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波鲁克
题图/封面｜unsplash
手机里跳出林徽因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消息时，开往大同的动车已经驶入黄昏。北方的秋天，暮色转夜色时有凉意，太阳在远处贴地“飞行”，寻访古建筑的第一步，就是要逃离大城市的热岛。
近几年，重走“梁林路”成为了显学，这也让大同成为驻守首都的古建筑爱好者钟情的目的地之一。从北京出发，前往大同的动车只需要两小时。而以此为起点南下，整个晋北区域里散布着梁林伉俪在近百年前寻访唐构、辽构建筑的足迹。今天不必再像他们那样骑着毛驴在山里摸索，对山西古建筑的寻访，已经完全可以规划在一场三天两夜的短途旅行之中。
（图/unsplash）
隐入深山出于世
不过，这仍然是一段难以“躺平”的旅程。诸多古建筑远藏于小村深山，现代交通的便利只是相对自驾和包车而言。在五台县城，梁思成没有入台怀，而是北行，骑着骡子进入崎岖危险的山里。在初次前往豆村镇的佛光寺时，梁思成就曾给林徽因写信，说这里旅途僻静，风景幽丽，只有近山和远山。如果不开车，这个体验在今天没有多大变化，即便你在修好的柏油路上横躺半晌也不会有人经过，乡村公交车在路口随人而停，时刻令人难以捉摸。
对许多古建筑的探寻并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靠双脚抵达的方式，这可能天然地让它们免受打扰。你需要更丰富的华北小城的生活经验，以及辗转灵活的交通方式，脱离打车软件后只能指哪打哪，也没有共享单车解决“最后的几公里”甚至“最后的十几公里”，在享受古建筑的知识风暴和文化冲击之前，最好先做好坐在“黑车”里和方言斗智斗勇的准备，然后历经刀削面、过油肉、羊肉烧麦和油糕的碳水洗礼，在途中昏昏欲睡。
所以说，大同是个好的出发点，理由是这里设施完善，华严寺、善化寺都位于城区修建的古城里，是访古途中最好迈上去的初层台阶。两座寺庙的门票预约简单，扫码或现场购买都来得及，而且那里讲解团队庞大，一切都显得轻松愉快。游览完走出来，轰炸大鱿鱼和蜜雪冰城是一种安心的城市保障，即便整个古城里遍布的商旅牌子是毫无特点的拟古，作为游客偶尔也会喜欢这样的条通，无论大路还是小路都会明确告诉你这两座古建筑的位置。
2021年5月3日，大同。游客参观云冈石窟。（图/侯宇/中新社）
白天的阳光显得刺眼，把一切照得有些“速食的寡”，可一旦黄昏来了，远处的古城墙便有了塞北的滋味，秋风活泛，叶子哗哗落下，人们同样会在这样的人间里浸古出神。广场上穿着汉服的人对着圆圈一样的灯光直播，远远地看过去，他们只露出一张煞白的脸，倒像那尊在华严寺的山门里抱着碧玉琵琶的魔礼海。
出了大同，只要有车，往五台、太原去都不必太过担心，一路都是这样的人情风景。在荫翳庄重、体感清凉且有略微霉味的古建筑内部感受崇高，建筑外就是摆沙棘、红枣、小米、凉皮碗托的村民。人们偶尔也可以在里面逗一逗黄色的土狗和野猫。
看管的人百无聊赖地穿着冲锋衣窝在椅子里，条件好点的会有用缎面缝制的坐垫和靠垫，他们放着暖壶，刷着手机，然后不停地提醒“不要拍照、不要拍照”。应县木塔的看管人还能兑换现金，满足游客临时抱佛脚的心，虽然扫码拜佛不算新鲜事，但可能电流和5G信号太快，古建筑的老佛寺还没补丁更新，所以这虔诚的能量难通极乐天。
后知后觉方显前人可贵
今时今日的“梁林路”并不是条寂寞的路。你如果是个有志于此的爱好者，会在汗牛充栋的资料里，发现各种游学、旅游团的推送。也许是因为山西省文旅厅的日夜吆喝起了作用，又或许是因为梁、林二人的故事在短视频中被反复诵读得已经足够知名，总之，这条路上很难缺同伴。
古建筑游览的路线已经开发得越发完善，即使在前一天夜里11点下个前往佛光寺、南禅寺的包车订单，对方也会在第二天8点准时来接你。即使在再远的南禅寺里，也能碰到盖章打卡的古建筑爱好者；就算只是在应县木塔的门口发一会儿呆，也能找到或单独或零散结伴的人和你一起拼个解说团。
当然，最好和包车司机说清楚，按照导航上的高速路线走，别为了省高速费而转入各种乡间小路，毕竟佛光寺、南禅寺离稍大一点的城市都要两小时车程，走小路不但让人晕车，也浪费时间。
（图/unsplash）
关于“梁林路”，除去其对中国建筑史的卓越贡献，其实一直有几个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故事非常适合传播。最出名的莫过于日本学者妄称“中国境内已无唐构”，而后被梁、林以行动破除妄言；又比如佛光寺的发现，梁、林从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按图索骥找到此建筑，又因林徽因的远视眼发现关键性的证据，整个过程如同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而整个田野调查又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大义与悲情的色彩更是浓厚。
大同是梁、林在山西的第一站，而在进入山西的地界之前，二人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梁思成是1931年正式加入由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专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此前，这一研究领域已成为西方及日本学者竞相角逐的“战场”。
1932年，梁思成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不但首次释读了《营造法式》中“以材为祖”的制度，还首次指出斗拱在中国建筑史上所占之地位。在独乐寺建筑调查取得这一关键性突破之后，梁思成又马不停蹄地对河北宝坻（今属天津）广济寺三大士殿辽构、河北正定古代建筑做了实测研究。正定存有唐代以降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建筑，这使梁思成对古代建筑制度之演变有了深切认识。
林徽因和五台山佛光寺宁公遇塑像合影。（图/视觉中国）
在此基础之上，梁思成与刘敦桢、林徽因于1933年赴大同调查。大同是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日本学者用力甚深之处，他们试图通过对云冈石窟、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构等建筑进行研究，探明日本古代建筑的源流。在这里，梁思成和刘敦桢合写出《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列出当地辽金建筑的模数单位——材栔的测绘数据，并将之与《营造法式》中的相关规定做了比较研究，使其构造之法得以深入揭示。
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构，并对其模数制度做了深入研究，证实了梁思成1932年在独乐寺调查报告中做出的关键性判断：“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
以上调查研究，使梁思成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充满自信地对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作出总结，献出一部《中国建筑史》。他在这本专著里指出古建筑的“文法”，提出了“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这一开创性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支撑，填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空白。现在的书店里，这本书都会跟山西的旅游书籍摆放在一起。当这些认知越来越清晰，才会有越来越多人踏上路途，正如大洋彼岸对林徽因迟到百年的认可，后知后觉才突显前人可贵。
不过，对于旅行者来说，晋北的古建筑已被铆钉钉在中国历史上，尽数巍峨，是所谓的“上层路线”。它们都有着强烈的主体，扮演着主角的叙事，还有着高光的历史时刻，这些亮点可以被明确地回忆起来。建筑师王澍曾提出过一个观点——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忽略了广大的民居，这让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抓大放小”。这自然是一个需要按不同历史背景来看待的问题。
2016年8月，大同。在九龙壁前留影的孩童。（图/阿灿）
但“梁林路”上，那些跨越时代的唐构、辽构建筑并不是全部。在梁思成写给林徽因的信件中，他的旅途心得同样是让人心驰神往的部分。
每个物件——仰月的脊兽、古长城留下的土坯、云冈石窟里被风化的石砾、有着龙吐珠华丽之姿的斗拱、被学者白谦慎称为“晚明遗子”的书法家傅山写下的“难老”二字、被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重新修葺的壁画、梁林二人以西方古典建筑的学识背景认知的中国型范——数个时空的人和物在眼前交错，如同那些反复重建的柱、梁和披上彩塑的佛像，不同时间可以毫无阻碍地相互依存，才不会变成可笑的骷髅、化为齑粉。
我们的历史和未来，在每一个时间切片上都紧密嵌合着。而当你再次回到格子间里，一切关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不能流动的、不会共通的说法和表象，都将会是不值一驳的谎言。
热门跟贴