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变形：朝鲜人眼中的三藩之乱更像平行世界|三藩之乱|吴三桂|天子守国门|扭曲变形|明朝|李朝|清朝

被征服的朝鲜

与唐宋时期不同，朝鲜是明帝国不折不扣的属国。李成桂即位不久，便以“权知国事”名义遣使明朝，请求明太祖在李成桂出生地“和宁”及古名“朝鲜之间择一赐国号。尽管朱元璋并不欣赏李成桂自立为王的行为，但对于国号之请还是积极配合，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赐其国号为朝鲜。

这种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的行为，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也是有且只有一次。

此后三百年，中朝使臣往来不绝，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外交礼节与宗藩关系。明朝长期坚持太祖的既定方针，即宽持要求定期朝贡，但不过于干涉其内政。朝鲜亦尊明之正统，视明为天朝上国。甚至仿照中国重新制定一系列礼仪典章、法律制度，实行郡县制，并将儒学作为官方指导思想。

同时，朝鲜王朝也受到明朝在军事外交上的保护。明朝一方面反复要求朝鲜王朝加强国家军事修备，另一方面在辽东设重兵，成为朝鲜国家安全的可靠后盾。尤其是在1592年的壬辰战争中，明朝及时出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的入侵，使朝鲜“藩邦”得以“再造”，确保了朝鲜王朝政权的稳定。

相比之下，朝鲜和清朝的关系更加复杂。后者兴起于建州，介于明朝、蒙古和朝鲜三大势力之间。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为了解除征明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两次发动对朝鲜的征伐。在1627年的丁卯之役后，朝鲜被迫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虽仍然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但后金在朝鲜政治上的影响力却在逐步增强。

此后的十年里，朝鲜与后金在岁币、开市、外交礼仪、毛文龙皮岛驻军和边民越境采参等诸多问题上产生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1636年的皇太极第二次征伐。至此，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断绝与明朝的两百多年宗藩关系。

反清复明情绪

清朝武力征服朝鲜之初，对朝鲜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控制政策。朝鲜王朝成为清朝的物资供应基地，提供金银、绸缎、农产品、大批衣物以及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不少百姓被清强行带走，去到八旗充当奴仆。朝鲜王朝还必须派质子前往沈阳，接受清朝的监视与控制，并协助清军攻打明朝。

在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防止朝鲜王朝与前明势力联合，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都是逐步增强的。这也使得朝鲜加深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文化心态则是清鲜宗藩关系艰难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国，他们的王朝正统性来自于册封，其正统地位也是来自于宗主国王朝的确认。在论及中国中原王朝之正统时，朝鲜的儒学士们甚至比朱熹更为严格朝鲜大儒成海应就认为:

中国自春秋以来，得天下之正统者，唯汉、唐、宋、明四朝，而这四朝之中，只有汉、明得天下而无瑕疵。

与汉朝相比，皇明之世，闺门正于上，权柄不移于下，将帅不敢恣，直士奋舌强谏，朝廷清明纯粹，比汉又过之。

因而在朝鲜看来，明朝才是他们心中完美的正统王朝。与之相比，朝鲜和清人祖先女真的交往中则存在着某种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朝鲜长期处于主动地位，而女真则处于分散被动的状态。在朝鲜人的心目中，女真人是“夷”“虏”“禽兽”，非中华族类，在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直到雍正年间，松窝处士安命夏 (1682-1752) 出东门渡，看到清国征服朝鲜后所建石碑，心里仍然十分激荡：我东方堂堂礼义之国，岂知一朝沦腥膻事夷狄。

在这样的心态下，朝鲜王朝密切关注着中国境内的政治动向。他们始终坚信“胡无百年之运”，祝愿清朝的统治不会长久。鼎革之际，清朝在中原的统治根基未稳，南明与台湾郑氏政权掀起过几波反清浪潮，进一步激发出朝鲜君臣反清复明心理。

三藩之乱爆发

清初，满洲贵族对南方各省实行“以汉制汉”政策，分别册封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为西王、平南王与靖南王。但到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借清政府削藩之议起兵反叛，一时“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

李朝尽可能全面了解具体状况。作为藩属国的朝鲜，他们有可能被要求出兵支援。另一方面，清朝的成败也关系到朝鲜与清宗藩关系是否能得到维系。如果清朝胜利，则朝鲜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屈辱从属”。一旦清朝失利，则可能退到朝鲜西北边境，给朝鲜的安全带来威胁。

朝鲜所获“三藩之乱”情报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以“三藩”为主体的情报，包括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军事布局等，也有吴三桂的个人形象，经济举措等。另有具体战况。这部分的情报数量最多，基本占到总量的1/2。

二是以清朝为主体的情报，主要包括清朝军事状况、皇帝及朝臣的形象以及清朝统治状况及运势走向。

最后。还必须有与朝鲜直接相关的情报。其中包含北京方面对朝鲜与郑经合谋的传闻、对朝鲜趁乱兴兵反清的传闻、清朝欲借兵朝鲜的传闻等等。

期待大清灭亡

在收集的各路情报中。朝鲜对三藩之乱的关注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朝鲜对双方军事力量以及实时战况的掌握。除正常的对战争进程描述，朝鲜使臣带回的基本都是清朝败绩。直到1676年5月，形势逐渐朝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但李朝仍对他们的灭亡持乐观态度。

其二，朝鲜尤其在意宗主的内部矛盾。比如清帝和大臣的形象,民众的生活等等等。虽然认为康熙“非大昏暗”，但坚持认为清朝贪风大振、国不可支。此后更是对清朝方面颇有微词，认为皇帝不恤国事、淫嘻日甚。哪怕局势明显转变，还觉得清朝国之危亡、迫在旦夕！

在这种清朝必亡的虚幻论调中，整个李朝的精英阶层实际上进入了某种自我欺骗状态。为了印证所谓天命，甚至有使臣在归国报告中记录自然灾害。1684 年，赵师锡在燕行途中向吴三桂旧部打探情报，大书清朝所发生的异象。尽管三藩之乱早已结束，台湾郑氏政权也已投降。但在朝鲜士大夫们看来，这些不祥异象都暗示着清朝遭遇严重危机。由于充满主观色彩，因此也被其他学者称之为“偏见性报告”。

当然，朝鲜还密切关注着各类传闻，且大都与台湾郑氏有关。比如在与日本对马岛的情报交流中，得知三藩与台湾郑氏政权共击清国，甚至“风舶万里，侵于贵国地方”。于是，对郑家渡海侵朝的恐惧瞬间笼罩全国上下，直至清军登岛成功才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