺将军抵达延安，商谈有关新四军组建的进一步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的欢迎，
在欢迎会上，毛主席称赞叶挺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叶挺则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远，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叶挺是一个具有铮铮铁骨的革命军人，说到做到。任职期间，工作虽然来开展的十分艰难，但叶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广泛人脉，往来斡旋于国民党上层，为组建、壮大和发展新四军倾尽了全力，将这支部队带成一直日军闻之色变的钢铁之军。
然而，随着这支部队的发展壮大，却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这支部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使得亲者痛仇者快。
后来，为了挽救这支抗日力量，叶挺独自下山谈判，却遭到了国民党的扣押，并辗转关押与上饶、桂林、恩施、重庆等地，囚禁长达5年之久。
在狱中，叶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写下一首《囚歌》，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内容为：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道）人的躯体哪（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在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叶挺获释。
在走出监狱的第二天，叶挺便写下了他的第二份入党申请：“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在看到叶挺的入党申请书后，毛主席十分重视，批复了他的入党申请。在批复中，毛主席称呼他为：“亲爱的叶挺同志。”
看到毛主席的批复后，叶挺非常高兴，决定前往延安，回到党的怀抱。
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等人乘飞机返回延安。延安方面也为此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已准备到延安机场迎接。
然而，在途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为飞机失事，叶挺和王若飞、博古等人永远地失去了生命。
与他们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的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扬眉、三子和出生后尚未来得及起名字的幼子阿九。
4月19日，重庆各界为叶挺和王若飞、博古等人举行了有3000多人出席的追悼大会。
在追悼会上，周恩来痛哭失声，沉痛地报告了遇难叶挺等烈士的生平事迹。
当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写道：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叶挺乘坐飞机失事后，周恩来将叶挺的剩余的6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对待，抚育着他们成长……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依然没有忘记叶挺将军，以想喝六安瓜片茶为媒介，来缅怀叶挺将军。
他觉得，喝到了六安瓜片，就是见到了昔日的至交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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